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寻找祝英台》（澎湃新闻翻书党栏目5月6日所刊）一文的“附论”。此“附论四则”与梁祝故事多有牵涉，如《祝英台近》词之创制时间，于梁祝故事的传播亦有显见关联。
附论一：碧鲜庵碑书者考
今善权寺“碧鲜庵”三字石刻，前已论及，即明都穆、慎蒙与清吴骞、胥绳武、陈经等所见者，盖亦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九“碑碣”所著录之“在善权寺方丈石上”之三大字也。碑石位置虽曾移动，下部亦或受损，然三字笔画齐全，未有残勒。
慎蒙《游善权洞记》，载《游名山一览记》，明万历四年刻本。
由于原石未署名，《咸淳志》亦付阙如，致后人游记与地志著录，大皆从略；唯慎蒙《游善权洞记》曰：
寺之后有三生堂：唐李蠙，宋李纲、李曾伯，一姓而皆位至宰相。……堂右偏石室，刻“碧鲜庵”三大字，李曾伯所书。……寺门西有玉带桥，唐李丞相舍玉带而建者，又名胜义桥，李曾伯书匾。寺前有龙岩亭，予先憩于此，匾亦李曾伯所书也。
此文说得明确，李蠙、李纲、李曾伯先后与善权寺发生过密切关系，且此三人后皆位至宰相，故建三生堂以为纪念。且“碧鲜庵”三大字，为李曾伯所书；并据后文，可知胜义桥、龙岩亭诸匾，亦皆李曾伯所书者也。
明都穆《善权记》、王世贞《游善权洞记》皆未著录“碧鲜庵”三字为谁所书写。至宁楷《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九“遗址”碧鲜庵条注：
“碧鲜庵”长碑三大字，字形瑰玮，谓是唐刻。
同卷“碑刻”善权寺碑条：
“碧鲜庵”三大字，楷书，笔势瑰伟，传为唐刻。
同书同卷，一则曰“谓是”，一则曰“传为”，已然不确定之辞也。
宁楷《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清嘉庆二年刻本。
吴骞曾与胥绳武、陈经游善权洞，观摩崖石刻，归后各有著述。吴骞《桃溪客语》卷一：
殿后石壁有巨碑，书“碧鲜庵”三大字，字径二尺馀，前后无款识，笔法瑰玮雄肆，绝类颜平原。
陈经《墨庄杂著》之《荆南小志》曰：
“碧鲜庵”三大字，特瑰玮，前后无款，不知何人所书。
同书《荆南石刻》则曰：
碧鲜庵：右碑高五尺四寸，广二尺三寸，正书。字大，周三尺有奇。传是唐刻。观其笔意，极似东坡。
宋黄山谷曾说，“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跋东坡书二》）， “子瞻昨为余临写鲁公十数纸，乃如人家子孙”（《杂书五》），东坡“大字多得颜鲁公《东方先生画赞》笔意”（《题东坡大字》），故陈经以为“极似东坡”，与吴骞所谓“绝类颜平原”，意实一也，即“碧鲜庵”三字为颜体字。
碧鲜庵碑，今存江苏省宜兴县善权山。
按，李曾伯（1198—1268），字长孺，怀州（今河南沁阳）人，宋南渡后徙居嘉兴。历官通判濠州、军器监主簿、淮西总领太府卿、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知江陵府、四川宣抚使、知福州、湖南安抚大使、广南制置大使兼广西转运使、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等职。据李氏《善权禅堂记》，其于绍定五年（1232）回宜兴安葬先人，时与僧衲往还。有善权寺僧道琳，语之曰：
观公气运，异日必阶政路。善权乃浙右之佳山水，他时宜请作功德院。
二十四年后之宝祐四年（1256）九月，李曾伯除资政殿学士、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特与执政恩数，又敕特赐同进士出身。李氏遂奏请朝廷，乞将：
常州府宜兴县管下善权山“广教禅院”改以“报忠寺”为额，永充本家功德坟。……其寺内空间地段，不许外人攒葬侵占，及不许于近寺去处焚化棺榇。
并求朝廷颁赐敕牒，“令本州出给板榜，付本寺钉挂，约束施行”；后得圣允：
牒奉敕，宜赐“报忠寺”为额，牒至，准敕故牒。
是知自此之后，“广教禅院”改名“报忠寺”，成为李曾伯家之功德坟寺。
李曾伯《奏状》，载《善权寺古今文录》，清嘉庆九年钞本。
愚意以为，胜义桥上当建有桥亭，故与龙岩亭皆置亭匾，书写者李曾伯；碧鲜庵乃唐李蠙读书处，至南宋初，庵或已不存，在原址上另筑李司空山房，以示纪念，旁立巨石，刻“碧鲜庵”三字。此三字若是李蠙所书，当年必是悬诸匾而不必勒石者，故书写者盖亦李曾伯是也。史能之修《毗陵志》完成之际，即李曾伯辞世之年。《志》存碑碣，不录匾额，碧鲜庵碑因无有款识，致未著录书者姓氏。
