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汉古诗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藉此形容南北之遥远。而在过去的七年间，我不断从广东返回新疆，五千公里的距离飞机需六小时，火车则为四十八小时。这种变动不仅是横穿大半个中国的地理移动，更是明显的环境置换：从水乡到荒漠，从墨绿到姜黄。
在西北，人们有很强的空间感。无论是我在新疆哈密的老屋，还是我在乌鲁木齐的居所，窗外都能看到开阔的蓝天及远处隐约的天山——好像那山是镶嵌在屋外的装饰画。目光所及的地平线并不遥远——就在山脚下。有一种可以移动的房屋名曰“毡房”，是牧人为方便追逐水草而发明的。牧人不会扎根在某个固定的居住点，总是随四季的变迁而转场。
“祠堂”是另一种屋子，算得上东方汉文化的典型代表。我在东莞市区的居所背后有条酒吧街，呈现出古怪景象——灯红酒绿、鳞次栉比的小酒吧间，夹杂着一个肃穆祠堂，大门上的黑漆略有脱落，半米高的门槛，门板上的锁子像一个句号。这是这条街唯一没有被出租的圣地。某个偶然的机会，跟着村人进入这“绍广詹公祠”，我愣怔其中：被围墙包裹的院落是个封闭的圆环，虽然有高大的门楼，壮实的圆柱，三开间三进四连廊布局（在最深的那间屋里有供牌），但这个别致宁静之处却让我感到异常压抑——除了头顶的天空，我的视线无法探到更远处。
奇怪极了：当我重返新疆，从火车窗玻璃看到落满白雪的戈壁时，犹如穿越梦境薄膜般浑身震颤——我居然有找到家的感觉。为何对别人意味着可怕孤寂的戈壁，居然让我感觉亲近，像是看到了母亲沧桑的面庞？为何我和大多数生活在内地的人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如何历经神秘嬗变而形成？而在形成那不同的命定一刻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于是就有了写作。
我试图用文字让那些重要的时刻凝冻下来，试图反复观看，从貌似毫无头绪的细节中找到线索，努力纺织出一匹属于“我”的锦缎。我记录下我的行动，更记录下当时的环境，以及我所处的复杂心境，还有我的纠结和震撼，我的心痛。我看到“我”如何面对庞大悸动的世界，如何努力将微小自身镶嵌在那个大块头上，如何确保在奔徙无定的过程中不被甩掉，甚尔在某个古怪时刻，我还找到了某种平衡。
我从未想要建构一部宏大的迁徙史，我的初衷只是记录下历史大幕中我的个人遭际，并期望通过个体的“我”投影出迁徙族群在某段时间的共同记忆。所以，我的文字描述的不仅仅是“乡愁”，更多的是“观察”。我不仅瞪大眼注目南北文化差异，更对裹挟在转型大潮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有所探究。
每一次从广州火车站出发，看到黑压压人群蜿蜒形成的春运大军时，我都充满慨叹——这就是我的时代！我正身处其中！这么多人候鸟般反复、反复地回家，而我不知为何就被抛入这人潮夹缝，惶然间承受了各式各样的记忆景象，所以，我不能不写。
然，书写的过程多么艰涩！迁徙生活的真相其实是丧失了确定感和完整感的悲剧之旅，在颠簸中像一地飘落的花瓣，充满琐碎和细节，而我要通过召唤、复返、穿梭、黏合、烘焙等办法，让那些冻结的碎片消融、复活、飞翔，回到它们原本的位置。我试图以最聚焦的长时间思考，进行最不依不饶的追寻，试图将那些如盐粒似珍珠的节点，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侦查，以期消解动荡带来的巨大腻烦感，抵抗失根后的浑噩感，努力叙述出一个个清晰事件，一种种精准情绪，一条条确切行踪。老实说，这个过程实在是一场可怕的搏杀：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