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跟薛彭生高中开始同班。刚认识那会儿，我问他：“你妈妈姓彭？”忘了他怎么答了，只记得他妈妈不姓彭。
高一下学期，学校以“纪念五四”为题，向全校征文。我写了首“长诗”，得了第一名，诗贴在学校橱窗里。这次征文，让青春期的孩子们得以显山露水了。之后我得知，许多同学开始写诗，以诗参赛，而不像以往那样写作文。彭生也是其一，彭生那回写的诗叫《青春》，不长，估计二十行吧，但特别有力，满是不寻常的句子和迸裂的激情，但跟“五四”没什么关系。我还能记得他的字迹的样子，那片纸的样子。那不是当时的高中生能理解的，我看了之后，只有不说话，因为说不清。
仲海读了他的诗，也读了其他几个人的，说：“我只服薛彭生。只有他是诗人。”彭生自己也这样自识吧。某日，下午自习课上，他随手写了四行诗，掷过来给我看：
酒杯里盛的永远是酒，
水杯里盛的永远是水。
如果我的杯子里不是溢满了琼浆，
我怎敢拿它与你干杯！
老薛让人不得不服，这四行诗我至今记得。
二
班主任李连军老师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上学放学，我俩经常会同路，一路上聊起各种各样的话题，有时说到薛彭生。李老师谈到了拜伦，谈到了戈培尔，说他们像，才华都异于常人，腿脚又都有点儿小毛病，思想上，也都有那么点愤世嫉俗。“愤怒出诗人。”李老师说。
还是高一，歌咏会。那是“五四”之后了，在六月份。有一天，李老师把我叫到一边说，班上准备上一个独唱，只上一个独唱，让薛彭生唱。李老师心细如发，知人、察人、怜爱人。我那时喜欢唱，平时表现多，唱得还行。他怕我有什么想法，对我的“才能”大加赞赏，说了不少好话。“但是，薛彭生的歌唱天赋，是超乎常人的，最能代表咱们班级。”
我对彭生在歌唱上的天赋，一无所感。倒是李老师提醒我了，帮我发了蒙。他听过彭生在班级元旦晚会上唱《太行山上》，一曲难忘。此后，每天放学后，李老师除了排我们的小合唱、二重唱，也专心辅导彭生唱《满江红》。
歌咏会安排在傍晚。彭生上场时，天已经全黑了。音响很差，当天的演唱类节目基本上全是“车祸现场”，但彭生的声音确实浑厚有力，是那次歌咏会最响的，全场都能听到。
那之后我注意到，很长一段时间，彭生最爱的歌唱家是帕瓦罗蒂。他唱歌偏紧，有点用力过猛，不为同学所喜。不过，他是我认识的唯一对意大利唱法无师自通的人，腹式呼吸、胸腔共鸣，非常自然。我后来结识了不少歌唱界的人，发现即便对于专业的歌手，这都还是个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唱歌都是自然发声，带一点自然的修饰。尚无流行歌曲进来时，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唱法。但彭生不同，他已经“帕瓦罗蒂”，并且还蛮正宗。有时遇上帕瓦罗蒂的歌曲，比如《我的太阳》《重归苏莲托》，我也会哼两句。彭生时常示范：“不对不对，这样……”“还是不对，从这儿，自然……”“不是憋着……”嗯，我到现在懂了点儿，但还是没学会。
高二，分了文理科班。我和彭生仍在一起，有一阵子是同桌。他发现我的一个弱点——会被自己的想象惊吓。上自习课时，他悄声跟我讲故事，让我产生幻觉。有时也不是故事，就是一些场景，比如云龙山、一条无人的小路、医院走廊、楼梯、月光、钟声……这家伙有绘声绘色的能力，经常让我感觉毛骨悚然，哪怕是大白天，哪怕阳光灿烂。
