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兼并战争与制度变革的大一统前夜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因《战国策》记载其历史而得名，上承春秋“礼崩乐坏”的动荡，下启秦汉“大一统”的格局，是中国历史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奴隶制向封建制全面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周王室彻底沦为“象征性共主”，“霸政”逻辑被“兼并”逻辑取代，列国以“变法图强”为生存根本，以“消灭他国、统一天下”为终极目标，最终由秦国通过百年积累完成统一，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与文化认同的基石。
一、时代序幕：秩序崩塌与七雄格局的形成
战国与春秋的分界，并非单一时间节点，而是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两大政治变革为核心，伴随周王室衰微、战争形态升级，逐步完成格局转换。这一过程不仅打破了春秋时期“诸侯并列”的平衡，更催生了以“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为核心的全新政治生态。
1. 周王室的“消亡”：从“共主”到“小国”
春秋末期，周王室已丧失对诸侯的控制力，而战国时期，其地位进一步跌落至“诸侯国间的小邦”：
- 疆域萎缩：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王畿”仅剩洛邑周边百里之地；战国初期，又因王子朝之乱（公元前520年-公元前505年），部分土地被郑国、晋国侵占，最终仅余洛邑及周边小块区域，面积不及七雄中最小的韩国。
- 财政枯竭：王室失去“诸侯朝贡”这一核心收入来源，经济依赖大国资助。公元前307年，周赧王为支持秦国，向民间借债组建军队，最终无力偿还，躲进王宫高台避债，“债台高筑”的典故便源于此；周王室甚至需派使者向秦国“献地”“献九鼎”，换取短暂生存。
- 内部分裂：公元前314年，周王室因王位继承矛盾，分裂为“东周国”（都巩，今河南巩义）与“西周国”（都王城，今河南洛阳），两国互不隶属，反而依附秦、韩等大国，彼此攻伐，彻底丧失“共主”的最后尊严。公元前256年，西周国因联合诸侯抗秦，被秦昭襄王灭亡；公元前249年，东周国被秦国相国吕不韦率军吞并，周王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2. 关键变革：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
这两大事件是春秋“卿大夫专权”的最终结果，也是战国格局形成的标志：
- 三家分晋（公元前453年-公元前403年）：晋国在春秋时期是霸主国，但自晋文公设立“六卿”后，卿大夫势力逐渐凌驾于诸侯之上。经过百年兼并，六卿最终仅剩赵、魏、韩三家。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联合消灭最强大的智氏，瓜分晋国土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晋国灭亡，赵、魏、韩三国（史称“三晋”）成为战国初期的重要力量。
- 田氏代齐（公元前386年）：齐国是春秋首霸之国，其政权长期由姜太公后裔（吕氏）掌控。春秋末期，陈国公子完（田氏始祖）的后裔通过“施恩于民”（如大斗借出粮食、小斗收回）收买民心，逐步取代吕氏权力。公元前391年，田和将齐康公放逐到海上，自立为齐君；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册封田和为诸侯，吕氏齐国灭亡，田氏齐国（史称“田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3. 七雄并立：列国的地缘格局与初始实力
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后，战国七雄的格局正式形成，各国因地理位置不同，拥有不同的初始优势与发展困境：
- 东部齐国：地处山东半岛，坐拥渔盐之利与肥沃平原，农业发达、商业繁荣，都城临淄是战国时期最大城市之一（人口超30万），田氏代齐后国力稳定，是东部地区的核心强国。
- 南部楚国：疆域最广（涵盖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但贵族势力强大，政治效率低下，春秋末期虽经吴起变法短暂崛起，却因变法中断未能持续强化。
- 西部秦国：地处关中平原，背靠陇山，东有函谷关天险，易守难攻，但长期被中原视为“夷狄”，经济落后、文化闭塞，战国初期实力较弱，是七雄中不起眼的“西部边陲国”。
- 北部燕国：地处今北京、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疆域辽阔但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与匈奴等游牧民族接壤，长期专注防御，战国中期前实力较弱，是七雄中的“边缘者”。
