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永不过时的事物
——亨利·戴维·梭罗
一个人如果没有生活在马萨诸塞，对文学史也无多少兴趣，他对麻州小镇康科德的知悉多半因为北美独立战争。1775年4月19日早晨，驻守在波士顿的七百多名英军开始从波士顿市区向康科德进发，准备偷袭反英殖民地民兵组织在康科德的秘密军火库。得到消息的民兵组织抵抗，在莱克星顿，几十名民兵首先阻击英军，因寡不敌众而撤退。随后，英军到达康科德，在康科德的北桥，集结起来的民兵和英军发生激烈战斗，临近各镇的民兵纷纷赶来增援，导致英军撤回波士顿，这就是著名的“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役”，它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和英军的第一战，揭开了独立战争的序幕。
但对于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哲学和文化史爱好者来说，康科德作为朝圣之地的意义并不在于此，它的盛名是与对美国思想、文学影响深远的几个名字连在一起的：被誉为“美国文明之父”的思想家、作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杰出的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思想家、作家、自然主义者亨利·戴维·梭罗；《小妇人》的作者、女权主义者路易莎·梅·奥尔柯特；诗人、传记作家威廉·埃勒里·钱宁，他为好友梭罗写了第一部传记《梭罗，诗人——自然主义者》。
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是文学史上的一颗灿烂星辰。而颇为神奇的是，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间，他们全都汇聚在这个面积仅为二十六平方英里的波士顿北边的小镇。他们互为朋友、师生甚至家人，频繁地互访、聚会、交谈，影响着彼此。“一个伟大的灵魂，会强化思想和生命”（爱默生语），何况几个伟大的灵魂？这种高度精神性的交往成为一种奇妙的激发，强化了他们各自的思想、生命和创作，最终成就了美国文化史的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在独立战争的半个世纪后，在康科德这个“世界上最可尊敬的地方之一”（梭罗语），又发生了以超验主义运动为中心的另一场“革命”，它通常被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说：“这场革命只有通过文化观念的逐渐培养才能达成。”
在康科德，你仅仅用一天时间就能寻访所有先贤们的行迹。他们是近邻，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你可以一早开车到瓦尔登湖，它的英文名其实是Walden Pond（瓦尔登池塘），围着它散步一周，其间会经过梭罗林中木屋的遗址；离开瓦尔登湖，你的下一个地点可以设定位于纪念碑路的爱默生家族老宅。这栋由爱默生的祖父建于1770年的房子现在是一个开放给公众的博物馆，爱默生当年在这里写了超验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自然》的初稿。爱默生老宅的另一个房客是霍桑，霍桑初到康科德时，曾和妻子索菲娅在这房子里租住三年。午后，你可以去霍桑故居和路易莎故居。霍桑故居是一栋敞亮的米黄色大屋，这所房子最初是霍桑从奥尔科特家买的，奥尔科特家给它取的名字是“山边”（Hillside），因为房子后面是一座林木葱郁的小丘；而霍桑将其改名为“路边”（Wayside），原因是房子紧临大路，从位置上甚至容易被误认为驿马客栈。奥尔科特家后来住在与之相邻仅两三百米的另一栋黑色木屋，这栋房子被路易莎一家称为“果园屋”（Orchard House）……无论你之前的路线如何，你最后可能会来到“沉睡谷公墓”（Sleepy Hollow Cemetery），它是比较适宜的康科德之旅的终点。
爱默生和牧师老宅
1803年5月，爱默生出生于波士顿。他出身牧师世家，父亲、祖父、继祖父都是牧师。爱默生十四岁入读哈佛大学，十八岁毕业。毕业后，他在不同学校任教，自己还曾创办“切姆斯福德学校”。“超验主义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几乎都当过教师或创办过学校，如梭罗、阿莫斯·奥尔科特（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父亲），这和他们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促使社会变革的理念密切相关。爱默生曾说：“世上一切伟大光辉事业，都比不上人的教育。”在任何时代，教育都是改变民众观念的最好方式，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总是通过直接教育或是著书立说等间接教育来传播知识和真理。
1824年，爱默生返回哈佛，进入了神学院，准备继承牧师世家的衣钵。此时距离爱默生发起“超验主义”还有将近十二年，离梭罗和爱默生的结交还有十三年。1829年，他成为“一体论”牧师，直到1832年。但在神学院和教会期间的爱默生已经渐渐远离了当时的宗教观念和信仰方式，因为他对宗教、社会、个人的思考早已远远超越了他的教会同事和同时代人。在1832年的一篇日记里，他写道：
“我有时想，要成为一名好牧师，就必须脱离教会。这种职业已经过时。在改变了的时代里，我们在用已经死去的形式崇拜祖先。”