那一年暑假，假期语文作业是办小报。彭生的小报叫《小草》，报头有漂亮的行书，旁边以潇洒的笔墨寥寥几笔勾出一块山石、几片草叶。假期归来，教室的后墙挂满了小报，我对彭生的《小草》注目良久，心里只有吃惊。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大家都迷上了书法。某日密谋后，几个男生趁着夕阳将落，潜至云龙山碑廊拓碑。彭生是拓碑主力，自学弄会了拓片的全程手艺。我给他打下手，递墨、递纸、递湿抹布，一番手忙脚乱，做贼心虚……最后拓的一个字，是路边山石上巨大的“忍”字。天黑得快看不见了，不便再作业，我们收了手，几步攀至山顶，站在山头俯瞰万家灯火。
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情景。那几乎是徐州城入夜唯一的情景。想到徐州，想到古彭城之夜，我就会想起那个情景：一大片黑蓝，远处几抹更黑蓝的是远山，万千灯火皆依伏在脚下，几个少年站在山顶。我们喊了几声，按古人说法，该叫“长啸”吧。我那时刚读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觉得这像极了结尾时的那一幕：拉斯蒂涅站在山头，俯瞰着巴黎塞纳河两岸的灯火，气概非凡地喊了一句：“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
又有一段时间，大家迷上美学。几个老迂磨，尤其是彭生、志文，开口闭口，都是“美是什么”“老虎美不美”“老虎什么时候不美”……翻来滚去，每每争得面红耳赤。我从那一段时间开始，知道了“美是生活”“美是劳动”“美在主观”“美在客观”“美在主客观”等各派意见。许多年后得知，这时中国美学界正进行着一场比彭生、志文更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在尚未成年的我们身上，也留下了痕迹。
彭生有个窝。他在家中独占了一个房间，他家就在邮政局后面那座小院的尽头。这也成了大家的窝。几个玩得来的伙伴，都喜欢到那儿蹭，多数时候是吹牛，偶尔也干些别的。我在那儿第一次读到艾略特的《荒原》，在一本《世界文学》上，译者是裘小龙，始知诗歌有此种写法。第一次通过红灯牌收音机、中华牌电唱机，听到了合成器——由晶体管发出的，雅尔在紫禁城演奏的，直觉得此声发自天外，散发至宇宙洪荒。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么辽阔、无限的寂寥空无，只这一次，觉得世间有一种声音，超出了人世、生命、星球、太阳系，没着没落地在宇宙间激荡……
又有一阵子，大家迷上了画画，彭生是师父，彭生的窝是画室。一天傍晚，我在淮海路新华书店买了书，拐进了邮政局后的小院。夕阳斜进窗子，几个伙计正在写生，面对着墙上的一张葡萄静物照。郝佳、红卫、王利、彭生……郝佳好像在画自己的手，右手画着左手。我从那以后，再没碰过绘画。小学时，我是班里画画最好的三个学生之一。初中班上，我的绘画成绩最优，多次习作都在90分以上。矫苏平老师曾提起，某某比赛，你可以画张画，参加参加。认识彭生，尤其是这一次之后，我意识到，在绘画上我全无才情，也没天赋。彭生的写生、造型能力，即便是刚向他讨教的初学者如郝佳，其显露出来的水平，都让我明白到这一点。那时彭生常提到的绘画至交是王竞。我见过他们贴在学校橱窗中的画，此前还不觉得怎么样，以为自己再努力努力，或许能达到那样的水平。等同一班共聚多时，见识日多，我才看清楚他们的水平，也明白了自己能力有限。
三
少年初心，一切都在萌发中，天地万物骤然开阔，像打开了一扇扇秘密之门。我们常走在校园里谈刚念的诗、刚读的小说、刚看的电影。电影这种艺术让我们感到，小说和绘画或许都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电影才是未来的艺术。彭生的见解，也每每让我有忽开新境之感。
