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中的精神丰碑——评《鱼我所欲也》

孟子的《鱼我所欲也》，以浅显的比喻、严密的论证，道破了中国人“舍生取义”的价值底色。它既是先秦议论散文的典范，更以穿越两千余年的力量，为世人确立了“义重于利”的道德准则，成为镌刻在民族精神中的价值宣言。 一、以“喻”明理：通俗比喻里的深刻哲思 《鱼我所欲也》最精妙之处，在于用生活化的比喻搭建论证骨架，将抽象的“义利之辨”转化为直观的选择，让深刻哲理变得通俗易懂，却又不失厚重。 开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未谈“生”与“义”，先以“鱼”和“熊掌”设喻——两者皆是世人喜爱之物，但“熊掌”更珍贵，故舍次取优。这个比喻看似简单，却巧妙铺垫了核心逻辑：**当两种珍视的事物无法兼得时，需选择更有价值的一方**。 紧接着，孟子顺势将比喻升华至人生根本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是生命存续的基础，“义”是道德价值的核心，前者是本能的渴望，后者是精神的追求。孟子明确提出“舍生取义”，并非否定“生”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义”具有超越生命的价值——当生命与道德原则冲突时，坚守“义”才是为人的根本。 为强化这一观点，孟子进一步从反面论证：“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他指出，人之所以不做“苟且偷生”之事，是因为有比生命更珍视的“义”；之所以不逃避“祸患”，是因为有比死亡更厌恶的“不义”。这种正反对照的论证，让“舍生取义”的选择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源于人对道德价值的自觉追求，逻辑严密且极具说服力。 二、文外有“骨”：乱世中的道德坚守 《鱼我所欲也》的力量，不止于论证的精巧，更在于其背后孟子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深刻定义，以及对战国乱世道德失序的抗争。 战国中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利”成为许多人行动的唯一准则——各国为争夺土地而连年征战，士人为谋求功名而不择手段，“义”的价值被严重消解。孟子周游列国，目睹太多“见利忘义”的乱象，他写下《鱼我所欲也》，本质上是在为乱世重构道德根基：**人区别于禽兽，不在于能生存，而在于能坚守道德原则；若为了生存放弃“义”，便与禽兽无异**。 文中“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的诘问，更是直指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弊病——面对丰厚的俸禄（“万钟”），有人不顾“礼义”是否允许便欣然接受，却忘了这些利益对精神品格毫无增益，反而会让人迷失本心。孟子批判这种“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的行为，强调“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放弃“义”而追逐“利”，本质上是丧失了为人的根本。这种批判，既是对时人的警醒，也是孟子“仁政”理想在个人道德层面的延伸：唯有每个人坚守“义”，社会才能回归秩序，国家才能走向仁善。 三、千古共鸣：跨越时空的价值坐标 《鱼我所欲也》之所以能流传两千余年，成为中国人的道德标杆，在于它触及了人类永恒的精神命题——“如何在利益与原则间做出选择”，这种思考超越时代，始终与每个人的生活紧密相关。 从古至今，“舍生取义”的精神始终在民族血脉中传承：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生命践行对国家的“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担当坚守对百姓的“义”；即便在和平年代，消防员逆行冲入火海、医护人员坚守抗疫一线，本质上都是“义重于利”的当代实践——他们并非不珍视生命，而是选择了比个人安危更重要的责任与道义。 对普通人而言，《鱼我所欲也》的意义不在于必须经历“舍生”的极端选择，而在于确立“义”的价值优先级：面对利益诱惑时，不做“损人利己”之事；面对原则考验时，不做“妥协退让”之举。它提醒我们，“义”不是遥不可及的道德高标，而是融入日常选择的精神底色——守住这份底色，便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好诠释。 两千多年过去，“鱼”与“熊掌”的比喻仍鲜活如初，“舍生取义”的信念仍激励着世人。《鱼我所欲也》早已超越一篇议论文的范畴，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价值坐标，持续指引着人们在义利之间做出无愧于本心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