同一年，由于和教会管理者的冲突，爱默生辞去牧师职务。很快，他踏上欧洲之旅。在此次旅行中，他不仅漫游英国，也去了法国和意大利。欧洲游历让爱默生汲取了欧洲大陆最新的人文思想，而作为英国移民的后裔，英国之行也让他得以发现自己的“文化之根”。对精神强健、思想独立的人来说，寻根往往并非为了凭吊或缅怀，而是为了寻找未来的方向。因此，寻文化之根不但没有让爱默生变成一个文化依附者或固守英国传统的保守人士，反而促使他思考美国文化脱离“母体”的独立之路。而这一切，都为他两三年后即将发起的一场思想风暴作好了准备。
1834年，返回美国的爱默生搬进位于康科德的家族牧师老宅。老宅由爱默生的祖父建于1770年，是一栋简朴的深褐色木屋。老屋背倚康科德河，从院子里可以看到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役的主战场北桥一带。在牧师老宅里，爱默生写下了《自然》的初稿。这篇文章于1836年正式发表，象征着超验主义运动和美国文化走向独立、繁荣的开始。
爱默生的到来使康科德成为了美国新文化的中心。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灵魂逐渐汇集在这位渊博、睿智、雄辩、思想高尚的人的身边。健全的人格使爱默生具有天生的影响力，他不仅是超验主义运动的领袖，也是康科德文化圈中的社交“灵魂”，是最友好、慷慨的主人。
第二次婚后不久，爱默生搬出老宅，迁居到位于康科德的另一处新居，他将新居所命名为“Bush”（意为“灌木丛”），Bush就是今天开放给游人参观的爱默生故居。爱默生故居保留着主人当时的趣味，它的后院有灌木，也有草丛，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芜杂和自然生机。它会让人联想到爱默生对自然的钟爱，是他试图在自然中寻求“人”之意义的思想的诠释。这种生活哲学似乎一直影响着后世的麻省居民：在郊区小镇，房子的后院往往是开放的，它不是被篱笆围起来的人造花园，而是面向着森林、树丛敞开，人工种植的花和草坪渐渐和天然的树木、草坡融为一体，体现着人们崇尚自然的生活方式。它是梭罗理想的“院落”风格：“根本就没有庭院！有的只是那没有篱笆围住的大自然，一直通到你家门口。”
五月过后，经过这样的院落总会让人心旷神怡，爱默生当年的描绘仍然那么新鲜而贴切：
“在这阳光灿烂的夏天，吸入这样的生命气息是一种多么奢侈多么豪华的享受啊！草在生长，芽在萌发，草地上点缀的花朵，具有着火焰与黄金般的颜色。天空中有无数的飞鸟，空气中飘逸着松脂，香膏和新堆起来的草垛发出的清香……”
1837年是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年份。这一年，爱默生发表了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说，这个演说被誉为美国知识界的“独立宣言”。在“宣言”中，爱默生鼓励知识分子摆脱传统束缚和学究风气，自信、独立：
“他应当完全地拥有自信心，绝不迁就公众的喧嚣……当他深入了解自己心灵的隐秘时，他也在发掘所有心灵的秘密。他认识到，一旦能够掌握自己思想的规律，他就能够掌握所有说着与他相同语言的人的思想，以及那些有种不同语言，但是可以翻译成为他的语言的人的想法。”
他要求学者揭穿谎言、反击蒙昧，自由而勇敢：
“学者应当是自由的——自由并且勇敢……一个人如果能看穿这世界的虚饰外表，他就能拥有世界。你所耳闻目睹的种种蒙昧、陋习与蔓延不绝的错误，皆因人们的容忍，以及你的纵容。一旦你把它看成是谎言，这就已经给了它致命的打击。”
爱默生反对权威，反对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对“个人”的压制。他启发人们体认“个人”的意义、个人的伟大，他宣扬人自身具有的神圣性，人依靠自己即可完善。他曾说：“在我所有的演讲中，我只传授了一样学说，那就是‘人’的无限。”
尽管爱默生从未否认过信仰和上帝，但他张扬的“个人主义”“依靠自己”(而非寻求神的指引)、个人与生俱来的神性和纯洁（而非教会所宣扬的原罪）、个人对权威和教条的反抗（而非对神及其代言人无条件服从），意味着他在思想观念上早已背离了当时的教会及其信众。爱默生宣称“一切人都是一个人”“人是自己的神”，他嘲讽基督教把人视为“羊群”的说法：
“我相信人是被误解了，他损害了自己。他几乎已失掉那种引导他恢复天赋权利的智慧之光。如今的人变得无足轻重。过去和现在，人都贱若虫豸蚁卵，他们被称作是‘芸芸众生’或‘放牧的羊群’……”
他把“私生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神圣地位：
“与历史上所有的王国相比，一个人的私生活更像是个庄严的君主政体。”
与教会的公然决裂发生在1838年7月15日，哈佛神学院邀请爱默生作毕业典礼演讲。在演讲中，爱默生称基督是个伟大的人，传统基督教却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半神……这次演讲激怒了新教徒，爱默生被批判为“无神论者”（这在当时是个极其危险的贬义词）、“毒害青年心灵的人”。此后三十年间，爱默生再也没有被哈佛大学邀请回校演讲。但爱默生是个真正的“公知”，他除著书立说外，一生巡回各地，进行了超过一千五百次的公开演说，宣扬他的思想，其最精髓部分当然是对“个人”的信仰。这一信仰构成了现代美国精神和价值观的基石。关于爱默生，也许没有人比哈罗德·布罗姆总结得更简洁有力：“爱默生就是神。”
拥有这么一颗超凡心灵的人，却依然无法避免俗世的痛苦。在第一任妻子艾伦因肺结核去世后，肺结核又连续夺走了爱默生深爱的两个弟弟爱德华和查尔斯的生命。1842年1月，爱默生的长子死于猩红热。就在同一个月，老亨利·詹姆斯的儿子出生，老亨利恳请爱默生做他儿子的义父，爱默生同意了。这位“义子”就是日后被称为美国心理学之父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威廉有个和他一样赫赫有名的弟弟，那就是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当然，詹姆斯家族的故事又是另一页辉煌了。
