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马的悲鸣与时代的叩问——评《马说》

韩愈的《马说》，以短短数百字的寓言，道尽了人才被埋没的千古痛惜。它既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文以载道”的典范，更以犀利的隐喻，刺穿了封建时代“人才遇合”的困境，成为跨越千年仍振聋发聩的人才悲歌。

一、以“马”喻“人”：极简寓言里的深刻批判

《马说》最精妙之处，在于用“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构建起一套直指现实的隐喻体系，以动物寓言的外壳，包裹对人才命运的沉痛思考，字字看似谈马，实则论人。

开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句便定下全文的核心矛盾——人才的价值，需靠“识才者”来发掘；但现实中，能慧眼识珠的“伯乐”，远比资质出众的“千里马”罕见。这看似简单的判断，实则是对封建官场“任人唯亲、埋没贤才”的尖锐批判：不是时代无才，而是掌权者缺乏识才的眼光与用才的胸怀。

文中对千里马遭遇的刻画，更是将这种“埋没之痛”写得入木三分。“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本应驰骋千里的良驹，却被当作普通马喂养，最终在马厩中默默死去，连“千里马”的名号都无人知晓——这正是无数怀才不遇者的命运缩影：有经天纬地之才，却困于底层、屈于庸人，终其一生不得施展。

更令人痛心的是“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的诘问。千里马因“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连基本的粮草都得不到满足，连普通马的水平都难以达到，何谈发挥“千里之能”？这背后，是韩愈对“用才者”的强烈控诉：他们不仅不识才，更不会育才、用才，甚至以对待“常马”的方式对待“千里马”，最终让人才的光芒被彻底遮蔽。全文以“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收尾，用反问强化情感，将“不知马”的批判从“食马者”个体，上升到整个时代的痼疾，余味绵长，引人深思。

二、文外有“愤”：寒门士子的命运呐喊

《马说》的力量，不止于隐喻的精巧，更在于其背后韩愈个人的“切肤之痛”。这篇文章作于韩愈早年仕途失意之时——他出身寒门，自幼苦读，二十五岁中进士，却因无人举荐，连续三次参加吏部考试均告失败，只能四处奔走求告，迟迟不得官职。

文中千里马的“悲鸣”，正是韩愈自身的“愤懑”。他深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残酷：唐代虽有科举制，但门阀制度仍根深蒂固，权贵子弟凭借家世轻易得官，而寒门士子即便才华横溢，若无人赏识举荐，也只能空怀壮志、潦倒一生。他笔下“食马者”的“无知”与“傲慢”，正是对那些手握权柄却昏庸无能、埋没人才的官员的批判；而千里马的“辱”与“死”，则是他对自身命运的担忧，更是对整个寒门士子群体遭遇的同情。

这种“愤懑”并非消极的抱怨，而是积极的呐喊。韩愈一生都在为“人才”发声，他主张“唯才是举”，反对“任人唯亲”，即便后来官至高位，仍不忘提拔后进。《马说》正是他这种理念的集中体现：**人才是时代的瑰宝，而识才、用才，是掌权者的根本责任**。

三、千古共鸣：跨越时代的人才之思

《马说》之所以能流传千年，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在于它触及了一个永恒的命题——“人才与机遇”的关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种“怀才不遇”的困境与“渴望被赏识”的心声，总能引发人们的强烈共鸣。

从古至今，无数有才华的人，都曾经历过“千里马”的困境：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却被流放汨罗；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却终其一生未能实现北伐之志；即便是现代社会，“怀才不遇”“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仍时常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而《马说》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了这种困境，更在于它提醒人们：一方面，“伯乐”的重要性——掌权者需有识才的眼光、用才的魄力，为人才搭建施展的平台；另一方面，“千里马”也需有“毛遂自荐”的勇气，在机遇来临时主动展现自己的价值。

在今天，《马说》依旧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一个时代的进步，离不开对人才的重视；而个人的成长，既需锤炼“千里之才”，也需学会寻找“伯乐”、把握机遇。这篇短小的寓言，早已超越了唐代的时空，成为一曲跨越千年的“人才赞歌”与“时代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