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汇编丛书，也是融传统文化于一体的集成之作。说起《四库全书》，人们最先想起的往往是才高八斗的纪晓岚，即担任全书总纂的纪昀。其实《四库全书》的编纂历经了征书、编纂、誊校、装订等漫长的艰辛过程，凝聚着成百上千人的心血与智慧。出任全书总校、后来更因此而身死家毁的陆费墀（chí），就是其中之一。
赞修书自始预事
陆费墀（1731年-1790年），复姓陆费，名墀，字丹叔，号颐斋，浙江桐乡人。他自幼聪敏，涉猎广泛，不仅精读传统的经史诸子，而且堪舆、医卜、术数、方技等亦“靡不究晓”。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36岁的陆费墀喜中进士，随后出任翰林院编修，参与内廷典籍编纂。
《四库全书》由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所上“修书”奏折引发。时任东阁大学士刘统勋曾以修书非急需“政要”，意欲阻挠。户部尚书于敏中则认为朱筠建议符合“文治天下之大计”，因而“固争执”。由此在朝臣间引发是否开馆“修书”的刘（统勋）、于（敏中）之辩，两者相持不下。
很可能在此酝酿往还的过程当中，担任内廷编修的陆费墀就已参与其中，并起到独特作用。乾隆帝后来将陆费墀视为响应修书的核心人物，认为《四库全书》“发端于于敏中，而承办于陆费墀”，又强调说：“陆费墀从而附和，是以于敏中奏充武英殿提调，令专办《四库全书》一切事宜，众人之进退，皆出其手。”
任总校肩挑重担
乾隆帝启动《四库全书》编纂，意在“用昭策府大成，自轶唐宋而更上”，因而期望甚高，对编纂也提出了极高要求。但《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体量巨大，修书所用底本又来源多样，版本歧异不一，传抄之误在所难免。为保证编纂质量，“四库馆”设立了分校、复校、总校、抽查等诸多流程。出任总校的陆费墀，遂成为统筹校核质量的关键人物。
早在开馆之初的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馆臣就提出编纂《全书》“必须折衷画一，应令武英殿提调、翰林陆费墀董司其成”。陆费墀由此承担起总校全书、“酌改字样”的重责。于敏中也多次强调校勘的重要性，写信反复叮嘱：“承办《全书》及《荟要》分校诸公，当请其到署，以此切致之。各宜经意，勿留错误之迹，日后取咎。总祈慎之又慎为嘱，并与丹叔言之。”于敏中所言丹叔，即时任总校陆费墀。所言的《荟要》，则是编纂过程中先行汇集精华的《四库全书荟要》。“四库馆”由此形成“全书处”与“荟要处”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修书组织。而两者的校核，都由陆费墀负总责。
乾隆帝对《全书》内容颇为关心，对字迹勘校亦严加督责。他旨令“妥立章程，俾各尽心校录无讹”。因而馆臣对于需呈交“御览”的《荟要》及首套《全书》，自不敢有丝毫怠慢。其中仅校对一项，就安排有誊录、分校、复校、总校、总裁抽查等诸多步骤，同时“各设功过簿二本”，制定了详细的奖惩条例。其中规定：誊录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分校未看出誊录之错，一同记过；武英殿抽查发现错字，分校、复校等均同与誊录记过。若进呈后由皇帝指出，则各人记过加倍。作为总校，陆费墀除校改誊录、分校、复校各环节遗漏的错讹外，还要对全书款式、卷篇、次序等进行把关。乾隆四十年年底裁撤复校，改由分校互校，总校的责任进一步增加。
陆费墀不仅以武英殿提调之职掌管底本收发，以总校之职统领缮录的校验勘对，还要预估定本抄写时可能出现的“俗体字”、避讳字、形近字等问题。为此他编写了《辨正通俗文字》一书，分辨似、正讹、正帖通用三篇，详细辨别文字的正、通、俗三体。书成后，誊录人员“倚为司南”，成为四库馆中的必备工具书。陆费墀又编撰《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经典同文》等著作，“用便检省”，以减少因帝王避讳或字形相近而导致的讹误。可见强化校勘，减少书写错讹，以免将来受到责罚，是陆费墀始终萦绕于心的重大问题。
受赔补身死家毁
陆费墀与于敏中的密切关系，既为其得以自始至终参与《全书》的编纂提供了契机，也为他最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四库馆开馆后仅一年，于敏中涉太监泄密案，逐渐失去乾隆帝的信任。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67岁的于敏中病逝家中。几年后乾隆帝下令将于敏中牌位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此期一直在四库馆全力修书的陆费墀，多次受到牵连。
