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暗夜铸剑——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的生死博弈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爆发，国民党反动派举起屠刀，将昔日的革命盟友推入血泊——三个月内，中共党员从近6万人锐减至1万余人，党的地方组织被摧毁过半，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秘密迁回上海。这座被租界分割、暗流涌动的“东方魔都”，既是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盘踞的巢穴，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中绝地求生的“隐蔽战场”。正是在这样的生死绝境中，1927年11月，经周恩来倡议并直接领导，**中央特科**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情报保卫机构，它如同一把隐匿于暗夜的利剑，在敌人眼皮底下构建起保卫党中央、获取情报、惩处叛徒的秘密战线，以鲜血与智慧书写了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
一、临危诞生：白色恐怖下的“护党之盾”
中央特科的成立，并非偶然的军事部署，而是党在反革命围剿中“求生图存”的必然选择。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犬牙交错，巡捕房、警察局、国民党特务机关（如后来的中统）、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相互勾结，密布的暗探与无处不在的监视，让党中央的每一次会议、每一次文件传递都面临灭顶之灾。
1. 成立背景：从“公开斗争”到“隐蔽防御”的战略转向
大革命时期，党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开展工农运动，无需专门的情报保卫机构。但反革命政变后，党的生存环境发生根本改变：
-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同时明确提出“必须建立严密的秘密组织，保障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安全”；
- 同年10月，中央机关迁至上海后，周恩来发现：国民党特务已开始通过跟踪、监听、收买叛徒等手段搜捕中央领导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瞿秋白、李维汉等多次遭遇暴露风险，甚至连中央秘书处的文件传递都需通过黄包车夫秘密夹带。
正是在这种“随时可能全军覆没”的危机中，周恩来向中央提出：“必须建立一支绝对忠诚、纪律严明、手段专业的秘密队伍，专门负责保卫中央、搜集情报、清除内奸，否则党无立足之地。”1927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成立“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由周恩来担任第一任负责人（化名“伍豪”），办公地点秘密设在上海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号），对外以“新新公司批发部”为掩护。
2. 核心使命：三大任务筑牢“隐蔽防线”
中央特科从诞生之初，就明确了三项不可动摇的核心使命，这三大任务也贯穿了其8年存续期的始终：
- 保卫党中央安全：负责中央机关（如中央政治局、中央秘书处、中央军委）的秘密驻地选址与警戒，护送中央领导人在上海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往返，防范敌人的搜捕与暗杀；
- 搜集战略情报：深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租界巡捕房、帝国主义情报机构，获取敌人“清剿”革命根据地、镇压地下党的计划，为党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 惩处叛徒与敌特：对出卖党组织、杀害同志的叛徒，以及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租界暗探进行秘密惩处，震慑敌人，纯洁党的队伍。
二、组织架构：分工严密的“秘密战斗体系”
中央特科并非松散的“地下武装”，而是参照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隐蔽战线的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构建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又相互监督的四级组织体系。鼎盛时期（1929-1931年），特科成员约200人，每个人都有化名与公开职业（如商人、记者、学徒、佣人），彼此之间实行“单线联系”，确保“一人被捕，不牵连全局”。
1. 总务科（一科）：党中央的“隐形管家”
总务科由洪扬生（化名“洪先生”）负责，是特科的“后勤中枢”，承担着最琐碎却最关键的保障工作，被称为“党中央的大管家”。其具体职责包括：
- 秘密机关建设：在上海各区（如闸北区、法租界霞飞路）租赁房屋，设立中央机关的“秘密据点”——这些据点分为“办公点”（如中央政治局会议室，设在上海浙江中路112号的一栋石库门内）、“住宿点”（如周恩来、邓颖超的住所，对外称“周先生的家庭公寓”）、“交通站”（负责文件传递与人员接待，多以“杂货店”“烟纸店”为掩护），每个据点使用不超过3个月，避免暴露；