今观李曾伯《游隐山诗》、《抗元纪事碑》、《襄樊纪功铭》诸石刻，字皆颜体，故作此推测焉。甚或以为乃祝英台所书者，直可置若罔闻，无须一辩耳。
附论二：祝英台近词调考
与此故事相涉之两宋作品，有《祝英台》、《祝英台近》词调。今依《全宋词》编录顺序，作者先后有王琪（天圣三年〔1025〕召试）、苏轼（1037.1.8—1101.8.24）、吴淑姬、张元幹（1091—约1161）、吕渭老、曹勋（1098—1174）、曾协（？—1173）、赵彦端（1121—1175）、王嵎（？—1182）、丘崈（1135—1208）、辛弃疾（1140—1207）、黄人杰（乾道二年〔1166〕进士）、陈亮（1143—1194）、张镃（1153—1211）……
由于两宋词作多互见者，致归属难定。如王琪《祝英台》，据张侃《张氏拙轩集》卷五收入，然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则作王澡（1166年生，四明人）词。
苏轼虽钟情宜兴山水，曾游芙蓉山、桃溪、善卷洞，并买地于荆溪，建筑屋舍，作终老之计，然其《祝英台近》词，南宋傅幹《注坡词》（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元《东坡乐府》二卷（元延祐七年〔1320〕刻本）、明初吴讷编《唐宋名贤百家词》本《东坡词》三卷（天津图书馆藏明天一阁钞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明毛九苞编，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本）俱未收录。
苏轼《东坡乐府》，元延祐七年刻本。
《草堂诗馀》卷下（宋何士信编，嘉靖三十三年〔1554〕刻本，该首与“剪酴醿，移红药”首并署“苏子瞻”）、《花草稡编》卷八（明陈耀文编，万历十一年〔1583〕刻本）、《东坡词》卷二（明茅维编《苏东坡全集》本）、《东坡先生诗馀》卷二（明焦竑编《苏长公二妙集》本，天启元年〔1621〕刻本）、《东坡词》（明毛晋编，汲古阁刻本）始冠东坡名下。
鳙溪逸史《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卷四（明嘉靖三十六〔1557〕刻本）作明刘基词；【按，明洪武十三年（1380）刻本《写情集》、嘉靖三十五年（1556）刻本《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收《祝英台近》“翠烟收，珠露下”一首；明成化六年（1470）、隆庆六年（1572）刻本《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收《祝英台近》“问青青，河畔草”一首；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刻本《眉庵集》，无《祝英台近》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诚意伯文集》，收“翠烟收，珠露下”与“问青青，河畔草”二首；然皆未有“挂轻帆，飞急桨”一首。】
刘基《写情集》，明洪武十三年叶蕃序刻本。
沈际飞《草堂诗馀新集》卷三（明末刻本）、潘游龙《精选古今诗馀醉》卷七（明末十竹斋刻本）、卓回《古今词汇二编》卷三（清康熙十八年〔1679〕刻本）俱作明商辂撰，题作“旅怀”。【按，《商文毅公集》之明隆庆年间（1567—1572）十一卷本、万历三十年（1602）刘体元刻十卷本与清顺治十四年（1657）商德协增刻六卷本，俱未收词作；万历间（1573—1619）韩敬刻《商文毅公全集》三十卷本，其卷十三收词十四首，《祝英台近》“挂轻帆，飞急桨”其一也，然此本词作来源成疑。】
又，史能之《咸淳毗陵志》载东坡故事，若“祝英台近”确为东坡因宜兴而所创之一词体者，必也著录其中矣。惜乎未见！
今人编东坡词，皆据后出之本，径自入集，且见“钓台”二字，并将之系于熙宁六年（1073）二月，东坡之巡游富阳、桐庐过七里濑严子陵钓台时；殊不知，宜兴亦有任昉钓台。予读该词，语直而浅，意浮而薄，或亦出于伪撰者欤？
何士信编《草堂诗馀》，明嘉靖三十三年刻本。
吴淑姬《祝英台近》“粉痕销，芳信断”一首，南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十收入，并谓“淑姬，女流中黠慧者。有词五卷，名《阳春白雪》，佳处不减李易安也”，然明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卷十二且以为南宋人矣。