《人生》——先是路遥小说，然后是吴天明的电影——轰动了。那几天，在操场上来来回回，我们长谈的话题，便围绕着这部电影。彭生说《人生》并非什么佳作，并举出许多的例子，分析这部电影的不足之处。如镜头之间光影的跳，如绿扑扑田野场景的闹。他以一部外国电影为例，说其光线、色彩、剪辑如何之精妙；说导演为了色调和谐，为了表现主人公的心理世界，把房屋、土地、河流，统统都染上了颜色。蒙太奇、长镜头、淡入、淡出……我最早是从这里知道了这些电影术语，在一个铺展开来的新世界里，一步步走向更深。差不多二十年后，我通过影碟观看了塔科夫斯基的《乡愁》，意识到彭生当年所讲，将房屋、土地、河流都涂上颜色的正是这一部电影。
读到世界史，其中提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引用的译本是孙用的白话诗译法：
自由，爱情！
我要的就是这两样。
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
我们都觉得不习惯，说还是用旧体诗翻译的好。彭生很激动，对裴多菲的自由诗体赞不绝口，指出其中的节奏要素，并大声朗诵，毫不拘于成见。他的见识，他的激情，真真诗人也！
1985年元旦，中学最后一次新年晚会。大家都已年届十八，少年心气越发激荡、蓬勃、桀骜不驯，而彭生尤甚。我试图说服他给晚会的舞台画个画；另外作一首诗给同学们，代表班级作为晚会主题词。他一直都没答应。对群体的认同，他不像是从前了。彭生好像尤其有自由的意识，对不认同的，就是不认同，绝不屑为乌合之事。
我只有拿兄弟情义说事，却并不很奏效。1984年最后一天的中午，晚会眼看着要开始，彭生走到黑板前，信手拿起一根红粉笔，开始画。牛年生肖邮票刚刚发行，他就以这个为摹本，画一头牛。大约一堂课的工夫，一头昂首挺胸、眼望南天、似在嘶吼的壮牛，已横立在面前，满满登登铺了一黑板。当时我刚有点近视，新配了眼镜，时戴时不戴。我站在教室后头看这头牛，戴上眼镜，那些筋肉、骨骼仿佛鼓凸活现，似乎成了立体的，全有了质感。我把这发现给彭生说，他也刚有点近视。把我那两百度的眼镜借给他，他左看右看，走到这边又走到那边，一边看一边嘴里哼哼：“嗯，嗯，不错。肌肉……筋骨……下面隐含的骨架结构……嗯嗯，看咱，真不错！解剖学的质感啊！半似！半似！”（半似，徐州方言，意为“好到极处”，“半似”疑非正字）彭生心情大悦。也许受此激发，几十分钟后，也就是晚会开始前一刻，他的诗作也出来了。我还记得这首诗的最后几句：
向前走啊，走下去
头顶是同一个太阳
脚下是同一片土地
这是当年我们的毕业歌——就要告别，就要四散去，似没有一分留恋，只渴望着要出去，要走出去。但是它有一种达观，也是一种命定：不管四散到哪里去，头顶还是这太阳，脚下也还是这土地。
四
高考后，我去了复旦大学，彭生去了南京大学。信纸纷飞，一时把我们埋在书桌上。比起其他大多数同学，彭生的信不多，也不长，多谈及诗社和他所在的中文系，用那种我极为熟悉的“圣人蛋”语气。诗人小海是他的同学，彼时是南京大学的名人，诗名传到了校园外，彭生谈起他，语多批评。又有一回，著名诗人韩东到南京大学开讲座，人潮涌动，连窗口处都挤满了人，演讲一结束，许多学生蜂拥去索签名。彭生说，他从地上捡了一张纸，上面有一个鞋印，递上去……
寒假暑期归来，同届的、同班的同学相聚，每次都像新武林大会——好友多日不见，再见面大家都长了新本事，刮目相看，不服来战……一时间翻翻滚滚。缠斗得最激烈的、盛事中的盛事，当属围棋争霸和吉他比试。
围棋下到了最后，只剩下彭生和郝佳。两人从夜晚战到清晨，彭生从平手棋，到授一子、授二子、授三子，竟一直授到六子，这郝佳仍是战他不过。