弟弟查尔斯死后，爱默生邀请索菲娅·皮博迪为查尔斯作浅浮雕肖像，这位画家索菲娅就是文豪纳撒尼尔·霍桑的未来妻子。索菲娅因此和爱默生结识并对康科德留下深刻印象。她向霍桑赞扬康科德，霍桑回复说：“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那样的景物里建起我们的小屋吗？我的心焦灼地渴望去那里……”
1842年，新婚的霍桑夫妇立即搬到康科德，霍桑以每年一百美金的价格租下牧师老宅。当他们搬进爱默生家族的老宅时，勤劳的梭罗已经在宅子上为这对夫妇开辟了一个小小的菜园。霍桑夫妇在康科德的第一个邻居则是超验主义诗人、梭罗的终生至交埃勒里·钱宁。
梭罗和瓦尔登
一些作者写到有关瓦尔登湖的“朝圣”经历时，会用到“失望”这个词。具体说，就是因第一眼看到瓦尔登湖竟然如此之小而感到失望。但我不太能够理解这样的失望或称“心灵落差”，难道梭罗在《瓦尔登湖》这本书里曾把瓦尔登描绘成一个烟波浩渺的大湖？这地方的全名是Walden Pond，它是个池塘。梭罗不是徐霞客，他不是遍访名山大川的旅游家，他选择住在瓦尔登湖畔，不是因为此地是风景胜地，而是想在此亲身经历如何与自然相处，专注思考人如何生活等问题。正因为瓦尔登是马萨诸塞千百个普通池塘之一，是世界上千千万万个普通池塘之一，《瓦尔登湖》这本书才具有更卓越的意义。瓦尔登湖，它必然就是小而美的，它必然一眼看似寻常却气象万千，它必然就像平凡生活本身那样看似无意义却包含着人生的全部奥秘，它刚好诠释了被梭罗视为精神导师的爱默生那句名言：“一滴水就是一个小小的海洋。一个人联系着整个自然，从平凡事物中感受价值，可以结出累累硕果。”瓦尔登很小，但它可以是整个世界，只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才能看出这世界的光芒与完整，只有一颗善于感知的心灵才能感察觉平凡与日常中的深邃。
在康科德作家群里，梭罗是唯一出生于康科德的“土著”。他于1817年出生于康科德，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小镇度过。你至今仍可以在康科德镇弗吉尼亚路341号找到梭罗的出生地，它经过修缮，现在是一栋两层半白色木屋，烟囱在房子的中央，名为“威勒-米诺特农舍”，又称梭罗农舍。
1837年，梭罗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没有选择当时的哈佛毕业生热衷的职业：律师、医生、企业家……也没有接手家族的铅笔制造业。他选择教学。梭罗最初任教于康科德公立学院，后因反对鞭打学生而离职。他和哥哥约翰后来办了一所文法学校——康科德学院，他们首创了远足、带领学生参观商店和市场的教学方式。但由于约翰去世，康科德学院于1842年关闭了。
在康科德镇民们眼中，梭罗是个没有职业的怪人。他们时常看见梭罗在林间远足，在绿野中散步，和友人在河上泛舟。梭罗喜欢观察动植物标本、搜集标本，对于学生和友人来说，他也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善于种植，长期在爱默生家当园丁，曾为霍桑夫妇开辟小菜园；他常年当家庭教师，还是个相当专业的土地测绘员，他为霍桑的“路边”和阿莫斯奥尔科特家的“果园屋”做宅地测绘工作并收取十美金酬劳……1844年，梭罗和朋友爱德华·霍尔在林中取火引发火灾事故，导致上百英亩瓦尔登林地被焚。至此，在康科德镇民心目中，梭罗更是沦为一个游手好闲的形象。
梭罗怎么看自己的“职业”呢？他在哈佛班级十周年问卷调查时写道：
“我是个校长、家庭教师、测绘员、园丁、农夫、漆工、木匠、苦力、铅笔制造商、玻璃纸制造商、作家，有时还是个劣等诗人。”
梭罗是个受过正规教育、极其聪慧且动手能力很强的人，但梭罗心里对自由生活方式的热爱使他不想拘于任何一种谋生的职业。爱默生曾诙谐地说，梭罗本可以当个伟大的工程师，他却偏偏选择当黑果采集队队长。霍桑有一次和梭罗泛舟同游，梭罗划船的技艺令他叹为观止：
“梭罗先生如此完美地驾驭这艘船，无论是用两个桨还是用一个桨。他的意愿似乎化为了本能，他根本无需费力就可以引导它……”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从友人们的描述中，他似乎严肃又温和，尖锐又天真，散漫又勤劳，渴望孤独又热爱朋友，坚持独善其身同时又积极地影响公众和社会……这些看似矛盾的品质在他身上十分协调地并存着。他同时热爱着大自然和人，并不厚此薄彼，在他那个时代，当征服、开发自然成为时代之“开拓”精神时，他却早已看出了人与自然的真正理想关系，成了倡导保护环境、保育生态的先锋。爱默生曾说：“热爱自然的人是那种内在、外在感觉完全协调的人，他在成年以后依然保持着孩童的纯真。”梭罗就是这样一个“保持着孩童的纯真”的人。他生活极其简单，终生未婚，和欲望保持距离，但他的心灵善于感知，头脑敏于思索，他的腿长于行走，他的双手勤于采集和制作……
梭罗生命中的美妙契机出现在1837年他和爱默生结交之际。此后，比他年长十四岁的爱默生成为了他的精神导师和亲人般的朋友。爱默生邀请他加入超验主义俱乐部，鼓励他写作并促成其作品在超验主义刊物《日晷》上刊发，介绍他认识当时新英格兰文化圈最杰出的人：霍桑、阿莫斯·布朗桑·奥尔科特（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父亲）、玛格丽特·富勒……在两人刚结识时，爱默生问梭罗：“你记日记吗？”对于梭罗，这成了他受益终生的启发。他当天写了一条日记：
“‘你现在在做什么？’他问。‘你记日记吗？’好吧，从今天开始，我记下了这第一条……”