- 物资与经费管理：保管党的秘密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援助与地下党员缴纳的党费）、武器弹药（多为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手枪、炸弹，藏在特制的木箱或墙壁夹层中），为中央领导人提供日常生活物资（如衣物、药品），甚至包括为领导人伪造身份文件（如护照、居住证）；
- 应急与善后：一旦有同志被捕，总务科需立即通过租界律师（如特科聘请的法国律师巴和）进行营救；若同志牺牲（如行动科成员在战斗中牺牲），则负责收敛遗体、安置家属，避免暴露身份。
2. 情报科（二科）：插入敌人心脏的“利刃”
情报科是特科的“核心战力”，由陈赓（化名“王庸”）担任科长，其工作原则是“打进去、拉出来”——既要选派党员打入敌人内部，也要争取敌人阵营中的进步分子为党提供情报。这一科室创造了多项“隐蔽战线奇迹”：
- “龙潭三杰”的潜伏传奇：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人分别打入国民党核心情报机构：钱壮飞担任国民党中统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掌握中统所有秘密电报密码），李克农在上海担任中统“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股长（负责监听中共电台），胡底则在天津担任中统“北方通讯社”社长（负责搜集北方地区的中共情报）。三人组成“铁三角”，将中统的核心情报（如“围剿”红军的计划、搜捕地下党的名单）源源不断传递给中央，被周恩来称为“龙潭三杰”（“龙潭”比喻敌人内部的凶险环境）；
- 争取“反间谍关系”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高级侦探”，同时与租界巡捕房关系密切。陈赓通过接触发现，杨登瀛虽为国民党工作，但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满，且同情革命。经周恩来批准，特科决定“争取”杨登瀛——不仅为他提供经费，还帮他解决工作难题（如帮他在巡捕房打通关系），最终杨登瀛成为特科在敌人内部的“关键线人”。1930年，杨登瀛提前告知特科“国民党将逮捕瞿秋白”的情报，使瞿秋白成功转移；他还多次在巡捕房“搜查”中共机关时，故意“通风报信”，让特科人员安全撤离；
- 构建情报网络：除了核心潜伏人员，情报科还在上海的警察局、海关、邮局甚至外国驻沪领事馆发展了数十名“外围情报员”，形成覆盖政治、军事、经济的情报网络。例如，特科在上海邮局发展了一名分拣员，能提前获取国民党特务邮寄的“搜捕令”；在海关发展了一名验货员，可协助革命同志携带秘密文件出入境。
3. 行动科（三科）：令敌人胆寒的“红色利剑”
行动科又称“红队”（因队员多佩戴红色袖标作为识别标志），也被敌人称为“打狗队”，由顾顺章（早期负责人，后叛变）、邝惠安（顾顺章叛变后接任）领导，是特科的“武装力量”，主要负责“武装保卫”与“清除叛徒”，其行动原则是“精准、迅速、不留痕迹”。
行动科的经典行动包括：
- 镇压叛徒何家兴、贺治华：1928年，中共党员何家兴、贺治华夫妇（贺治华是朱德的前妻）因贪图钱财，出卖了中共中央委员罗亦农的住址，导致罗亦农被捕牺牲。特科决定对二人实施惩处——1928年4月，行动科队员伪装成“送货员”，潜入何家兴夫妇在上海的住所，当场击毙何家兴，贺治华被击伤（后逃往苏联），此次行动震慑了所有动摇分子，让叛徒明白“出卖党将付出生命代价”；
- 清除特务白鑫：白鑫曾是中共党员，1929年在上海担任中央军委秘书期间，因害怕斗争艰苦，叛变投敌，出卖了中央军委负责人彭湃、杨殷等人，导致彭湃、杨殷于1929年8月被捕牺牲。特科将白鑫列为“头号清除目标”——队员们通过跟踪，摸清白鑫躲在国民党特务保护下的住所（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并掌握了他计划逃往南京的时间。1929年11月11日晚，当白鑫在特务护送下准备上车时，行动科队员突然冲出，当场将白鑫击毙，同时击伤两名特务，此次行动被称为“霞飞路喋血”，成为特科历史上最著名的“除奸行动”；
- 保卫中央会议：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行动科队员伪装成“小贩”“黄包车夫”，在会议地点周围布下警戒圈，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如特务、巡捕），立即以“吵架”“碰瓷”等方式干扰，确保会议安全进行。
4. 无线电通讯科（四科）：党和根据地的“千里眼、顺风耳”
无线电通讯科成立于1929年，由李强（化名“李硕勋”，后成为我国无线电事业奠基人）担任科长，是特科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科室。在此之前，党与各革命根据地（如井冈山、赣南根据地）的联系完全依靠“交通员”——徒步或骑马穿越敌人封锁线，传递一封文件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且随时可能被捕。无线电通讯科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 研制第一台“红色电台”：1929年，李强在上海一间秘密阁楼里，用从旧货市场买来的零件（如真空管、线圈、电池），历时三个月，成功研制出党的第一台收发报机（功率50瓦，可实现上海与香港、广州的通讯）。为了避免被敌人监听，李强还发明了“密码通讯”——将电报内容用自编的密码本（如用古诗词、成语作为暗号）加密，敌人即便截获电报，也无法破译；