我以为郝佳是负了急，自乱了阵脚。要说这郝佳可是人精，《少林寺》看罢便会鲤鱼打挺，学个杜丘冬人几可乱真，文、理、外兼优，85届高考摘得了江苏省外语科第三名，再不济也不至于让彭生授六子。
棋罢斗琴，郝佳、仲海……再次败下阵来，固然他们在北京见了世面，组了乐队，乃至成了校园风云人物。彭生有一双铁勾般抓得人手疼的大手，用这双手，他从琴盲起步，两个月，居然硬生生将一首《爱的罗曼斯》收拾得玉润珠圆。又过一学期，琴手们奉为至高段位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彭生说他练成了！“《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练成了？连滚带爬可不能算！”这完全不可能嘛！见我们没一个信。这厮拿过琴来，琶音、大轮指、把位切换……密集的音粒吹卷了阿拉伯的夜与昼，如风、如光、如时光般的繁复手法，彭生竟似信手拈来，毫不费力。
这之后，我们便很少见面。大学毕业我去了武汉，进报社做了一名记者。彭生兜兜转转、曲曲折折，似乎总没个固定的去处，也没个固定的工作。他先在徐州一家国有广告公司，没过几年又离职，去广州、北京、上海……在美国康明斯公司任过职，又跳槽至日本电通广告公司。他终于在上海稳定下来，还是做广告，似乎很成功——办了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还开了一家印刷厂。新千年后，我到上海“考察”报业，结识代理晨报广告的某广告商，他居然认得彭生，提起彭生他两眼放光，连呼“大神”，说在广告思想和创意上，那可是“上海滩教父级的人物”。据他说，有多家著名客户的诸多品牌，其幕后的传奇推手都是彭生。
那一年，我携妻挈子，回乡探亲。大年初三晚上，彭生微醺着来看我。他还单身着，还是那个模样，白净且英姿勃勃。在院子里见到我儿子和外甥，弄清他们和我的关系，非要给压岁钱，拿出一叠百元钞，追得两个小学生满院跑。
延引至屋内，我问他为什么还不娶妻。彭生说：“尚未立业啊，怎娶妻？”然后他感慨世道艰难，直说得咬牙切齿，仍是当年那个愤怒青年。说到某一日，他心头只觉一片昏黑如同困兽，冥冥中走进徐家汇的天主教堂，但觉得世间污秽如斯，穹顶如万吨巨轮碾下，上帝立在天顶凝望。
愤怒青年结婚，是2009年轰动我们班的大事。眼见着同学们有的已在奔向“空巢”，彭生终于大婚，新娘是“八○后”上海姑娘丽娜。他们婚后不久，诞下一子；又三年，再诞下一子。居家便有了居家的安定，彭生在德国定做了一把琴，说要将吉他再捡起。北方佳木，祖传手艺，德国工匠，手工打造——某一天，班级群里的话题是“彭生弹吉他”。视频中，彭生一边不时伸出手去抚弄幼儿，一边还用这把名琴随意弹奏那高难度曲目，那英俊倜傥、白净青春的模样，竟似岁月把他漏了网。我和郝佳，此时算是见了些音乐界的世面，但看了彭生的技艺，叹为观止，仍只有拜服。
此后，彭生一边继续经营着他的广告公司和印刷厂，一边又建起了酒窑，专营法国葡萄酒，尤推崇波尔多和勃艮第。一旦聊起酒来，他总不忘给我们念真经，直把那些伪传言、贴牌酒、制酒售假的旁门歪道一一揭露。有时，同学们在外地小聚，也不忘将花费数百的葡萄酒拍了照发过去，请他鉴别。彭生会说：“这个你们也敢喝？”“这个只能用来漱口！”“这个只能洗酒杯！”
同学们的聚会，主要是在班级群里了。虽然很少见面，我们却像天天在一起。班级群无彭生不欢，无彭生不闹，无彭生不吵，无彭生不杠。这家伙海阔天空，没有他不精通的。他是永远的辩士、斗士、战士、毒舌、杠精，好勇善斗，所见皆污秽，皆丑陋，皆烂疮流脓，皆黑暗无光，红肿溃烂。他危言耸听，仿佛天之将倾，又仿佛我们都已成为黑暗的零件和帮凶。大伙在一起常踹他，拳脚相加群殴碾压他。他愤怒失望地退群，被拉进来；再退，再被拉进来；再退……