- 中部三晋：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魏（前期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后期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韩（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三国地处中原腹地，交通便利但“四战之地”，无天险可守，既要彼此竞争，又要抵御秦、齐、楚的进攻，地缘环境最为恶劣。其中，魏国因率先变法，成为战国初期的“首霸”；赵国后期通过“胡服骑射”崛起，成为秦国东进的最大障碍；韩国则因疆域最小、实力最弱，始终处于“被欺凌”的地位，被称为“七雄中的小透明”。
二、核心主线：变法图强——列国生存的唯一出路
战国时期，“弱肉强食”是铁律：若不通过制度变革提升国力，轻则丧失土地，重则被他国灭亡。因此，“变法”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从魏国李悝变法到秦国商鞅变法，变法的深度与持续性，直接决定了各国的命运——变法越彻底、执行越持久，国家实力越强；反之，则迅速衰落。
1. 魏国首霸：李悝变法与“战国第一支精锐”的诞生
魏国是战国时期首个推行全面变法的国家，其变法者是法家先驱李悝，推动者是魏文侯（公元前445年-公元前396年在位）——这位君主以“任人唯贤”著称，不仅重用李悝，还招揽了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人才，构建了战国初期最强的“人才天团”。
李悝变法的核心是“破除旧制、强化集权、提升国力”，具体内容分三大板块：
- 经济改革：重农与稳粮
- 尽地力之教：鼓励农民精耕细作，规定每亩土地的最高产量标准，引导农民开垦荒地，推广先进农具（如铁犁），魏国粮食产量短期内提升30%以上，为国力提升奠定物质基础。
- 平籴法：官府在丰收年按平价收购粮食（“籴”），储存于粮仓；灾荒年按平价出售粮食（“粜”），避免商人囤积居奇、粮价暴涨，稳定农民生活与社会秩序。这一制度被后世沿用，成为封建王朝“重农抑商”与“粮食安全”政策的雏形。
- 政治改革：废世袭与明赏罚
- 废除世卿世禄制：规定贵族后代若没有军功，不得继承爵位与俸禄；官员选拔以“功绩”为核心标准，即使是平民，只要有才能、有功劳，也能担任高官。这一举措彻底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吸引了各国人才投奔魏国。
- 制定《法经》：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涵盖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明确规定了各种犯罪的量刑标准，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贵族犯罪也需受罚），以法律手段维护社会秩序与君主集权。《法经》后来被商鞅引入秦国，成为《秦律》的基础。
- 军事改革：吴起练兵与魏武卒
- 李悝变法后，魏文侯任命吴起主持军事改革，打造了战国时期第一支专业化重装步兵部队——“魏武卒”。其选拔标准极为严苛：士兵需身披三重甲（重达30斤），手持长戟，腰悬利剑，背负强弩（50支箭）与三天口粮，半日内能行军百里（约合今40公里）。
- 为激励士兵，吴起制定了优厚待遇：成为魏武卒者，可免除全家徭役，获得百亩土地与房产；若在战场上立功，还能获得爵位与更多赏赐；若战死，其家属可继承待遇。同时，吴起与士兵同甘共苦（如“吸脓疗伤”的典故），极大提升了军队凝聚力。
- 魏武卒的战斗力堪称“战国之最”：公元前389年，吴起率5万魏武卒在阴晋（今陕西华阴）击败50万秦军，创造了战国时期最悬殊的以少胜多战役，也让魏国彻底夺取了秦国的河西之地（今陕西东部），将秦国压制在关中平原西部数十年。
凭借变法，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霸主”：向西压制秦国，向东击败齐国，向南攻占楚国大片土地，甚至一度控制周天子所在的洛邑。但魏文侯死后，魏国君主接连犯错——魏武侯猜忌吴起，导致其投奔楚国；魏惠王穷兵黩武，同时与齐、秦、赵开战（如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被齐国击败，公元前332年河西之战被秦国击败），最终丧失霸权，沦为二流国家。
2. 楚国革新：吴起变法的“昙花一现”
楚国是战国时期疆域最广的国家，但春秋末期以来，贵族势力盘根错节（如屈、景、昭三大贵族），君主权力被削弱，政治腐败、军事效率低下，多次被魏国击败。楚悼王（公元前401年-公元前381年在位）即位后，迫切希望通过变法改变现状，此时恰逢吴起因受魏国猜忌投奔楚国，两人一拍即合，开启变法。
吴起变法的核心是“削弱贵族、强化君权、提升军事”，针对性解决楚国的“贵族专权”问题：
- 打击贵族势力：规定“封君的爵禄传代不超过三代”，超过三代的贵族，收回其封地与爵位；将部分远离都城的贵族迁徙到边境荒凉地区，既削弱其在中央的影响力，又利用他们开发边疆，增加楚国耕地面积。
- 整顿吏治：精简政府机构，裁汰冗余官员，将节省的财政收入用于养兵；严惩贪污腐败与结党营私，规定官员不得因私人恩怨影响政务，提升行政效率。
- 军事改革：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统一征兵与调兵权，避免贵族私兵不听指挥；学习魏国“魏武卒”的训练方法，打造楚国的精锐部队，同时加强对南方百越地区的征服，扩大疆域与兵源。