- 建立秘密电台网络：1930年，特科派伍云甫、曾三等人前往中央苏区，建立苏区第一个电台；1931年，又在上海、香港、武汉、天津等地建立秘密电台，形成覆盖全国主要革命根据地的无线电通讯网络。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次通过电台收到上海党中央发来的指示，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有了‘顺风耳’，再也不用等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送文件了！”
- 培养第一批“红色报务员”：无线电通讯科在上海秘密开设“报务员培训班”，学员多为进步青年（如后来的无线电专家王诤），培训内容包括无线电原理、收发报技术、密码破译等。为了保密，培训班设在法租界的一栋公寓里，对外称“英语补习班”，学员白天学习英语（作为掩护），晚上学习无线电技术，这批报务员后来成为党和军队通讯事业的骨干。
三、生死博弈：特科史上的经典战役与危机
中央特科的8年历程，是一部“在刀尖上跳舞”的历史——每一次情报传递、每一次除奸行动、每一次电台通讯，都伴随着生与死的考验。其中，“顾顺章叛变危机”与“营救任弼时、关向应”等事件，最能体现特科的智慧与勇气。
1. 顾顺章叛变：一场险些摧毁党中央的“灭顶危机”
1931年4月，时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同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武汉执行任务时因生活腐化（嫖娼）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顾顺章早年参加工人运动，曾是特科的核心骨干，但在白色恐怖的压力下早已动摇，被捕后立即叛变，并声称“我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所有秘密，只要带我去上海，我可以把周恩来、瞿秋白等人一网打尽”。
这是中央特科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顾顺章掌握着特科的组织架构、秘密据点地址、所有成员的化名与公开身份，甚至知道“龙潭三杰”在国民党内部的潜伏情况。幸运的是，这一情报被“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截获：
- 1931年4月25日晚，钱壮飞在南京中统局值班时，收到武汉特务机关发来的“加急电报”，内容是“顾顺章叛变，已押往南京，不日将赴上海搜捕中共中央”。钱壮飞意识到情况危急，立即将电报内容抄录下来，连夜派女婿刘杞夫（特科交通员）乘火车赶往上海，将情报交给特科情报科的李克农；
- 李克农收到情报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前往周恩来的秘密住所汇报。周恩来在短短48小时内，指挥特科展开“紧急大转移”：销毁所有秘密文件，撤离中央机关的所有据点，安排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等领导人转移至新的隐蔽地点，同时通知“龙潭三杰”撤离（钱壮飞从南京逃往上海，李克农、胡底从上海、天津转移至中央苏区）；
- 4月27日，顾顺章在国民党特务的护送下抵达上海，带领特务前往中共中央的原据点搜捕，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哀叹：“顾顺章叛变本是‘破获中共中央’的天赐良机，却因钱壮飞的预警，让中共中央逃过一劫。”
顾顺章叛变后，虽然出卖了部分特科外围成员，但党中央的核心力量得以保全。此次危机也让特科意识到“内部纯洁”的重要性，此后周恩来进一步加强了特科的纪律建设，规定“所有成员必须断绝与过去的社会关系，不得擅自与非特科人员接触”。
2. 营救被捕同志：在敌人“牢笼”中撕开缺口
除了保卫中央与惩处叛徒，营救被捕同志也是特科的重要任务。由于上海存在租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国民党特务在租界内搜捕中共党员需通过“租界巡捕房”，这为特科的营救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机”——特科通过杨登瀛等线人，以及聘请租界律师，利用“租界法律”与“国民党与租界的矛盾”，多次成功营救被捕同志。
- 营救任弼时：1929年11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在上海主持江苏省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特科立即展开营救：一方面，通过杨登瀛向巡捕房“打招呼”，称“任弼时只是普通进步青年，并非中共重要人物”；另一方面，聘请法国律师巴和为任弼时辩护，巴和在法庭上以“证据不足”为由，要求释放任弼时。最终，巡捕房仅以“违反租界治安条例”为由，判处任弼时“监禁40天”，40天后任弼时被特科秘密接出，安全脱险；
- 营救关向应：1931年，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关向应在上海被捕，同时被搜出一本秘密文件（用密码书写）。国民党特务大喜过望，试图通过破译文件找出更多中共党员。特科情报科立即行动：李克农通过在中统的关系，得知敌人正请“密码专家”破译文件，便派特科成员伪装成“密码爱好者”，接近那位专家，故意提供“错误的破译思路”，拖延破译时间；同时，杨登瀛向租界巡捕房施压，称“关向应的身份尚未确认，不应移交国民党特务机关”。最终，由于文件迟迟无法破译，巡捕房只能将关向应释放，特科成功将其营救。
四、落幕与遗产：暗夜星光照亮后来之路