五
2018年，彭生有一年多没有再回到我们的班群里来。但朋友圈中，我时见他的身影，继续在转发着那些意见激烈、愤怒的文章，他激昂慷慨，忧时愤世，一惊一乍。
这一年岁末，武汉大雪。雪中来去，我为了送岳母就医，出这个院门进那个院门。适逢市里开两会，报社不敢懈怠，新旧交替的年轮，便在进退失据中转过去。
1月5日，我接到严徐文的电话，说彭生肺癌晚期，已经五年：“这次不在上海就医，在徐州住院，可能是不行了。”7日上午，我再收到郝佳的微信消息，说正赶往徐州去。我说过两天去。晚8时，郝佳发来微信消息：“彭生已经走了。”
彭生五年前即知自己患了肺癌，两年前病情恶化，但他自始至终未让同学们看出一点异样。从头至尾，其所谈所感，言行、态度、姿势，一直不变。而且，他好像依然年轻着，翩翩美少年，仍似当年模样。我们私下里常感慨，这个班上最帅的男生，似乎懂得青春永驻之术。所以，当彭生的病情的消息传来，无一人不感到难以置信。那几天，天南海北，高中和大学的同学乘动车、赶飞机，纷纷奔往徐州，以见他最后一面。
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彭生当时的心愿是除了家人什么人都不告诉。拒绝探望，不受慰问，甚至不行徐州规矩，不设灵棚，不收纸钱，不作告别，只等待火化、入了土，再通告他的同学和朋友们，方便时或到他的墓前一别。只因最后一刻，他的妻子抱了最后的幻想，最后一刻，以为同学、朋友的相见和激励，或许会让他活下去，因而告诉了来往最密切的三五好友。消息因此散了出去。
据彭生的妹妹讲，虽已病重，彭生仍坚持与家人一起进餐。“那是一家人相聚的时刻，他会讲很多话，甚至会故意激起争论。这时的我已能读懂他了，其实他需要的不是辩论而是倾听，不是争个对错，而是得到认同。”
“他之于尘世，因为走进而了解，因为了解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痛苦。思想的丰富，这于禀性执拗的他则是不幸的，他常对不平之事，如困兽般愤慨、呐喊和挣扎。”此时，这个一贯坚持己见，分歧时绝不留余地，“必是一剑杀死”的哥哥，在妹妹的眼睛里现出了他“那孩子般率真”的面容。
弥留之际，彭生呼吸愈短，精力渐无，身上的力气，只够轮流半睁开一只眼。他不让他的老母亲离开，生怕老母亲一离开，同学们就把钱礼留下。
没一个人不感到突然。九天前，郝佳与彭生新开了一个棋局，还挂在网络上。白授七子棋，双方共下了四手。彭生离去第三日，11时12分，棋局落秤，判白方超时告负。
郝佳：“我终于赢了一盘。”
我：“这么多年下来，你接近他的水平没有？”
郝佳：“接近了。”
我：“厉害！”
郝佳：“可以达到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水平了。”
我：“哦，这种接近啊。”
郝佳：“他是个好巴西队，最近经常和我踢友谊赛。”
我：“直到如此病情，棋力似乎未减，厉害！”
郝佳：“此刻中国队只能在高铁站痛哭！”
此刻，郝佳在返程回上海的路上，他刚在病房看了彭生，告别了彭生。他说：“让我七子仍下不过他。他是棋神。”
六
彭生的小学在大马路，我在民主路。两个同是故黄河边上的学校，相距不过几百米，一个在民主路东，另一个在民主路西。
小学毕业，进初中，我们同上了徐州一中，一个在1班，一个在8班。徐州一中那座古老的青灰色教学楼，我在一楼东头，他的二楼西头。
后来，我们聚在一起了，相处岁岁年年，交流越来越多。我们的记忆，渐渐叠加、重合。这时我才发现，童年、少年、青春时期，我和彭生完完全全是在同一片街区，在同一个天地里长大。