吴起变法仅推行十年，楚国便实现“脱胎换骨”：向南征服百越，将疆域扩展到洞庭湖、苍梧郡（今湖南、广西一带）；向北击败魏国，收复被占领的城池，甚至一度逼近魏国都城大梁；向西压制秦国，成为当时唯一能与魏国抗衡的强国。《史记》评价此时的楚国“兵震天下，威服诸侯”。
但变法触动了贵族的核心利益，楚悼王成为吴起唯一的“保护伞”。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旧贵族趁机发动叛乱，在楚悼王的灵堂上围攻吴起。吴起为报复贵族，故意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者射杀吴起时，箭矢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楚肃王即位后，以“侮辱王尸”为由，将参与叛乱的70余家贵族全部处死，彻底清除了反对势力，但吴起制定的变法措施也因失去推动者而大多被废除。楚国失去了“彻底变强”的机会，虽仍是大国，却始终无法摆脱“贵族专权”的隐患，最终被秦国灭亡。
3. 秦国崛起：商鞅变法与“虎狼之师”的炼成
秦国是战国七雄中变法最彻底、效果最持久的国家，其变法者是商鞅（原名公孙鞅，因在秦国获封商地，故称商鞅），推动者是秦孝公（公元前361年-公元前338年在位）。此时的秦国，因长期被魏国压制，经济落后、文化闭塞，中原诸侯会盟时甚至拒绝邀请秦国，被视为“夷狄之邦”。秦孝公即位后，发布“求贤令”，承诺“谁能让秦国变强，就封他高官、赏他土地”，商鞅因此从魏国来到秦国。
商鞅变法分两次推行（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50年），核心是“重农抑商、严刑峻法、军功至上、强化集权”，其特点是“彻底打破旧制、用法律强制推行、执行毫不妥协”。
- 第一次变法（公元前356年）：立规矩、强军事
- 颁布《垦草令》：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抑制商业发展（如提高商人赋税、限制商人经营范围），规定“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弃农经商者全家为奴”，将全国人力集中到农业生产中。
- 推行连坐制：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罪，邻里需共同告发，否则全部受罚（如腰斩、流放）；同时禁止私斗，民间斗殴者按情节轻重处以刑罚（如黥刑、劓刑），稳定社会秩序。
- 建立军功爵制：将爵位分为20级，士兵不论出身（平民、奴隶均可），只要在战场上斩杀敌人首级，就能获得相应爵位（如斩杀1个首级，获一级爵位、田1顷、宅9亩、奴隶1人）；爵位越高，享受的待遇越优厚（如免徭役、任官职、犯罪可减刑）；反之，若战败或逃跑，不仅会失去爵位，还会连累家人。这一制度彻底激发了秦军的战斗力，使其成为“闻战则喜”的“虎狼之师”。
- 第二次变法（公元前350年）：深改革、固集权
- 废除井田制：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按土地面积征收赋税，这一举措彻底瓦解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推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 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31个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县尉（分别负责行政、司法、军事），官员由国君任免，不得世袭，彻底取代分封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 统一度量衡：制定统一的长度（尺）、容量（升）、重量（衡）标准，在全国推广，便利了经济交流与赋税征收，也强化了秦国的“国家认同”。
- 迁都咸阳：将都城从雍城（今陕西凤翔）迁至咸阳（今陕西咸阳），咸阳地处关中平原中心，交通便利，便于秦国向东发展，也象征着秦国“告别旧制、迈向新局”的决心。
商鞅变法的执行极为严格，甚至不惜“得罪太子”：秦孝公的太子驷（后来的秦惠文王）曾违反新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虽未处罚太子，却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以劓刑（割掉鼻子）、公孙贾处以黥刑（脸上刺字），从此“秦人皆趋令”，新法得以顺利推行。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公子虔等旧贵族趁机诬告商鞅“谋反”，商鞅被迫逃亡，最终被秦军捕获，处以“车裂”之刑（五马分尸）。但商鞅虽死，其变法措施却被秦国历代君主延续——因为变法带来的国力提升有目共睹：公元前341年，秦国助齐国在马陵之战击败魏国，终结魏国霸权；公元前332年，秦国收复河西之地，将疆域扩展到黄河东岸；公元前316年，秦国灭巴蜀（今四川、重庆一带），获得“天府之国”的粮食基地，从此“益强，富厚，轻诸侯”。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成功的变法，它不仅让秦国从“边陲弱国”变成“超级大国”，更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制度基础——郡县制、军功爵制、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后来被秦始皇推广到全国，成为中国封建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
