河水流过的文明印记——《额尔古纳河右岸》书评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从不是一本单纯的“部族史”，而是用诗意的笔触，为我们展开的一幅鄂温克族在大兴安岭深处，与驯鹿、森林、风雪共生的文明长卷。当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我”，用一生的记忆串联起部族的兴衰——从狩猎迁徙到定居转型，从萨满跳神到现代文明的冲击，额尔古纳河的流水，不仅带走了岁月，更承载着一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对传统的坚守与对命运的从容。 书中最动人的，是迟子建对“人与自然共生”的细腻描摹，每一笔都浸着大兴安岭的凛冽与温柔。鄂温克人以驯鹿为伴，跟着它们追逐苔藓的踪迹迁徙：春天把营地扎在向阳的山坡，看驯鹿啃食新生的灌木；冬天躲进背风的河谷，用松枝燃起篝火，听风雪拍打着桦皮帐篷。“我”的父亲是技艺精湛的猎手，能从雪地上的脚印判断熊的踪迹；母亲擅长鞣制鹿皮，缝出的靴子能抵御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萨满妮浩为了拯救族人，一次次献祭自己的孩子，萨满鼓的声响在森林里回荡，既是与神灵的对话，也是对生命的敬畏。这些场景没有刻意的猎奇，却让我们看见：在远离城市的森林里，生活不是“原始”的代名词，而是人与万物相互依存的智慧——驯鹿提供衣食，森林给予庇护，鄂温克人则用“不滥杀、不掠夺”的规矩，守护着自然的平衡。 而小说最深刻的，是对“文明消逝”的温柔叹息，却从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对过往的深情回望。随着现代文明的渗透，伐木声打破了森林的宁静，公路修到了营地边缘，年轻一代开始向往城市的生活：“我”的儿子安道尔离开森林去城里上学，回来后再也不习惯睡在桦皮帐篷里；族里的人陆续搬去政府修建的定居点，只有“我”和少数人还守着最后的驯鹿群。迟子建没有指责“变迁”的对错，只是平静地记录：曾经用来传递信号的篝火，渐渐被手机取代；曾经热闹的氏族聚会，慢慢变得冷清；曾经能听懂驯鹿语言的猎手，越来越少。这种“平静”里藏着巨大的伤感——不是对现代文明的抗拒，而是对一个民族独特生活方式逐渐远去的不舍。就像额尔古纳河的水，无论如何奔流，都带不走那些刻在血脉里的记忆：萨满的鼓声、驯鹿的铃铛声、族人围坐篝火时的笑声。 书中的“人”，更是森林里最鲜活的风景，每个人都带着自然赋予的坚韧与纯粹。酋长瓦罗加沉稳睿智，在部族面临迁徙与定居的抉择时，始终守护着族人的意愿；萨满妮浩一生都在“牺牲”，却从没有抱怨，她说“神灵选中我，是让我替族人承担苦难”；“我”的丈夫拉吉达，在一次狩猎中为了保护驯鹿，永远留在了暴风雪里，可“我”想起他时，最先浮现的不是悲伤，而是他笑着递给“我”一块烤鹿肉的模样。这些人物没有“英雄”的光环，却有着比英雄更动人的生命力——他们接受自然的馈赠，也承受自然的考验；他们珍惜生命的美好，也坦然面对死亡的降临。在他们眼里，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回到森林的怀抱”，就像落叶归根，驯鹿归林，是自然轮回的一部分。 迟子建的文字，带着大兴安岭特有的“冷”与“暖”——冷的是风雪的凛冽、文明的消逝，暖的是人与人的牵挂、人与万物的温情。她写雪：“雪下得很大，像无数只白蝴蝶在空中飞舞，落在驯鹿的角上，像开了一朵朵白花”；她写驯鹿：“它们低头啃食苔藓时，睫毛上挂着霜，看起来像温柔的老人”；她写族人的离别：“安道尔走的时候，抱着我哭，说‘妈妈，我会回来的’，可我知道，森林留不住他了”。这些句子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额尔古纳河的流水，缓缓淌进心里，带着淡淡的伤感，却也有着治愈的力量。 合上书时，仿佛还能听见额尔古纳河的流水声，还能看见驯鹿群在雪地里留下的一串串脚印。《额尔古纳河右岸》从来不是要“挽留”什么，而是要“记录”什么——记录一个民族曾经的生活，记录人与自然最本真的相处方式，记录那些在时光里渐渐模糊，却不该被遗忘的文明印记。它让我们明白：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温度，每一段过往都有自己的价值，就像额尔古纳河，无论流向何方，都永远记得自己的源头。这，便是迟子建留给我们的礼物：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慢下来，去倾听那些被忽略的声音，去珍视那些即将逝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