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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呼呼地刮着，京城零下10℃的天气，把柳枝裹得紧紧的，使得它无法吐出绿意的生命来。圆明园的湖面结着一层厚厚的冰，让我这个从春暖花开的南方飞过来的使者感觉到有些不太适应。即便五官受冻，我还是拨通了二哥家里的电话。电话那一头，二哥的声音有些低沉，他告诉我，房子旁边的拐枣树长出嫩芽来了。嫩叶还是黄绿色的，不过显得比往年多了一些精神；经过五十年一遇的寒流吹打之后，树上的新叶显得更有春意了；洒在叶片上的阳光，显得更加的温暖了……听着二哥饶有兴味的描述，我仿佛闻到了故乡拐枣树新叶吐出的芬芳气息，一种劫后余生的幸福暖流涌上心头，把布满洪荒的心底河床注满了。郁结的心河开始化解。冰湖的四周，突然幻化出一片绚丽浪漫的春花，让冷风中的我的内心增添了不少绿意。我的思绪穿过寒流，抵达了开满鲜花的故乡：瘦弱的二哥站在吐出嫩叶的拐枣林中，目光注视着前方的笔架山，心弦如一条坚韧的筋条，飞越千山万水，把远在北京的弟弟的心，紧紧地系在一起。
此刻，二哥的感觉应该是积极的温暖的，他甚至觅到了自己生命之光重现的曙光。而我却深深地知道，二哥阿山的生命光阴，可以用小时来计算了。
虽然我们把病历单收得很紧，尽管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很遵守职业道德，不把绝症患者的病情告诉二哥，可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聪明人，二哥肯定也能体会到了自己的症状和紧迫的程度。他在医疗条件比较优越的右江医学院附属医院躺下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以后，最为柔软的液体再也无法注入他的血管，令他感到焦躁不安，他的情绪开始变得无法稳定了。他主动去问主治医生，说我的病还能不能医治？要是不能医治，请你们及时告诉我，让我有心理准备！医生很有耐心地劝导二哥，说天下任何一种病，在医疗过程中，任何一位医生都不可能打包票说一定能治好，或者说医不好。医生把眼镜戴起来，接着说，大哥请你放心，现在你的身体还是很不错的，还能吃东西，行动还是很利索，说话的声音还是很有底气，你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配合治疗就是！尽管医生的耐心达到了极限，说话的艺术几乎完美，可是，二哥还是从其中找到了破绽。他转回病房，对他的大儿子、我的侄儿阿理说，理儿，打电话给你叔，说明天我就出院，叫他来百色接我回家！这个时候，我已经跟着朋友的车子离开马城赶往南宁，明天中午就要飞赴北京，去参加《民族文学》举办的一个文学活动。侄儿阿理拨通我电话告诉我他的父亲我的二哥自个儿要求明日出院，那一刻，我乘坐的车子正好驶过红水河岩滩河段的古龙大桥，向不再遥远的南宁飞驰而去。我告诉侄儿说我就要飞往北京，不能亲自去接二哥回家。侄儿阿理没有挂电话，他把我已经出差的事情告诉二哥。电话那头，二哥的声音在病房里回响着，他说你叔又能去北京了，明天办完出院手续后，我们去百色客运站坐班车回去就是，不要麻烦他，让他放心去开会吧！
听着电话那边传来的话音，我的泪水如决堤的湖水般涌出……
五十有九的二哥，一辈子不曾进过医院的二哥，就是这么第一次与医院接触，病魔就可以宣布他人生的句号即将画上。四十多天前的元月13日，天刚蒙蒙亮，二姐打电话给我，催我马上拿车回老家，带我二哥到医院检查。二姐告诉我，十几天来，二哥进食不正常了，昨夜一夜，他都是抱着肚子痛苦地呻吟，眼睛几乎没有合过一刻。于是，我赶紧和单位的同事说明情况，驱车赶往山里，去接二哥到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当时，我压根没有想到，二哥患的是致命的绝症——胃癌，而且已经扩散，是晚期。当医生指着泛黑的胃镜彩色图告诉我，您的亲人胃溃烂面积已经达到三分之二，从我们的经验判断，入眼几乎可以认定为胃癌晚期，而且应该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医生的话如冬雷炸开，直轰头顶。我当时是怎么站起来的，是怎么走到过道的座椅上坐下来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坐在过道边的长凳上，双手掩面，任由人们从身边来往穿梭，任由泪水把衣襟打湿，我的情绪已经失去了控制，在过道间号啕恸哭起来。当我从痛苦的泥沼里挣脱出来的时候，侄儿阿明和阿伟已经办好了二哥的住院手续，二哥就在内科住院大楼一楼的病房住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