三、战争升级：从“争霸”到“兼并”的残酷较量
战国时期的战争，与春秋时期有本质区别：春秋战争规模小（数千人对战）、时间短（单日决战）、目的是“称霸”（迫使对方臣服）；而战国战争规模大（数十万人对战）、时间长（持续数年）、目的是“兼并”（消灭对方、占领土地）。这一时期的关键战役，不仅改变了列国格局，更推动了军事技术与战术的革新。
1. 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魏国霸权的终结
- 背景：魏国在魏惠王时期，为维持霸权，同时进攻韩国与赵国，韩国向齐国求救。
- 过程：齐国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孙膑曾在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中使用），率军进攻魏国都城大梁，迫使魏军回援。魏军主帅庞涓（孙膑的同门师兄）率军回救，孙膑用“减灶计”诱敌：第一天造10万灶，第二天造5万灶，第三天造3万灶，让庞涓误以为齐军大量逃亡、战斗力削弱。庞涓果然中计，率精锐轻装追击至马陵（今山东莘县）狭窄地带，齐军早已设伏。当魏军进入包围圈后，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败局已定，拔剑自刎，魏军主力被全歼。
- 影响：马陵之战彻底摧毁了魏国的精锐部队，魏国失去了“战国首霸”的地位，从“强国”沦为“二流国家”；而齐国则通过此战确立了东部霸主地位，秦国也趁机从西部崛起，战国格局从“魏国独强”转向“齐秦并立”。
2. 长平之战（公元前262年-公元前260年）：秦国统一的关键转折
- 背景：韩国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一带）地处秦、赵两国之间，韩国因无力抵御秦国，决定将上党郡献给秦国，但上党郡太守冯亭不愿降秦，转而将其献给赵国。赵国接受上党郡，引发秦国不满，秦赵两国为争夺这一战略要地，爆发大规模战争。
- 过程：战争初期，秦国派王龁率军进攻，赵国派廉颇率军防守。廉颇深知秦军战斗力强，采取“坚壁清野、固守不战”的策略，与秦军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对峙三年。秦国为打破僵局，使用“反间计”，派人到赵国散布谣言，称“廉颇怯战，秦国最怕赵括（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孝成王信以为真，用赵括取代廉颇。赵括上任后，改变廉颇的防守策略，主动率军出击。秦国则暗中换将，派名将白起担任主帅，白起针对赵括“轻敌冒进”的特点，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战术：先派少量部队佯败，引诱赵军追击，再派精锐部队绕到赵军后方，切断其粮道与退路，将赵军主力包围在长平山谷中。赵军被围46天，粮尽援绝，士兵互相残杀为食，赵括率军突围时被秦军射杀，赵军剩余40万（一说20万）士兵被迫投降。白起为防止赵军降兵叛乱，将其全部坑杀（仅释放240名年幼士兵回赵国）。
- 影响：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役，赵国失去了45万精锐兵力，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力单独对抗秦国；而秦国则通过此战消灭了统一道路上最强大的对手，奠定了“一家独大”的格局，六国统一只是时间问题。
3. 邯郸之战（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57年）：六国抗秦的最后挣扎
- 背景：长平之战后，秦国趁势率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赵国危在旦夕，向魏、楚两国求救。
- 过程：魏国初期因害怕秦国，仅派少量部队驻守边境，不敢进军；楚国则犹豫不决。赵国平原君赵胜亲自前往楚国求援，通过“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服楚王派春申君率军救赵；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则通过“窃符救赵”的方式（窃取魏王兵符，杀死魏军主帅晋鄙），率军前往邯郸。公元前257年，魏、楚两国援军抵达邯郸，与赵国守军内外夹击，秦军大败，被迫撤军。
- 影响：邯郸之战是六国联合抗秦的一次胜利，延缓了秦国统一的步伐，让赵国得以暂时存续；但此战并未改变秦国的优势地位，秦国只是短暂休整，很快便重新开启了兼并战争。
4. 军事技术与战术的革新
战国时期频繁的大规模战争，推动了军事技术与战术的快速发展：
- 武器革新：铁制兵器全面取代青铜兵器，出现了铁剑、铁戟、铁弩等武器，其中“秦弩”最为著名——秦弩射程远（可达300米）、威力大，配备“望山”（瞄准装置），是当时最先进的远程武器；同时，攻城器械也得到发展，如云梯（用于攀爬城墙）、冲车（用于撞击城门）、投石机（用于投掷石块攻击城墙）等。
