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抗战烽火中的坚守与担当
在20世纪的中国，战火纷飞，山河破碎，一位学术巨擘在风雨飘摇中，以笔为剑，捍卫着民族的文化尊严，他就是陈寅恪。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岌岌可危，紧接着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陈寅恪不再仅仅局限于书斋之中，他联合吴宓、叶崇智、俞平伯等一众学者，向当局请愿并公开致电，言辞激烈地痛斥投降主义，坚定地请求政府坚决抵抗。在那封刊登于1932年3月5日北平《世界日报》，名为“陈寅恪吴宓等电国府，质问对日方针”的电文中，他将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比作岳飞，把悲观论者和投降派比作秦桧，义正言辞地要求政府速作决断，给国民一个明确交待 。同期，作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一员，陈寅恪还参与捐薪，为十九路军的伤兵救护工作贡献力量。他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对日寇侵华的愤恨，忧思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迅速沦陷。陈寅恪的父亲，国学大家陈三立，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最终绝食五日，忧愤而死。料理完父亲的丧事，陈寅恪毅然随校南迁。此时的他，不仅承受着丧父之痛，还面临着右眼视网膜脱落的困境。但他不顾医生的劝阻，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和复明的希望，只为尽快离开沦陷区。在颠沛流离的途中，他的藏书遭遇不幸。寄往长沙的藏书，到达后便悉数毁于战火；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在绕道昆明的路上也大量被盗。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艰难情况下，陈寅恪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和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后来，陈寅恪前往香港，出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香港物价高昂，生活极为不易，他连私立幼儿园的学费都难以支付，一家人生活拮据。1941年12月8日，日军轰炸九龙启德机场，随后九龙、香港相继陷落。日军占领期间，粮食奇缺，社会秩序大乱。陈寅恪一家也未能幸免，不仅要忍受饥饿，还时常面临日军的骚扰威胁。有一次，日军某部看中了他们居住楼房的地理位置及旁边的空地，勒令全楼居民限时搬空用以驻军。陈寅恪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精通日语的能力，与房东及几位年长者出面和日军交涉，要求缓迁几日。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的暴行无处不在。戒严期间的一天深夜，附近一户人家的五个女儿全部遭到日军强暴。陈寅恪的长女当时刚上初中，为了保护她，母亲立刻将她头发削剪成男童发式，穿上父亲为赴英伦所缝制的衬衫，装扮成男孩子，由父亲送走暂避。步行途中，每经过日军关卡，父女二人都胆战心惊，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危险。
随着日军占领时间的延长，食物愈发紧缺。在这艰难时刻，有人雪中送炭，陈乐素先生扮成携子回乡的难民，冒着生命危险，绕路把米送到陈寅恪家；冼玉清教授派人送来可通行使用的港币，虽然陈寅恪夫妇谢而未收，但这份情谊他们始终铭记于心 。然而，也有人心怀不轨。2月中旬旧历年底，有人送来整袋面粉，来路不明，陈寅恪夫妇坚决不肯接受。春节过后不久，一位自称是陈寅恪旧日学生的中年男子来访，实则是奉命请他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北平任教。之后又多次来人，陈寅恪只能卧床称病拒绝。原来，日本方面和汪伪组织对他威逼利诱，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派人劝降，许诺荣华富贵；北平的伪“北京大学”以伪币千元月薪诱招；香港日本总督及汉奸甚至想用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托他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查教科书等。但陈寅恪始终坚守底线，不为所动，他铭记着父亲的死，牢记国仇家恨，坚决不做日本人的鹰犬。
1942年，在朱家骅的秘密营救下，陈寅恪一家乔装打扮，躲过日军监视，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混进一艘运粮的小商船，逃离香港。在船上，陈寅恪感慨万千，写诗叹道：“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夷犹。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待崩离早白头。”
离开香港后，陈寅恪一家辗转多地，最终于1943年冬抵达成都，暂时任教于成都燕大。在成都燕大，他克服身体和生活上的困难，继续讲授“唐史”“元白刘诗课”和“晋至唐史专题研究” 。他的课堂不仅吸引了众多学生，连燕大和其他大学的教师，如金陵大学国文系主任高文、讲师程千帆等，也几乎每节课都来听讲并详细做笔记。在此期间，他还完成了11篇重要论文，其中有关元白诗的9篇，后来收入《元白诗笺证稿》，成为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完成了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 。然而，长期的劳累和艰苦的生活条件，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就在这一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左眼也看不清了。尽管在成都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并未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邀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可数月奔波后，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陈寅恪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是一个学者在国家危亡时刻的抗争与坚守。他以学术为志业，在战火纷飞、生活困窘、身体患病的艰难处境下，始终保持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自己的方式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力量。他的事迹和精神，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困境时坚守信念，勇毅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