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后同辉：李治与武则天的权力交响
陕西乾陵的无字碑前，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静静矗立，跨越千年诉说着一段特殊的帝后传奇。他们的关系始于宫廷邂逅，终于权力传承，既有少年情愫的羁绊，更有政治舞台上的携手与博弈，共同塑造了初唐向盛唐过渡的关键历史阶段。这段交织着爱恨与权术的过往，远比后世戏说更为厚重深刻。
感业寺重逢：从才人到昭仪的命运转折
贞观十一年（637年），十四岁的武则天因容貌出众被选入宫中，封为正五品才人，赐号“武媚”。此时的李治刚被立为太子，年方十五，两人在太宗后宫中有过交集却始终身份悬殊。这段初识时光并未留下太多波澜，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驾崩，按照唐代规制，无子女的嫔妃需入感业寺为尼，武则天的人生似乎就此定格在青灯古佛之间。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永徽元年（650年）五月，李治在太宗周年忌日前往感业寺进香，与武则天意外重逢。《唐会要》记载，彼时两人“相顾落泪”，武则天一句“妾感业寺中，每念陛下，食不知味”道尽思念，也唤醒了李治少年时的情愫。这份重逢的悸动，恰与当时后宫的权力格局形成共振——王皇后正苦于萧淑妃专宠，得知帝妃私会后，竟主动提议将武则天召回宫中以离间对手，这一提议正中李治下怀。
永徽二年（651年），武则天褪去僧袍重返后宫，被封为二品昭仪。这次回宫成为她人生的重要跳板，也开启了与李治的深度羁绊。相较于王皇后的刻板与萧淑妃的骄纵，武则天兼具聪慧机敏与察言观色的能力，不仅对李治体贴入微，更能精准捕捉他的政治诉求，很快便赢得独宠。永徽三年（652年）长子李弘的出生，更让她在后宫的地位愈发稳固，为后续的权力攀升奠定了基础。
废王立武：一场重塑皇权的政治革命
武则天的崛起必然引发旧有势力的抵触，而“废王立武”之争则成为她与李治联手撬动朝堂格局的关键一役。永徽五年（654年），安定公主夭折事件成为导火索——王皇后探望刚出生的公主后，婴儿莫名夭折，武则天趁机向李治哭诉，使高宗最终认定“后杀吾女”，萌生了废后之意。但这一想法立刻遭到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大臣的强烈反对，一场围绕皇后废立的政治博弈就此展开。
当时的长孙无忌身为文德皇后之兄、开国功臣，与褚遂良、韩瑗等大臣掌控朝政，形成强大的门阀势力，严重制约着皇权。李治虽为天子，却常感权力受限，而“废王立武”恰好成为他打击元勋集团的契机。武则天则敏锐地抓住这一政治共鸣，与李治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为争取支持，李治与武则天亲赴长孙无忌府邸，以赏赐金宝、提拔其庶子为诱饵暗示意图，却遭长孙无忌“顾左右而言他”的冷遇；武则天之母杨氏多次登门请求，亦被正色拒绝。
软攻无效后，帝后二人转而采取强硬手段。永徽六年（655年），李治以“阴谋下毒”罪名废黜王皇后与萧淑妃，将其家族流放岭南；同年十月，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显庆四年（659年），武则天指使亲信许敬宗诬陷长孙无忌谋反，李治顺水推舟将其削爵流放，最终导致长孙无忌自缢身亡。户部尚书高履行、太子太师于志宁等反对派也纷纷被贬，门阀势力遭受毁灭性打击。这场看似后宫争宠的事件，实则完成了皇权的集中强化，为后续的政治改革扫清了障碍。
二圣临朝：权力共生的帝后新格局
显庆五年（660年），李治患上风疾，出现头昏目眩、视力模糊的症状，无法正常处理政务，武则天开始正式参与朝政决策，开启了“二圣临朝”的特殊政治模式。起初，武则天仅在幕后协助处理奏章，但她的政治才能很快显现——制定《建言十二事》，提出劝农桑、薄赋徭、广言路等务实政策；改革科举制度，创设殿试，为寒门子弟开辟晋升通道，逐渐赢得朝堂上下的认可。
麟德元年（664年）的“废后风波”成为两人权力关系的重要考验。当时李治因不满武则天专权，密令宰相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却被武则天及时察觉。面对武则天的声泪俱下与据理力争，李治最终退缩，甚至将责任推给上官仪。事后，武则天借机铲除上官仪及其党羽，彻底巩固了自身地位。经此一役，李治不再试图制衡武则天，反而形成“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天子拱手而已”的局面，两人正式并称为“二圣”，共同出现在朝堂之上处理政务。
在“二圣”共治的十余年间，帝后二人配合默契，推动唐朝国力持续提升。政治上，打击门阀之余，大力扶植庶族地主阶级，任用狄仁杰、娄师德等一批贤才；军事上，恢复安西四镇，设置北庭都护府，巩固边疆防务；经济上，兴修水利，推广屯田，促进农业发展，人口数量大幅增长；文化上，组织编纂《列女传》《臣轨》等典籍，推动唐诗与艺术创作走向繁荣。麟德二年（665年），武则天以“太后配享”为由，主动要求在泰山封禅中担任亚献，打破传统礼制，其政治影响力可见一斑。
权力传承：从共治到独掌的历史必然
上元二年（675年），李治病情加重，曾提出禅位于武则天，却因宰相郝处俊以“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的传统观念劝谏而搁置。武则天深知传统礼法的束缚，转而通过培养“北门学士”等方式，进一步削弱宰相权力，构建自己的政治班底。同年，太子李弘病逝，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却因与武则天政见不合，于调露二年（680年）被废为庶人，英王李哲（后改名李显）成为新太子，皇权传承的主导权逐渐落入武则天手中。
永淳二年（683年）十二月，李治在洛阳贞观殿驾崩，遗诏“军国大事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将权力平稳过渡给武则天。此后，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先后废黜中宗李显、软禁睿宗李旦，最终在天授元年（690年）改唐为周，自立为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这一结局看似是武则天个人野心的实现，实则是“二圣”共治以来权力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李治的信任与放权、武则天的政治才能与野心，共同促成了这一打破历史传统的变革。
李治与武则天的关系，始终游走在情感与权力的双重维度中。从感业寺的重逢之泪到“废王立武”的政治同盟，从“二圣临朝”的携手共治到权力传承的无缝衔接，他们既是相知相伴的夫妻，更是配合默契的政治伙伴。李治并非传统认知中“懦弱无能”的君主，他以“废王立武”实现皇权集中，借武则天之手完成政治改革，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武则天则以过人的胆识与才能，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中突破束缚，最终登上权力巅峰。
乾陵的松柏依旧苍翠，无字碑上的空白承载着后人无尽的评说。李治与武则天共同书写的这段历史，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既留下了打击门阀、完善科举的政治遗产，也开创了女性参政的特殊范例。他们的故事证明，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命运与时代格局相互交织，而那些突破常规的勇气与智慧，终将成为不朽的历史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