1933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上海的“白色恐怖”（如大规模搜捕租界内的中共机关），加上中共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影响（如盲目要求特科开展“公开武装斗争”，违背隐蔽战线的工作原则），特科的秘密据点接连被破坏，多名核心成员被捕牺牲。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同年9月，随着最后一批特科成员撤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中央特科正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尽管中央特科仅存在8年，但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不可替代，留下了三大宝贵遗产：
1. 开创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体系
中央特科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摇篮”——它首次建立了“情报搜集、武装保卫、通讯联络、后勤保障”四位一体的隐蔽工作体系，制定了“单线联系、化名保密、隐蔽职业、纪律严明”的工作原则，这些原则和体系被后来的中共中央社会部（1939年成立）、中央情报部（1941年成立）继承并发展，成为党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基本框架”。例如，特科首创的“单线联系”制度，至今仍是情报工作中保障人员安全的核心原则；其“打进去、拉出来”的情报策略，也为后来的地下党工作提供了方法论借鉴。
2. 培养隐蔽战线的“骨干力量”
中央特科8年存续期间，培养了一批忠诚于党、能力卓越的隐蔽战线人才，这些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情报、通讯、保卫工作的核心骨干：
- 情报与保卫领域：陈赓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大将，长期负责军队情报工作；李克农成为新中国唯一一位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上将，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主持全国隐蔽战线工作；钱壮飞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但他的情报贡献被永远铭记，被誉为“隐蔽战线的英雄”；
- 通讯领域：李强后来成为我国无线电事业和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主持研制了新中国第一台收发报机，为国防通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伍云甫、曾三等人则成为中央军委通讯部门的负责人，构建了人民军队的通讯网络。
这些从特科走出来的干部，带着特科时期积累的斗争经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隐蔽战线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为革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3. 铸就“忠诚奉献、隐蔽战斗”的特科精神
中央特科成员大多长期生活在“黑暗”中——他们不能公开身份，不能与家人团聚，甚至在牺牲后都无法留下真实姓名，却始终坚守对党的忠诚，用生命践行“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这种“甘当无名英雄、誓死保卫党中央”的精神，后来被概括为“特科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行动科成员邝惠安在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年仅28岁；无线电通讯科的报务员们，在上海的阁楼里日夜监听、发送电报，时刻面临被特务搜查的风险，却从未泄露过任何一份情报。他们的事迹，诠释了共产党人在“隐蔽战场”上的信仰与担当。
五、历史回响：永不褪色的“暗夜星光”
如今，上海云南中路171号（中央特科旧址）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斑驳的石库门建筑里，陈列着特科成员使用过的收发报机、手枪、密码本，无声诉说着那段“在刀尖上跳舞”的岁月。中央特科虽已落幕，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远超“一个情报机构”的范畴——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中“绝境求生”的见证，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两条战线”（武装斗争与隐蔽战线）相互配合的典范。
从中央特科到新时代的隐蔽战线工作，变的是斗争环境与任务，不变的是“对党忠诚、服务人民”的初心。中央特科留下的不仅是制度与经验，更是一种精神力量——它提醒后人：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除了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英雄，还有无数“隐蔽在黑暗中”的战士，用生命与智慧守护着党和人民的希望。这些“暗夜中的星光”，永远闪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