考地志祝英台之演变，牵涉词调之创制，所谓王琪、苏轼、吴淑姬三首，皆有可疑处，唯张元幹《芦川词》之“祝英台近”未曾与他人互见。张氏闽人，晚岁滞留杭州，漫游湖州、嘉兴、苏州等地，其时梁祝之同学、化蝶故事，盖已流布于两浙路也明矣。
附论三：南戏杂剧创作考
元钟嗣成《录鬼簿》载，元曲四大家之一白朴（1226—1306后）有《祝英台死嫁梁山伯》传奇一本，从题目可知当时所演之梗概。而元代南戏，有三支仙吕曲留存，题作《祝英台》，注谓“元传奇”（见明末钮少雅《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所据元天历间〔1328—1330〕《九宫十三调》而成）。
钟嗣成《录鬼簿》，清钞本。
明中期之后，随着市民生活的丰富，戏曲逐渐繁荣，复因演出所需，文人或戏曲创作也出现一时之盛，而很多剧本大皆改编自宋元以来话本或民间传说。朱孟震万历十二年（1584）序自撰《浣水续谈》，其卷一有“祝英台”一条，谓会稽梁山伯与上虞祝英台云云，又谓：
吴中有花胡蝶，妇孺俱以梁山伯、祝英台呼之，近有作为传奇者。
而绍兴人祁彪佳（1602—1645）《远山堂曲品·杂调》云：
祝英台女子从师，梁山伯还魂结褵，村儿盛传此事。或云：即吾越人也。
从“盛传”二字可知，此故事在浙江之影响也。今可考索梁祝之各类剧目，有朱从龙《牡丹记》、王紫涛《两蝶诗》、朱少斋《还魂记》、佚名《同窗记》、《访友记》、《英伯相别回家》、《山伯赛槐阴分别》、《河梁分别》、《山伯千里期约》等。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清初祁氏起元社刻本。
明末冯梦龙（1574—1646）编《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内“入话”一段，以小说笔法，叙述了梁祝故事，此影响更为广泛。（按，冯氏《情史》卷十《情灵类》辑录《宁波志》文字，且附按语。）后世之故事，大皆本乎此。
附论四：别地流传载记考
王象之《舆地纪胜》，清钞本。
（一）永川县
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十一里著录鄞县“义妇冢”的同时，在卷一百六十一潼川府路著录“二贤亭”，曰：
在永川县十五里，故老相传，谓梁山伯、祝英台尝于此地读书。今台犹存，台之下有梁祝墓。
永川县今属重庆，千馀年来分合并撤，命运多舛，致后来诸史乘方志，难觅“二贤亭”踪迹矣。
刘一清《钱塘遗事》，清嘉庆四年扫叶山房刻本。
（二）河间府
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兵临临安城下；次月五日，恭帝出降，元军将宋帝、宗室、大臣等押解北上。时有绍兴严光大以阁赞官充日记官随行，成《南宋祈请使行程记》，后为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九收入。记曰：
三月廿八日，车行至陵州。陵州郡守迎诸使，宴毕，宿州治。廿九日，易车行陵州西关，就卫河登舟。午后过林镇，属河间府，有梁山伯、祝英台墓。夜宿于岸。
此则河间府之记录也。
“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2003年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马坡乡出土（樊存常供图）。
（三）邹县
明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山东邹县立《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里人赵廷麟撰文，叙梁祝事与鄞县如出一辙，唯祝氏乃济宁九曲村祝员外之女，梁氏为邹县城西梁太公之子，马氏则西庄富室也。此碑今存。据碑文可知，梁祝墓重建，得当时南京工部右侍郎、总督粮储崔文奎（1451—1536）之支持。又，明万历胡继先《邹志》卷二“陵墓志”：
在唐有……梁山伯祝英台墓：在吴桥。
是将梁祝定作唐代人矣。鄞县人陈紫芝《康熙邹县志》卷一“古迹志”，谓“梁山伯祝英台墓：在城西六十里吴桥地方，有碑记”。【以上，今属山东微山县。】
同卷“疆域志”：
梁祝读书洞。石勒此五字，俗传梁山伯、祝英台在此读书。
峄山另有“梁祝泉”（见《王季重先生文集》卷七）。鱼台马星翼（1790—1873）于道光年间作《邹峄山记》，改“梁祝洞”、“梁祝泉”为凉珠洞、凉珠泉，且曰：“土人所称昔有梁祝夫妇读书于此，盖误。”