早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武英殿总裁王杰就以馆存底本“短少”，弹劾陆费墀“办理毫无章程”。乾隆帝称陆费墀“专司提调，前后数年，事出一手”，其渎职之责不可推卸，同时指斥陆费墀倚仗于敏中，“假藉声势”。乾隆帝将陆费墀先行撤职，降谕严办，此时距于敏中去世不过数月。但经过反复盘查，发现短少底本不过30余种，远不及王杰指控的四五百种。且底本短少主要缘于人员混杂，“收发不清”，并非陆费墀一人之错。乾隆帝见此将陆费墀官复原职，令其继续编纂，但认为陆费墀仗势“牟利”的偏见，却没有太大改变。
这一隐患，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于敏中牌位被撤出贤良祠后再次爆发。乾隆四十六年底，首部《四库全书》即文渊阁本编纂完成，进呈后获得乾隆帝称赞，随即下令再抄六部，分藏于盛京、承德、圆明园及江南的扬州、镇江、杭州等地，以昭“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四库全书》卷帙浩繁，誊录人员参差不齐，但在陆费墀等人督促下，上呈“御览”的《荟要》及文渊阁《全书》定本，校勘质量应该还是不错的。不过分抄“北三阁”“南三阁”藏本时，“大功告成”的松懈情绪逐渐滋生，“捷于蒇事”的侥幸心理也或多或少存在，因而抄本错讹增多，在所难免。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因此总结说，清代《四库全书》等官修书籍，“第一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无违碍，故不能不有所删改；第三求进呈本字书无讹误，故进呈本以外，讹误遂不可问”，可谓切中要害。这也成为责任追究时总纂、总校等人难以辩解的风险。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乾隆帝偶然在承德避暑山庄翻检文津阁收藏的《四库全书》版本，发现其中“讹谬甚多”。他下令复查，设法挖补改换。但随后又发现书中有“未经删削”等更为严重的错误。乾隆帝大为恼怒，认为“实属草率已极”，谕令对七阁《四库全书》全部重加校勘、抽改，并下令由原任总裁、总纂、总校各职的纪昀、陆锡熊、陆费墀等人分别负责。陆费墀因修书而致身死家毁的人生噩运，随之降临。
在四库修书的“三大员”当中，独以陆费墀所受责罚最为严重。乾隆帝在谕旨中对陆费墀大加斥责，称其屡邀恩赏，而所编之书“竟舛谬丛生，应删不删，且空白未填者竟至连篇累页。荒唐若此，该员所司何事”。乾隆帝严令其赔办江南三阁全书装潢所需巨款，并一再谕令不准地方盐商等帮其办理，以防其反而“藉此又得沾润”。在《题文津阁》诗中乾隆帝更出语尖刻，称“独有费墀牟利重，职镌其计叹非工”，指责陆费墀在馆中“惟以牟利为心”。这显然是巨大的人格污辱，但陆费墀百口莫辩。不久，乾隆帝又追究陆费墀“经手书籍底本，交代不清，致有遗失”的旧账，下令将其革职，戴罪办理“南三阁”《四库全书》各事项。
此后数年间，悲愤交加的陆费墀往来于江浙二省，奔波劳累，最终抑郁去世。但乾隆帝仍未释怀，称陆费墀：“所办三阁书匣等项，及缴出罚银一万两，计其家资已不下三四万。若非从前在四库馆提调任内苞苴馈送，何以有此多资？”他下令籍没陆费墀家产，仅给其子孙留银千两作为生活费用，其余全部罚作“南三阁”办书之用。地方官受命查封，却并未发现陆费墀“贪财牟利”的证据。乾隆帝得讯，有所醒悟。后来他将陆费墀开复原官，发还家产，又命宣付史馆为其立传，算是间接承认了自己对陆费墀怀疑的不实。
事实上，自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开馆时起，直至乾隆五十五年去世为止，陆费墀在修书的十多年间，每天自辰时（早晨7:00-9:00）入宫，晚上酉时（下午5:00-7:00）方出，“寒暑未尝稍懈”，成为四库诸臣中“实际任事最力”之人。作为专司修书的“三大员”之一，陆费墀可以说是“成也《四库全书》，罪也《四库全书》”。其后裔、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以高祖曾出任《四库全书》总校而引为家族骄傲，称“每阅《四库总目》及吾家家乘，辄心向往之”。陆费墀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做出的独特贡献，理应得到后人更多的称赞与认可。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史志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