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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那里说话。声音很轻，以至于后面的人听不清楚。有人把话筒向她嘴边移近了一点。声音依然很轻。那是后退的、云淡风轻的声音，独白的口吻，仿佛她面对的不是人群，而是一片空地。
这是一场以诗歌为主题的读书会。她聊起自己诗歌的精神来源，聊到索德格朗、辛波斯卡、狄金森……也都是我喜爱的。女性对于生命的独特直觉在诗歌里曾经得到过怎样的表达，从她们便可窥见。这种吸纳与输出的力量是软性的、强韧的，正如水流，仿佛涣散，可以随物赋形，却能浸透许多事物。她描述那座创造力的金字塔。她曾经把文艺输出中最为理性的部分视为塔尖。当一种观念广被认可之后，理念便成为新构筑的塔基，进而，一个倒过来的金字塔出现了。这时候，塔尖是诗歌。这种困难度最高的表达形式，考验的不仅仅是语言，而是整全的人格，需要调动整体的生命经验。她说，正是这种高度和完成度，让她在人生最困难的时期重新选择了诗歌，而诗歌也成为拯救者。
人们开始发言。我细听他们说话，觉得他们并不怎么关心诗歌。他们更关心她这个人——他们和她的交道，她的才华，她的成就。这关心有点复杂，有点枝枝蔓蔓，跟她正在聊的话题不大切合。在座者有许多人跟她是旧相识。老友相见，能把任何话题变成叙旧，这很正常。有些人曾经写过诗歌，后来转向了别的文体。和其他行业一样，诗歌当然也可以被视为由从业者构成的行当。从业者会渐渐形成一个圈子。但似乎只有极少数在意诗歌，其他人对诗歌不以为意。对许多人而言，“写诗”仿佛是对某个行当的投靠。但诗歌属于极端的事物，需要极端的心肠，大冷或者大热。这是具有奇异禀赋的一小撮人的事，甚至——有时候我想——诗歌简直是非人间的事，只有天使或魔鬼才能操作。
她不怎么答问，只是自说自话。一个人没有辗转四顾的习惯，自然会保持这样的态度——你们关心你们的，我关心我的，我不需要你们附和我，我的注意力也不会被你们牵着走。
我跟她至多属于熟人，还算不上朋友。事实上，由于开始写作很晚，我跟圈中许多人都没有过深的交道。偶尔在饭局上听见些淅淅沥沥的掌故，关于张三，关于李四，因为没有直接经验做依据，颇觉难辨真伪。在影影绰绰的流言里，写诗的人多少有点不寻常，会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说一些匪夷所思的话。有时候陷在传闻所提供的场景里，我想象当时的细节，很难像别人一样笑出声来。我左想想右想想，会把我这个不写诗的人也想进去。事实上我也是不谨慎的人，容易受到流言攻击。我想，若是我，我也会的，会在那种情形中突然感到厌恶，会说出冰凌般的冷话。这本是寻常人情，不难理解。只是人们习惯于对某些行当抱持苛求。
常常是这样，一桩关于你的流言已经到处流传，你才在某个角落不经意间听到。流言并不面目可憎，它常常是以笑呵呵的方式传播的。在貌似并无恶意的嬉笑声里，一个“被谈论的人”会无端成为可笑之人。没有什么比“滑稽”更能瓦解诗意了。无论如何，诗歌之事总是庄重的；诗人，可以霸道，好色，神经质，但不能是个小丑——这是人们心中的定律。要摆脱种种歧义和框定，对人来说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她似乎一直能跟这些琐屑之事保持距离。仿佛她有一层隔离灰尘的隐身衣，这些人际摩擦造成的碎屑沾染不到她。
在举办读书会的园子里，女人们照例花枝招展，让人想到莺莺燕燕这样的描述。而她简单到底。一头不加修饰的短发，一袭暗红羊绒长外套，平底卡其色皮鞋。即便在室外，她说话音量也不高，极少大笑，双手笼在衣袋里慢悠悠走路，从不勾肩搭背。我就想，这是个不会跟任何人过从甚密的人。就人际交往的规律来看也缺乏这种可能。精神自足会让一个人意识到人和人保持间距的重要。或者可以说，间距不见得被明确意识到，但精神自足本身就具有拒斥力，它会在主客之间——在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外物之间，拉开一点距离。
这让我羡慕。也因此，我先看她怎么个“撤离”。眼前这本书辑录的诗歌全部写于去年。她坦承那是“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对她而言，那也正是知天命的年纪。诗行里的撤离仿佛是忍耐许久之后所下的一个决心，是破釜沉舟式的，毅然，彻底，绝无犹疑。漫长的排比犹如阅兵式上的队列行进，整齐、隆重、气势如虹。在这样的形式之中却又藏着肃杀，令人感受到某种一意孤行的壮烈。这种骨子里的坚决，慨当以慷的气概，也许正是汉语诗歌的美感所在。与生命的险峻所抗衡的转身，难免带有强烈的仪式感。所有目不斜视的孤绝的吟诵者，也许都是这样的。
尽管我对这易水歌般的决绝怀有仰慕，然而我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对寻常人而言，从一切中撤离，并不是凭一次决意就可以实现。这束缚了我们也给予我们寄居之所的外壳——身体，以及维护这个寄居之所所必须的事物，如果不是由于阅读与写作，如果不是由于诗歌或诗意，那些具体事物所构成的小世界，或许就是我们全部的命运；如果不是由于我们心有旁骛，或许这外壳终将令我们俯首帖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