邑人侯文龄（1798—1874）曾作《峄山志》，多处涉及梁祝，卷三“梁祝读书洞”条辨曰：“阅读碑文，亦荒唐附会而无实据，峄山梁祝洞殆不足信也。”卷五《万寿宫梁祝像》诗末辨曰：
梁祝，宁波人也。而设像于此，无理之甚。且使谩之狎侮之，而下里巴人又衊以邪秽之行，未必非此像阶之厉也。其议去之。
【以上，今属山东邹城市。】微山、邹城为济宁市属县，市有梁祝文化研究会。
王人雄纂修《乾隆元氏县志》，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四）元氏县
雷礼《嘉靖真定府志》卷十七“古迹”：
吴桥古冢：在元氏南左村西北，桥南西塔有古冢，山水涨溢冲激，略不骞移，若有阴为封拥者。相传为梁山伯墓。不然，必有异人所藏蜕骨也。
地今河北元氏县。
邑人赵维藩《吴桥古冢》诗，有“泉下长眠必异人，姓名传说恐非真”句。智铤《崇祯重修元氏县志》卷二“古迹”，已是“相传为梁山伯祝英氏之墓”矣；同卷另有“梁山伯墓”，“在县西四十里南左村西北隅”云。
萧山王人雄《乾隆元氏县志》卷一“地理志”考辨曰：
如吴桥古冢，称南左村西北桥北有冢，相传为梁山伯祝英氏之墓，皆荒唐无据，其馀亦附会凑合耳，可概从删削。
赵文濂《光绪元氏县志》仅于卷末“存疑”处，录此数句耳。
李登纂修《万历江宁县志》，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
（五）江宁县
李登《万历江宁县志》卷四“祠宇志”：“英台寺：在西善桥。《乾道志》：在新林市。俗呼祝英台寺。”袁枚《乾隆江宁县新志》卷十一“古迹志”：
英台寺在南门外西善桥，明敕赐。《乾道志》云：福安院在新林市。俗呼祝英台寺，盖即此也。
地在今南京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
张岱《陶庵梦忆》，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六）曲阜县
张岱（1597—1685）《陶庵梦忆》卷二“孔庙桧”条：
己巳至曲阜，谒孔庙，买门者门以入。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柏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
己巳为明崇祯二年（1629）。张岱绍兴人，彼时彼地，梁祝故事广为传播矣。此事，地志未载。
后俞曲园读张岱文，发出了“孔庙有此，诚大奇。未知今尚然否”的感叹（《茶香室三钞》卷十）。曲阜与邹县毗邻，或因此以附会读书处。
张桂芳续纂《康熙清水县志》，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七）清水县
张桂芳《康熙清水县志》卷二“地理纪”：
祝英台墓：在邑东八里官道南。冢碑俱存。
卷十二“人物纪”有祝氏传，叙事基本同。卷十二“艺文”载《祝英台》诗，有“秦川烈女祝英台，千古芳名女秀才”句。宜兴朱超《乾隆清水县志》卷二“人物”祝氏传，同《康熙志》，文末注曰：
事出小说，莫详真伪。姑依旧志录之。
今清水县永清镇有祝英台塬村，路有祝英台大道。
孟涛纂《乾隆榆社县志》，清乾隆八年刻本。
（八）榆社县
佟国弘《康熙榆社县志》卷一“舆地志”：
响堂：在县西南十里梓荆山下。有石室方丈，如瓮，虚状，内有二石像，梁三伯、祝英台。人入其中，石声与人声相应，亦古址也。
卷二“建置志”：“响堂寺：在县西十里，有梁山伯、祝英台遗迹。”孟涛《乾隆榆社县志》同之，然曰：“大雅勿道也。”
今榆社县西侧祁县来远镇祝家庄村有祝英台山。
刘恬纂，《乾隆胶州志》，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九）胶州
刘恬《乾隆胶州志》卷六“冢墓”：“祝英台墓：治南祝家庄社。相传无考。”李图《道光重修胶州志》卷四十“讹疑”曰：
祝英台墓有鸳鸯冢传奇，赍诏旌表者官为谢安，盖浙江人。宁波府有其墓，不应在胶。
今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珠海街道有祝家庄，宣传口号即“梁祝故里”。
陈昌等纂《光绪铜梁县志》，清光绪元年刻本。
（十）铜梁县
白玉楷《道光铜梁县志》卷一“地理志”：“祝英台山：在县南二十里。”又：“大欢喜石碑：在县南浦吕滩河岸，祝英台书。”卷八“杂记”则谓：
明季献贼驱逐流民，男女数百至浦吕滩岸上，人心汹汹，苦无舟楫。突见河中石梁浮起，广数尺，流民争渡。贼追至，石梁复沉，遂不得济，渡河者以是得免于难焉。后里人祝英台书“大欢喜”三字，勒诸碑以表其异。按，县南有山曰祝英台山，左即其故里，石坊尚存。据此，则祝为里人无疑。