- 战术革新：从春秋时期的“车战为主”转向“步战、骑战为主”，骑兵成为重要的作战力量（赵国“胡服骑射”后，骑兵的作用更加凸显）；同时，“阵法”得到广泛应用，如孙膑创造的“八阵”，通过不同兵种的配合，提升军队的战斗力；此外，“间谍战”“反间计”等谋略也成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长平之战中秦国的反间计、邯郸之战中信陵君的窃符救赵。
四、社会变革：封建制度的全面确立
战国时期的变法与战争，不仅改变了政治格局，更推动了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全面转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变革为秦朝统一后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1. 经济变革：封建经济的繁荣
- 农业革命：铁制农具与牛耕技术在战国时期全面普及，取代了春秋时期的青铜农具与人力耕作，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同时，各国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如秦国的都江堰（公元前256年，李冰主持修建）、郑国渠（公元前246年，郑国主持修建），魏国的西门豹渠（公元前422年，西门豹主持修建）等，这些水利工程不仅灌溉了大量农田，还减少了水旱灾害，粮食产量激增。以都江堰为例，它修建后，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每年为秦国提供大量粮食，成为秦国统一六国的“粮仓”。
- 手工业发展：战国时期的手工业分工更加细化，出现了冶铁、纺织、制盐、陶瓷、漆器等多个行业，其中冶铁业最为发达，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城（今河南南阳）、赵国的邯郸都是著名的冶铁中心；纺织业也取得显著进步，齐国的“齐纨”、鲁国的“鲁缟”、楚国的“湘绣”都是当时著名的纺织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远销其他国家。
- 商业活跃：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出现了一批人口超十万的大城市，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秦国的咸阳、楚国的郢都（今湖北荆州）等；货币开始广泛流通，各国铸造了不同样式的货币，如齐国的刀币、燕国的刀币、赵国的布币、魏国的布币、秦国的圆形方孔钱、楚国的蚁鼻钱等；商人地位显著提升，出现了吕不韦等“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吕不韦甚至通过“奇货可居”的策略，资助秦庄襄王登上王位，自己则成为秦国丞相，掌握朝政大权。
2. 政治变革：中央集权制度的成熟
- 郡县制普及：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废除了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县或郡（郡的面积比县大，主要设立在边境地区），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郡守等官员，官员由国君任免，不得世袭，官员的俸禄以粮食或货币形式发放，根据政绩进行奖惩。郡县制的推行，让地方权力收归中央，加强了国君的统治，避免了分封制下“诸侯割据”的局面。
- 官僚制度建立：取代了春秋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建立了以“俸禄制”为核心的官僚制度，官员不再凭借血缘关系获得职位，而是通过推荐、选拔、考试等方式录用，根据才能与功绩担任官职。各国还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如秦国的“三公九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分管行政、军事、监察；九卿分管具体事务），齐国的“五官”（太宰、大司马、大司寇、大田、大谏）等，这些机构分工明确，提高了行政效率。
- 法律完善：各国纷纷制定成文法，如秦国的《秦律》、楚国的《宪令》、韩国的《刑符》等，法律条文更加细化，涵盖了民事、刑事、军事、行政等各个领域，明确了各种犯罪的量刑标准，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贵族犯罪也需受罚）。法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与中央集权的重要工具，为秦朝统一后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3. 文化变革：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
