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之死：一代国学大师的最后抉择

1927年6月2日，颐和园昆明湖的水波格外沉静。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身着棉袍，自沉于昆明湖鱼藻轩，留下一纸仅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的遗书，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画上一道令人扼腕的休止符。他的猝然离世，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历史长河，百余年来，关于其投湖的原因，始终众说纷纭，却也始终绕不开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与他内心深处的精神坚守。

谈及王国维之死，最核心的背景是清末民初的“世变”。1912年清王朝覆灭，封建帝制终结，这对以“旧文化”为精神根基的王国维而言，已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他自幼浸润于传统儒学，对传统文化有着近乎信仰的尊崇，而王朝的崩塌，在他眼中不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传统文化体系的瓦解。此后多年，他虽以学术为寄托，在甲骨文、戏曲史、古史考证等领域取得开创性成就，却始终难以摆脱对“文化断层”的焦虑。

1927年的时局，更将这份焦虑推向顶点。彼时，北伐战争节节推进，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旧有的社会秩序被进一步打破。对王国维这样的传统学者来说，北伐所代表的“新势力”与他所坚守的“旧传统”形成尖锐对立，他担忧时局的动荡会彻底摧毁残存的传统文化，更恐惧自身所秉持的学术理念与精神立场在新时代无容身之地。“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中的“辱”，并非单纯的个人屈辱，更多是对文化尊严将遭践踏的预判，是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抉择。

除了时代背景，王国维的个人性格与精神世界也深刻影响了他的选择。他性格内向孤介，心思缜密却不善变通，对学术有着极致的追求，也对精神世界的纯粹性有着严苛的要求。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他始终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既不认同北洋政府的统治，也对新兴的革命力量感到陌生。这种“无所归依”的孤独感，在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愈发强烈。他曾对友人说“时局如此，余亦无可为”，言语间满是无力与绝望——当自己毕生守护的文化根基摇摇欲坠，当学术研究的环境不复存在，他选择以最决绝的方式，守护内心的精神底线。

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王国维之死与“君臣之义”有关。他曾担任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虽无实权，却始终以“旧臣”自居，对溥仪抱有知遇之恩的感念。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紫禁城，王国维曾悲愤欲绝，甚至欲投神武门殉清，后经友人劝阻才作罢。1927年，传闻北伐军将对“清室遗老”采取行动，王国维担心溥仪的安危，更无法接受“旧主再辱”，于是以死明志，践行了传统士大夫“忠君”的道德准则。这种说法虽有争议，却也折射出传统伦理观念在他心中的分量。

无论具体原因如何，王国维的投湖自尽，都不是一场简单的“绝望殉清”，而是一位传统学者在时代转型期的精神悲剧。他用生命诠释了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也用死亡映照出新旧文化碰撞下的痛苦与迷茫。百余年后，当我们重读他的《人间词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仍能感受到他学术思想的光芒；而他的死因，也始终提醒着我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守护文化的根脉，如何在变革中保持精神的独立，是一个永恒的命题。王国维的死，是旧时代的落幕，却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文化、信仰与抉择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