其结果是1837年至1861年间的两百多万字的梭罗日记，以及梭罗文中那种日记体特有的风格——具体而微的感知，对自身内在的省视、冥想般的求索，思想的电光火石，如灵感般忽然降临的启示……
1841年4月，梭罗住进爱默生的家，成为爱默生家里的园丁、修理工和家庭教师。爱默生的大量藏书进一步丰富了梭罗的知识和思想，尤其是那些有关东方文化的书籍，是梭罗在别处很难看到的，对梭罗的理念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842年，梭罗遭遇了和爱默生同样的悲剧——比他年长一岁的哥哥约翰因剃刀割破皮肤导致破伤风，在梭罗的怀中去世。约翰和他的关系极为亲密，他们一起办学校、探讨思想，一起散步、泛舟远行，约翰一直是梭罗离经叛道行为的支持者和随行者。后来，梭罗写了《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纪念他和约翰从康科德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水上旅行。
1845年是另一个对梭罗至关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年初，他感到需要专注于思考和写作的急迫。他的至交埃勒里·钱宁对他说：
“那就走出去，给自己建一个小屋，在那里把自己活活吞噬。除此之外，对于你，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或希望。”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845年的7月4日，梭罗住进了瓦尔登湖畔的林中小屋，开始他为期两年的简单生活的“实验”。是的，从一开始，他和他的朋友们就把他在瓦尔登湖林中的生活称为“实验”，这意味着它是有期限的，其目的是为了某种发现。
爱默生之前在瓦尔登湖附近购买了十四英亩的林地，梭罗的小屋就建在爱默生拥有的林地上。梭罗明确写下了他进入林中生活的目的：
“我来到林中，因为我想要从容地生活，只面对生活最根本的事实，看看是否能学到生活要教给我的一切，而不是等到弥留之际才发现自己根本从未真正生活过。我不想过一种不是生活的生活，生命是如此珍贵；我也不想与世隔绝，除非万不得已。我想要深刻地生活，吸取生命之精髓。”
再清楚不过了，梭罗来到湖畔、进入林中，他的目的不是遗世地隐居，而是在自然中“依靠自己”简单地生活，更深切地认识生活，并专注于写作和思考。梭罗基本靠自己的双手提供生活所需，他自己修缮小屋、种植作物、采集果实、钓鱼、从林中伐木取暖，从湖中取饮水、在湖里洗澡……但他在瓦尔登的生活并非全然与世隔绝，梭罗的小屋不乏访客，如爱默生、钱宁、奥尔科特，他们来看望他、在小屋里聊天；梭罗并不是每一餐都取自自然，他偶尔也会散步到大约一英里半之外的爱默生家去吃饭；1846年8月，梭罗还短期地离开湖畔，到缅因州卡塔丁山旅行。这次的旅行经历后来写入了《缅因森林》……在此期间，最著名的“插曲”是梭罗在1846年7月的某天外出时撞见了收税官山姆·斯塔普斯，山姆要梭罗支付他拖欠了六年的人头税，但梭罗拒绝为政府交税，因为他反对美西战争和蓄奴制度。梭罗被关进牢里一夜。第二天，有人为他支付了税款，他才被释放。事实证明，这个事件对他和世界都影响重大。
梭罗曾说：“就像我们面对面和在明朗的白天里悟到真理一样，我们也在暗地里和在黑夜中与真理不期而遇。”在牢里的这一夜，想必也是他在黑暗中“与真理不期而遇”的一夜，启发了他对民主政府的权力界限、公民个人的义务和权利、个人与政府关系等问题的思考。1848年1月和2月，梭罗先后两次在康科德会堂做了题为《个人对于政府的权利及义务》的公开演讲，演讲的内容后被整理为一篇名为《对公民政府的反抗》的论文，又称《公民不服从》。
他当然不是多数派的信徒，“多数派”的决定从不是让他服从的理由，他要人们相信“个人”的良知和判断力，而非随波逐流：
“所有的投票都是一种赌博……获胜不需要什么道德，只涉及到你是不是下对了赌注……一个智者是不会允许正义任由几率摆布的，也不会寄希望于通过多数派的力量使之获胜。在群体行为中没有什么美德可言。”
他尖锐抨击容忍南方蓄奴制度的美国政府：
“对待当今的美国政府，一个正直的人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我的回答是：和它有任何关系都使人蒙羞。如果它同时还是奴隶们的政府，我怎会承认它是我的政府？要我成为这样的政府的臣民，我一秒钟都不愿意。”
这种以一己之力非暴力地反抗、不与不义政府合作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启发了包括列夫托尔斯泰、“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在内的无数和平反抗者。马丁·路德·金在自传中写道：
“梭罗因反对这场不义之战，拒绝缴税而入狱。我由此知道了非暴力反抗的原理。他提倡不和恶势力妥协的理念使我震撼不已，让我一读再读。我开始相信，不向恶势力妥协是一种道德责任，就和行善一样。没有人比亨利·戴维·梭罗更传神更热诚地表现这个想法……”
这样的梭罗，怎会是个与世无争的淡泊隐士？事实是，他不仅是特立独行的思想革新者，还是一个坚定的行动派。康科德超验主义作家群里都是废奴主义者，无论是爱默生、梭罗还是奥尔科特，他们不仅到处宣传废奴，其中一些人还参加了当时的“地下铁路”组织，收留逃亡黑奴、帮助他们前往加拿大。1859年，约翰·布朗起义失败后两周，梭罗在康科德进行了“为约翰·布朗上校请愿”的演讲。布朗被处死后，梭罗在康科德教堂敲响大钟，召集人们哀悼，再次进行演说。梭罗不仅不与恶妥协，也从未停止过抗争。
1847年9月6日，梭罗结束两年两个月又两天的“林中生活”，离开瓦尔登湖。即将第二次动身去欧洲的爱默生立即邀请梭罗到他家中居住，嘱托他在其离开期间帮妻子莉迪恩照料家务，而爱默生直到1848年下半年才返回康科德。