我们在同一个理发店理发，大马路拐角的工人理发店；在同一间澡堂洗澡，大马路桥对面的同春池；有同一个活动中心，工人文化宫；去同一家电影院，文化宫电影院；学校北面有同一条河，河上有同一座石桥。
大马路桥连接着徐州东站，是我们年少时走得最多的桥。多少次，我十几岁的哥哥就是在这个桥头痛哭！那时，母亲带着两儿一女在徐州，父亲一个人在宿县。我亲爱的哥哥，每次送探亲的父亲回宿县，走到这里目送着父亲提行李包走过桥去。不解这奇怪的社会，为什么不能让父母相聚，调到一起工作。多少次，梦中有时醒来，我和彭生听见的是来自东站的同一声火车汽笛，它远远地传过了故黄河，消散在午夜清冷的月光和夜气里。
相处岁岁年年，交流越来越多，这些年，有时我会在脑中幻化出当年我们在一模一样的场景中，迎着朝阳，分别走进不同的小学——在故黄河畔，一个走这条街，另一个走那条街，其他的一切都一模一样。是啊，本来我们就嬉游在同一个地方，很早我们就相互遇见，时有交集。其实我上小学时就知道他的家，看过他家的小院。每每走过民主路，经过洋槐树掩映下的那两堵白墙豁出的院门，小伙伴们会指指点点，议论他的母亲是邮政局的员工，父亲是民政局的干部，妹妹因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是延安区号召大家向她学习的身残志坚的少年。小学生们都知道她，都知道她在邮政局院子里的家。
只是在我们都阔别了故乡以后，这些东西才叠印、复合起来，告诉我们，它们原来是同一个原形。相处岁岁年年，交流越来越多，我有时候会想：我们的脑海中，很可能有同一座一模一样的徐州城，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徐州城，久得如同前世的从前。
我和彭生都喜欢打乒乓球。他会发那种又急又转的球，从球台一只角，一路上拐着弯，奔向球台对面另一只角。因此，他有个绰号叫“大砍”。第一次和“大砍”对阵的人，往往会招架不住，直接吃球。1984年夏，彭生突发奇想，带着几个乒乓球打得最好的同学，到工人文化宫去挑战，那里聚集着全徐州城球技最高的一帮高人。结果出乎意料，我们的得分没一个能过十，被高人们一顿砍瓜切菜，铩羽而归。
大家一个个灰头土脸，都很沮丧。彭生问了一个问题：“同样的时间内，打了三局和打了五局，哪一个更快乐？”
七
“壮年驾鹤西去，天才从此隐形。”听闻彭生去世的噩耗，这句话涌上我的脑海，脱口而出。
我的意思是说，说着彭生的这些事，知道的自知其真，不知道的只当是传说，再也无从去找他对证。天才之不可思议的形迹，已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彭生是天才。他是我见过的天才中最像是天才的。年少早慧，横空出世，琴棋书画，诗词文章，做什么都好，索性什么都不做。
和他妹妹一样，彭生幼时也得了小儿麻痹症。只是留下的残疾不严重：左腿比右腿短3.5厘米。若非深知多年，若非见他奔跑，谁也不会知道他有这个隐疾。
一抬头间，彭生故去已近一月。年关如过关，诸事纷纷扬扬，每日忙忙碌碌。年二十八九，值最后两个夜班。报社办公楼已成空楼，一件紧迫着一件的繁琐事，终于落定、清空。在偶尔飞来一两张大样的办公桌上，我将这纪念文字渐渐收尾。
午夜过去，晨曦复来。拜年的短信和微信消息在手机中一阵比一阵更密集地响起。大年三十啊，辞旧迎新。
别了，彭生，我们的故事，再无从相聚忆念。
2019年2月4日
【李皖，音乐评论家，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听者有心》《锦瑟无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