战国时期社会剧变，不同阶层的学者针对“如何治国”“如何生存”“如何实现社会稳定”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繁荣、最自由的时期之一。
- 儒家：代表人物有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孟子主张“仁政”，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统治者要重视民生，减轻赋税，让百姓安居乐业；荀子主张“礼法并施”，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通过法律与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重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主张“学不可以已”。
- 道家：代表人物是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不应过多干预社会与自然，应让事物自然发展；他还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提出“逍遥游”的概念，认为人应摆脱名利、生死等束缚，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 法家：代表人物有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商鞅、申不害等。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主张“依法治国”“严刑峻法”，强调君主集权，认为君主应通过“法”（法律）、“术”（权术）、“势”（权势）来统治国家，反对儒家的“仁政”与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思想被秦国采纳，成为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也为秦朝统一后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指导。
-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墨子代表平民阶层的利益，主张“兼爱”（不分亲疏贵贱，平等地爱所有人）、“非攻”（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尚贤”（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不分出身）、“节用”（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墨家还重视科技与军事，在光学、力学、几何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发明了多种守城器械，帮助弱小国家抵御强国的进攻。
- 兵家：代表人物有孙膑（约公元前380年-公元前320年）、吴起等。孙膑是孙武的后裔，著有《孙膑兵法》，总结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律，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主张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制定作战策略，重视谋略与阵法的运用；吴起不仅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他在魏国训练的“魏武卒”战斗力极强，在楚国推行的变法也提升了楚国的军事实力。
“百家争鸣”不仅为各国变法提供了理论支持，还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体系，儒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精神财富。
五、时代终结：秦灭六国与大一统的实现
战国后期，秦国凭借商鞅变法积累的优势，在兼并战争中逐渐碾压六国。公元前247年，秦王嬴政（后来的秦始皇）即位，此时的秦国已拥有关中、巴蜀、河东等大片土地，国力远超其他六国。公元前238年，嬴政铲除嫪毐集团与吕不韦集团，亲掌朝政，开始推行“灭六国、统一天下”的计划，采取“远交近攻、先弱后强”的策略，逐步消灭各国。
1. 灭韩（公元前230年）
韩国是六国中最弱小的国家，疆域狭小，地处秦、赵、魏三国之间，长期被秦国欺凌。公元前230年，秦国派内史腾率军进攻韩国，韩国无力抵抗，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被攻破，韩王安被俘，韩国灭亡。秦国在韩国故地设立颍川郡，这是秦国灭亡六国的第一步。
2. 灭赵（公元前228年）
赵国在长平之战后实力大减，但仍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且名将李牧（战国四大名将之一）多次率军击败秦军，成为秦国灭赵的最大障碍。公元前229年，秦国派王翦率军进攻赵国，同时使用反间计，派人到赵国散布谣言，称李牧谋反。赵王迁信以为真，杀死李牧，改用赵葱、颜聚为将。公元前228年，秦军趁机发动总攻，攻破赵国都城邯郸，赵王迁被俘，赵国灭亡（赵国公子嘉逃到代地，建立代国，公元前222年被秦国灭亡）。秦国在赵国故地设立邯郸郡、巨鹿郡等。