湖畔实验结束之后的几年，梭罗一边工作以偿还债务，一边整理、修改有关瓦尔登湖畔生活的手记。1854年，《瓦尔登，或林中生活》出版。在出版之初，它的价值远未被认知。也有些许评论，但批评家们只是把它当作传统的美国散文，赞扬它揭示了自然的纯洁、和谐之美。很快，寥寥的好评也沉寂下来，它成了一本不为人所注意的书。《瓦尔登湖》是梭罗在世时出版的仅有的两本书之一。另一本《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是梭罗自掏腰包出版的，印刷一千册，仅售出了三百册。
随着时间流逝，梭罗的伟大与日俱增。《瓦尔登湖》在文体上的现代性被公认超越了绝大多数同时代作家。同时，这位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宣称“人类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工具的工具”的思想者依然显得如此超前，越来越多的现代人意识到梭罗早在一百多年前给予我们的告诫的意义。他成了回归自然者、生态保护主义者、崇尚简单生活方式者、反过度消耗和消费主义者以及和平抗议者眼中的圣人，而《瓦尔登湖》则成了厄普代克所谓“被膜拜却未被充分阅读的《圣经》”。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仅仅在一本书里，他就超越了美国曾有过的一切。”当然，这样的盛名和赞誉，都已经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了。
1860年，梭罗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经常卧病在床。他在病中平静地修改《缅因森林》等作品的手稿，并写信给出版商请求出版，但这个愿望直到去世都未能实现。在最后那段时间，梭罗的生命仿佛变成了一轮“秋天的太阳”，如他的诗里所写：
“我已枯萎、变黄，
醇香自我生命深处散发
橡子在我的树林里坠落
冬日在我的情绪里徘徊……”
某天，姨妈路易莎来看望病重的梭罗，问他是否终于和上帝达成和解。梭罗开玩笑说：“我不知道我们曾有过争执。”大约两周后，即1862年5月6日，四十四岁的梭罗在位于康科德主路255号的家中去世。临终前，他说：“很好的航行就要开始。”
在霍桑和奥尔科特家那边
如果你读过《小妇人》或看过由它改编的电影、舞台剧，你可能会惊讶于“小妇人们”在一个贫寒家庭中仍有着那样丰富的生活：读书、排演戏剧、自己裁剪衣服、帮助社区工作，这些女孩子强韧、有主见、具有牺牲精神并且善于苦中作乐，而那时还是十九世纪中期，是中国女性仍然被强制缠足的时候……继而，你可能会好奇：“小妇人们”究竟生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她们受的是怎样一种教育？对路易莎梅奥尔柯特的家庭有些了解之后，你会明白这种生活及其所蕴含的精神性都其来有自。路易莎的父亲阿莫斯·布朗森·奥尔柯特是教育家、超验主义团体活跃的一分子，她母亲则是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的职业女性，并且热心于各种社区义务服务。路易莎在四姐妹中排行第二。这个家庭长期处于经济困境中，但最不缺乏教育和精神上的活性。
阿莫斯·布朗森·奥尔科特曾当过推销员，后来转行当教师，辗转各地推行他的新式教育方法。他反对体罚，在教学中强调质疑而非传统的训诫和说教，开创了师生交谈式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书写表达个人真实感受的文章，由于自身的女权主义立场，他还倡导男女同校学习……但他的新式教育方法在当时备受争议，甚至遭到谴责和抵制，他办的学校也一再被迫关闭。布朗森在波士顿开办“神殿”学校期间，他和学生讨论福音书，鼓励学生质疑神迹的真实性，遭到保守宗教人士的强烈批判，学校因“渎神”而声名狼藉，学生纷纷退学……在后来开办的“客厅学校”，废奴主义者布朗森更是做了一件一百年后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仍然无法接受的出格事——让一位非裔学生来上课！
但这位激进而固执的自由教育的先驱却难以谋生，他的理想主义导致的生活上的无能使他的家庭长期蒙在困苦的阴影里，这造成了后来路易莎对父亲的矛盾感觉：她既尊敬父亲的思想和学识，却也感到他的不负责任对家人造成的伤害；在四姐妹中，她和父亲关系最亲密，性格、信仰都深受父亲影响，但她又时时感到自己被父亲“控制”、不得自由。在康科德购屋定居前，奥尔科特一家长期处于辗转流徙、居无定所的状态，在三十年间一共搬了二十二次家！由于生活十分贫困，四姐妹中只有年纪最小的梅（《小妇人》中Amy的原型）得以在康科德公学读书，其他女孩儿很早就出外做工以帮助供养家庭。年少时的路易莎当过家庭教师、学童伴读、女裁缝……女孩儿们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于父亲和母亲，当然，影响、启发她们的还包括父亲交往的朋友：爱默生、梭罗、霍桑……
奥尔科特一家其实在1840年就来到康科德，临时租住在一栋距离爱默生家不到半英里路的小屋里。后来，喜欢各种社会实验的奥尔科特先生和朋友合作创立了一个乌托邦社会——“果园公社”，当然最后仍以失败告终。爱默生欣赏布朗森·奥尔科特的教育理念和自由派立场，也曾试图支持他写作，但事后发现阿莫斯在写作上的才华有限。但慷慨的爱默生依然为奥尔科特先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包括资助他赴英国旅行，并提供部分经济资助让他在康科德购买房屋定居。那时是1845年，路易莎的妈妈不久前刚得到一笔遗产，加上爱默生额外提供了五百美金的资助，经过数次搬迁之苦的奥尔科特家终于在康科德买了自己的房子。