按，此祝英台盖非女子祝英台也。邑人陈昌《光绪铜梁县志》著录，同《道光志》，惟卷一“茔墓”：“祝英台墓：在县东祝英寺前。”
今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下辖梁祝村，村有祝英庙，庙内供奉梁祝像云。
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梁祝镇“梁祝故里”牌坊。
前述十处关乎梁祝遗迹者，永川县、河间府两处，似仅存宋元间之著录，后来地志，未见踪影。邹县、元氏县、曲阜县、清水县、榆社县、胶州六处，续修者或存疑，或考辨，或谓之“荒唐无据”、“大雅勿道”，基本持否定之态度。至如江宁县者，冠祝英台名之寺而已；铜梁县盖明末同姓名者，今亦冠以梁祝矣。
他若河南汝南、安徽舒城、广西马山诸县市，虽地志无徵，诗文无咏，然追怀梁祝，较之他处，似亦不遑多让云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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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万历江宁县志》，（明）李登纂修，盛敏耕、顾起元同纂，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
[56]《乾隆江宁县新志》，（清）袁枚纂修，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57]《康熙清水县志》，（清）刘俊声修，张桂芳、雍山鸣续纂，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
[58]《乾隆清水县志》，（清）朱超纂修，清乾隆六十年刻本。
[59]《康熙榆社县志》，（清）佟国弘修，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60]《乾隆榆社县志》，（清）费映奎修，孟涛纂，清乾隆八年刻本。
[61]《光绪榆社县志》，（清）王家坊、葛士达修纂，清光绪七年刻本。
[62]《乾隆胶州志》，（清）周於智、宋文锦修，刘恬纂，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63]《道光重修胶州志》，（清）张同声修，李图纂，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64]《道光铜梁县志》，（清）徐瀛修，白玉楷等纂，清道光十二年刻本。
[65]《光绪铜梁县志》，（清）韩清贵等修，陈昌等纂，清光绪元年刻本。
[66]《梁祝故事说唱集》，路工编，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
[67]《梁祝戏剧辑存》，钱南扬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又，中华书局2009年。
[68]《梁祝文化大观》，周静书主编，中华书局2000年。
[69]《明代曲阜孔庙缘何会有“梁祝读书处”》，陈金文撰，载《孔子研究》2004年第二期。
[70]《山东民间文化背景下的梁祝故事——关于济宁马坡〈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的民俗学分析》，张士闪撰，载《齐鲁艺苑》2005年第二期。
[71]《碧鲜庵考》，王宁邦撰，载《东南文化》2012年第三期。
[72]《“梁祝”的起源与流变》，路晓农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73]《历代梁祝史料辑存》，路晓农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简介
俞国林，笔名个厂，浙西大麻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清初文学、近现代学术史。撰作、点校有《水村图索隐》《仰顾山房文稿》《吕留良诗笺释》《吕留良全集》《四书讲义》《贻安堂诗集》《冷庐诗全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蜀道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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