3. 灭魏（公元前225年）
魏国在战国初期是霸主国，但经过马陵之战、河西之战等多次战败，实力大幅衰落，疆域不断缩小。公元前225年，秦国派王贲率军进攻魏国，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城防坚固，秦军久攻不下。王贲于是引黄河、鸿沟的水灌大梁城，三个月后，大梁城墙崩塌，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秦国在魏国故地设立砀郡、泗水郡等。
4. 灭楚（公元前223年）
楚国是六国中疆域最广、人口最多的国家，虽实力不如秦国，但仍有一定的抵抗力。公元前226年，秦国派李信率军20万进攻楚国，李信轻敌冒进，被楚军击败。公元前225年，嬴政派王翦率军60万再次进攻楚国，王翦采取“坚壁清野、以逸待劳”的策略，与楚军在平舆（今河南平舆）对峙一年多，待楚军士气低落、粮草不足时，率军发动进攻，大败楚军，杀死楚将项燕（项羽的祖父）。公元前223年，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楚王负刍被俘，楚国灭亡。秦国在楚国故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等。
5. 灭燕（公元前222年）
燕国地处北方，实力较弱，长期专注于防御匈奴，对秦国的威胁较小。公元前227年，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刺秦王”），刺杀失败后，嬴政大怒，派王翦率军进攻燕国。公元前226年，秦军攻破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今辽宁辽阳）。公元前222年，秦国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虏燕王喜，燕国灭亡。秦国在燕国故地设立渔阳郡、右北平郡等。
6. 灭齐（公元前221年）
齐国是六国中最后一个被灭亡的国家，长期与秦国“交好”，不参与其他五国的抗秦行动，错失了联合抗秦的机会。公元前221年，秦国派王贲率军从燕国南下进攻齐国，齐国长期不修战备，军队战斗力低下，秦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便兵临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齐王田建不战而降，齐国灭亡。秦国在齐国故地设立齐郡、琅邪郡等。
公元前221年，秦国灭亡六国，结束了自春秋以来近500年的诸侯割据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秦朝。嬴政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自称“始皇帝”（史称“秦始皇”），并推行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统一文字（以小篆为标准文字）、统一货币（以圆形方孔钱为标准货币）、统一度量衡、修建驰道与直道（加强各地交通联系）、北击匈奴（派蒙恬率军30万北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南征百越（派屠睢率军50万南征百越，将疆域扩展到岭南地区）等。这些措施不仅巩固了秦朝的统一，还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结语：战国——变革与统一的熔炉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战乱与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极具活力与创造力的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列国通过变法图强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中央集权制度取代了分封制，封建经济取代了奴隶制经济，百家争鸣孕育了传统文化的根基，而兼并战争最终推动了大一统的实现。
战国时期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适者生存”的竞争史——只有适应时代变革、勇于打破旧制的国家，才能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生存下来；只有能凝聚国力、集中资源的制度，才能最终实现统一。秦国之所以能灭亡六国，正是因为它推行了最彻底的变法，建立了最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战国时期的变革与统一，不仅塑造了中国历史的基本格局，还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体系，它是中国历史从“分散”走向“统一”的关键转折点，也是中国封建文明的“奠基期”。尽管战国时期充满了战争与苦难，但它留下的制度、思想与文化遗产，却深刻影响了中国后续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