房子本身也是爱默生亲自为他们物色的，它位于现在的康科德镇莱克星顿路455号。奥尔科特一家人把这栋房子称为“山边”（Hillside）——山边。在这所房子里，十三岁的路易莎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房间”，迎来了生命中相当愉快的一段光阴。路易莎在“山边”度过的少女时代的诸多场景后来都再现于《小妇人》这本书中。也是在这所房子里，路易莎为爱默生的女儿艾伦·爱默生写了一本儿童读物——《花的寓言》。路易莎初次展露了写作才华，她由此想到可以靠写作来挣钱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
激进的教育改革者奥尔科特先生也是改造房子的“专家”，他是美国人所说的那种handy man，即动手能力极强又分外勤快的人。搬进“山边”后，他立即动手对这栋殖民地时期的“盐盒”式老房进行改造，除了内部增加房间以外，在外部又增建了阳台、凉亭，种植新的树木，重新设计了庭院。
但奥尔科特大刀阔斧地“旧貌换新颜”的努力却未能得到下一任房主的认可。1852年，奥尔科特一家已经把“山边”出租、全家搬到了波士顿市区居住。长期租房住的小说家霍桑则考虑在康科德购屋定居。霍桑最终花了一千五百美金买下了奥尔科特家的“山边”，但他对奥尔科特先生对房子的改造努力并不买账：
“奥尔科特先生……为了适应自己的口味而浪费了大量金钱，而所有这些‘改进’对我来说没有半点儿意义。由于被长久地忽略，这里几乎成了世界上最粗糙的地方，但它早晚会变成一个舒适而宜人的家。”
霍桑对改造房子没有什么热情，但小说家对文字的热情却是无可阻挡而且极其偏执的。霍桑作为新主人对房子的首要“改造”就是改变房子的称谓：他给它起的新名字是“The Wayside”，路边。他自信这个名字改得不错，还在一封信里作了解释：“我认为这是个更好的名字，比奥尔科特先生给予它的名字更具有道德暗示性……”而固执的奥尔科特先生则不这样认为，他毕生坚持用自家人起的旧名。无论他在交谈还是信中提到邻居霍桑先生的家，他都会使用“山边”这个称呼。
无论是“山边”或是“路边”，霍桑总算在这栋木屋里安顿下来。对霍桑一家来说，康科德与波士顿市区保持了相宜的距离，安静得稍显沉闷，却也相当舒适。在给友人朗费罗的一封信里，霍桑温情脉脉地写道：
“我感到自己开始在此地扎根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真正有了在家的感觉。”
但霍桑先生和奥尔科特先生的“称谓”之争并非仅此一桩。后来，霍桑被任命为美国驻利物浦领事，举家远赴英国，履行任期后霍桑一家又去了欧洲大陆，一直住到1860年。在此期间，奥尔科特一家又想搬回康科德。于是，奥尔科特先生委托梭罗先生为其新宅做土地测绘，新屋恰恰紧邻他的旧居也就是当时的霍桑先生家。新屋四周大树环绕，一侧有条逶迤小路通向林木葱郁的后山上（小山从那里延伸到霍桑家的屋后）。随房子一起出售的还有个果园。奥尔科特家在1858年搬进这栋房子，称它为“Orchard House”，即果园屋。而于1860年回到康科德、与他房子的前主人又作了邻居的霍桑先生却一直不愿沿用房子主人的叫法，他以“毒舌”的风格称邻居的房子是Apple Slump，苹果馅儿饼。
和活跃的奥尔科特一家不同，霍桑并不喜欢和邻居有过多交往。为了避免邻里之间的社交应酬，霍桑常常躲到屋后的小山丘上（正是‘山边’所指的那座小山），假装在林中漫步。奥尔科特先生对霍桑先生的怪异举止感到不解和失望：“他走路的样子就像是害怕被邻居看见……除非偶然撞上，否则没人有机会和他说话。”
从欧洲回来的霍桑因为家眷增多，不得不对“路边”进行改建，包括在主房后面加盖了一座三层小塔楼，儿子朱利安住在一楼，霍桑把自己的书房安置在顶层，叫作“天厅”。他又在原有的厢房上加盖楼层，修整主屋的阳台和走廊……但霍桑不像奥尔科特，他本人没有任何能工巧匠的天赋，只能把自己的设想告诉雇佣来的乡村木匠，而乡村木匠们把他的想法转化成了“某些不可想象的东西”。霍桑对房子改建后的面貌十分沮丧：
“我的建筑工程进展得十分不顺利，我已经把一个朴素、小巧的旧农舍变成了世界上最乖张古怪的不规则物体，但这显然不是我的责任……”
古怪的霍桑先生并没能阻挡奥尔科特先生济世的热情。奥尔科特先生有时义务地为有点儿“四体不勤”的邻居整理庭院，帮他们砍去旁逸斜出的树杈、把院子里的走道清理出来。霍桑家的孩子和奥尔科特家的孩子们也相处融洽。
就这样，霍桑先生在他的“路边”第三层的小厅里继续写作，奥尔科特先生的女儿们在他们的“果园屋”里继续成长，而他家的客厅依然是爱默生、梭罗等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其间，果园屋还成为“地下铁路”的联络站。1858年对路易莎来说是个悲伤的年份，这一年里，她最喜欢的妹妹伊丽莎白去世，姐姐安娜（《小妇人》中Meg的原型）出嫁，她感到少女时代一下子消逝不见了。人去楼空，女孩儿不得不告别她们的童年成长为女人、各自应对艰难的人生，这种感觉是她日后写《小妇人》的基调。成年的路易莎是一个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南北战争爆发后，她自愿加入战地护士，但因在医院感染严重伤寒只好在六周后返回康科德。她的父亲奥尔科特先生对此举大加赞赏，他为她写了一首诗，赞扬她救助那些为正义而战的士兵，把抚慰放进他们和他们家人的心灵，表达他多么以她为傲。路易莎也是康科德第一位参与选举、行使投票权的女性，她曾说：“新女性……她们应该有强壮的头脑、强壮的心灵、强壮的灵魂，以及强壮的身体……她们的力量和美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即使在1868年出版的《小妇人》为她带来了财富并帮助整个家庭摆脱了困窘之后，她在家庭生活中仍习惯听命于父亲、向他妥协。她和父亲的关系始终亲密却不无紧张。而强势、精力似乎永不衰竭的“改革家”奥尔科特先生始终保持着他的康科德趣味和对新英格兰文化的钟爱。奥尔科特家最小的女孩儿梅在路易莎的资助下赴巴黎学习绘画。有一次，梅托人从巴黎带回一幅她的自画像给康科德的家人。路易莎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幅画像，赞叹梅的改变，而奥尔科特先生则表示不满，他批评说这幅画像过于巴黎味儿，不够‘康科德’味儿！
而霍桑开始为维持“路边”的巨大花销而发愁，每年两千多美金的开支让他力不从心。小说家似乎总是善于“哭穷”的，霍桑如此，他的晚辈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如此，他的俄国同行契诃夫也如此。霍桑的“哭穷”颇有他的老家塞勒姆式的阴郁、惨烈，他对他的出版商大发牢骚，说他预见到自己最后会死在济贫院里！
霍桑当然没有死在济贫院，1864年，他和友人一起旅行，去旅途中病逝。路易莎一听到消息，立即跑到霍桑平时散步的山间小径旁采了一束紫罗兰花，送去给霍桑夫人。路易莎是典型的新英格兰女孩儿，她们喜欢田野，喜欢采野花，有时候，奔跑在田野里采摘野花仿佛是她们时常压抑着的强烈情绪的一种纾解。当路易莎是个少女的时候，她喜欢采一束野花偷偷献给她的邻居爱默生。
父亲的朋友里，路易莎最喜欢的是梭罗和爱默生。在文坛轶闻中，少女时代的她甚至暗恋着这两位长者和老师。这并非空穴来风。在《小妇人》出版四年前，路易莎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心绪》，小说的女主人公少女西尔维亚和哥哥及哥哥的两位朋友泛舟同游，西尔维亚爱上了哥哥的这两位朋友（他们当然也爱她）。这两位“朋友”，一个是学者，一个是博物学家，文学界公认其原型模特就是爱默生和梭罗。
年长路易莎十五岁的梭罗不仅是家里的常客，也是路易莎的博物学老师。路易莎赞叹，在她自己看来最平淡无奇的一片树叶，经梭罗的讲解，也会变成一件非常有趣而完美的造物。二十几岁的博物学老师梭罗经常带着他的学生们包括路易莎走在康科德的树林里，他衣衫陈旧随便，头戴一顶草帽，身上往往携带着小望远镜、铅笔和笔记本，随时记录他的发现。他把自然之美介绍给路易莎，路易莎则在心里对他萌生出崇拜。他后来留了一大蓬乱糟糟的胡子多少令她望而生畏，她打趣说梭罗大概是用松塔梳理他的胡子的。当然，困扰她的还有梭罗不修边幅的穿着、他用餐时不顾及餐桌礼仪的随意甚至粗野。但路易莎仍有说服自己的理由，她在书里借他人之口描述：
“在这些缺陷之下，一双慧眼却能辨认出一个完美男人的轮廓。”
用今天流行的词汇来说，年少时的路易莎是个十分“文艺”女孩儿，身上有文艺女孩儿的一切特质：敏感、早熟、耽于幻想、因过于自尊而善于自我压抑……她当然就是自己描述的那个有“一双慧眼”的人，可惜梭罗先生的兴趣完全不在女孩子身上。他乱糟糟的头发、乱蓬蓬的胡子、凌乱的衣着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路易莎内心深处，对梭罗的喜爱和对爱默生的仰慕还常常形成冲突。路易莎家在康科德最初租住的房子就在爱默生家隔壁。对于十来岁的女孩儿路易莎来说，人到中年的爱默生既有渊博的才华、学者的优雅风度，又是极负盛名的思想界和文坛领袖，更不用提爱默生的富有和慷慨：他是她父亲的资助人，同时也以各种方法周济梭罗，还借钱给霍桑……他是一个父亲般的完美男人。路易莎崇拜他，却无法表达她对他的感情。她只是一个劲儿跑到爱默生的私人图书馆去借阅他那些藏书，她还狂热地采摘野花，留在他门前的台阶上。而爱默生则一直假装他不知道是谁给他送来了这些花……
不知是否因为她年少时毫无结果的暗恋，路易莎终生未婚。对于自己的不婚，她有另外的解释。在一次访谈中，她说：
“这不只是半信半疑：我是一个男人的灵魂被阴差阳错地放进一个女人的身体里……因为我爱上过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却从未对任何男人有过一丁点儿的爱慕……”
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个版本？对于小说家，或许理解她的更准确的方式是透过小说而非访谈。
钱宁的孤独和旅程的终点
相比四十四岁去世的梭罗、六十岁去世的霍桑，爱默生、奥尔科特先生和埃勒里·钱宁是康科德作家群里较为长寿的几位。爱默生去世时七十九岁，奥尔科特先生去世时八十九岁，埃勒里·钱宁去世时八十三岁。钱宁是位诗人，他是这群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因此也是最后一位辞世的，他的生命延续到了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年头。然而，在知交零落后的时代活着未必是件很愉快的事。
钱宁是非常散漫不羁的一个人，他入读哈佛大学，但读了几个月就离校了。他到处漫游，还曾跑去伊利诺伊州，在那里自己动手盖了一座林中木屋。这个经历后来启发了他的至交梭罗，他也是那个劝告梭罗到瓦尔登湖畔结庐独居的朋友。钱宁结过婚，他的妻子是超验主义群体中的“女中豪杰”玛格丽特·富勒的妹妹。但钱宁几年后就告别了家庭，重新开始他无拘无束的生活和漫游。回到康科德之后，他住在梭罗家对面的一栋房子里。
因为特别喜欢那种完全随性的、没有目的的闲游，钱宁对康科德一带的风景了如指掌。他总能找到隐蔽的或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美景，然后把自己的新发现介绍给朋友。富兰克林·本杰明·桑伯恩描述道：
“他（钱宁）向梭罗展示了康科德森林中最可爱的幽深地带，以及他发现的缓缓穿过森林的两条小河……他甚至让爱默生认识到康科德以及萨德伯里地区的魅力，尽管爱默生是这个地区的老居民并且自己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步行者。”
钱宁不是一个深邃的思想家，他在诗歌上的才华也不那么出众，但对于友人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可爱、无私的人，他就像是一双不断探索、善于发现的眼睛，帮他们寻找美和隐藏在自然中的微妙启示。
钱宁是霍桑最初在康科德定居时的邻居。霍桑一周年结婚纪念的当天，由于钱宁对康科德附近湖泊、河流的熟悉，他带着霍桑一起沿康科德河寻找一位落水的当地妇女。后来，他们俩找到了女人溺毙的尸体。霍桑记录了这个事件：
“我从未见过或想象过如此纯粹的恐怖景象，她就是极度痛苦的死亡的形象本身。”
这个度过结婚纪念日的方式真是十分的“霍桑”。
比梭罗仅仅小一岁的钱宁是梭罗的挚友。在康科德，人们经常看到梭罗和钱宁一起散步。钱宁还带一般来说“足不出镇”的梭罗外出旅行。他们一起去距离康科德一百英里之外的“鳕鱼角”，在那里，两人沿着大西洋的礁石海滩行走了三十英里。钱宁是梭罗最喜欢的旅伴，因为梭罗认为钱宁具有自身所缺乏的某些品质：譬如缺乏计划、不切实际、兴之所至地行动……钱宁声称自己不在乎旅行的细枝末节，只关注灵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作为博物学家的梭罗赞赏钱宁身上散漫、率性而为的气质，声称钱宁是“缺乏才能的天才”。梭罗旅行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加拿大的魁北克一带，这是他唯一一次出国旅行，和他同行的旅伴仍然是埃勒里·钱宁。
梭罗离世后，钱宁极度悲伤。1873年，在梭罗去世后将近十一年，钱宁为挚友梭罗写了一本传记——《梭罗，诗人——自然主义者》。这是生前籍籍无名（或者只能说是康科德名人）的梭罗的第一本传记。
女诗人艾玛·拉扎露丝在日记中记录了她在1876年拜访爱默生时和钱宁的偶遇，钱宁随后带她去梭罗喜爱的一些地方散步。钱宁对梭罗的友情和怀念之深令她印象极为深刻。在她面前，这位长者试图掩饰自己心中柔软的地方、那种不可弥补的伤痛，他刻意表现得粗枝大叶、大谈哲学……但女诗人毕竟是敏感的，她被这种纯洁、至死不渝的友情打动，写下了一段悲伤的文字：
“他从不谈论梭罗的死，他总是用‘梭罗先生的离开’或‘当我失去了梭罗先生’或‘当梭罗先生离开康科德’这样的措辞；他也从不承认自己想念他，因为没有一天、一小时、一刻，他不会感到他的朋友仍在他身边并且从未离开过他。然而，在一两天后，当我和他一起坐在阳光照射的林中，看着夏日天空中绚丽的蓝色、银色的光线交织时，他转向我说：‘当我失去梭罗先生时，我的一半世界就死去了。我和他曾经一起看到过的那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没有一样还像过去那样。’”
1882年，爱默生卧病，布朗森·奥尔科特去看望他。奥尔科特预感到爱默生将不久于人世，回家后，他痛苦地写道：“当他（爱默生）隐身于云端，康科德创造的人类辉煌即将黯淡。”之后第二天，爱默生去世了。爱默生离世后，奥尔科特离开康科德、迁居波士顿城。对于一生追随爱默生的奥尔科特来说，没有爱默生的康科德已经不再是康科德。有意思的是，奥尔科特一家在康科德的最后一个居所正是梭罗生前和他母亲同住的房子。梭罗的母亲去世后，奥尔科特先生让女儿路易莎购买了位于康科德主路255号的梭罗故居。如今这个地方叫“梭罗—奥尔科特故居”。
而奥尔科特先生本人的离世则有一点儿诡异的色彩，它似乎喻示着他和女儿路易莎的纠缠不是至死方休而是比死亡更长。1888年3月1日，路易莎去看望病重的父亲。父亲说：“我快要上路了。你和我一起走吧。”路易莎随口说道：“希望我能够。”奥尔科特先生于3月4日“上路”了，两天后，他最钟爱的女儿路易莎·奥尔科特辞世。
此时，酷爱闲游、远足的钱宁已经不愿出门了，大概那些绿野、树林、河流都会让他想起旧日的同伴们，会让他那颗日益衰老却更趋敏感、脆弱的心慨叹伤怀。生命最后的几年，钱宁住在朋友桑伯恩家里。在桑伯恩的回忆里，晚年的钱宁如此孤独：
“随着老境渐至，随着他所选择的同伴们的离世，那些山冈、溪流、海洋都不再有他的足迹；他再也不去康科德河上航行，不去他曾经喜爱的林中小道上徜徉，在他最熟悉的康科德的街道上，人们看不到他的身影……”
1901年12月23日，就在康科德的人们忙于筹备圣诞节和新年的装饰与庆祝时，康科德当年旧游群体中的最后一人、诗人威廉·埃勒里·钱宁在桑伯恩家里平静地离世。最终，他和他怀念的老朋友爱默生、梭罗、霍桑葬在了同一个地方——康科德沉睡谷公墓。他的坟墓就在他的邻居和好友霍桑的对面，离他的知交梭罗不远。
钱宁安葬于沉睡谷时，康科德那个时代的群星都已经在这里了：梭罗、霍桑、爱默生、布朗森·奥尔科特先生、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小姐……沉睡谷是他们各自长短不同的旅途的终点，一场盛宴结束了，一切辉煌归于长眠的黑暗，一切呼声归于休憩的沉寂。这就像一个奇迹：他们生前住在同一个小镇，甚至住在曾属于彼此的房子里，他们的生活通过各种方式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他们有着各自不同却同样特殊的思想和才华，最终，他们葬在同一个小镇的同一个墓地的同一个小丘上……
你走进肃穆、宁静的墓园，沿小道直接走到墓园里的那个小丘——被称为“作家岭”的地方，很容易就能找到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人的墓碑。这种感觉很好：他们都在这里。你可以在靠近某个墓碑的地方坐下来或者站一会儿，从这里，你可以眺望远处的风景，那也是康科德特有的风景：间杂着斑斓野花的绿野，低矮、起伏柔和的小丘，层叠的苍翠林木，一闪而过的无名的溪流，还有平整的农场以及和当时样式并无二致的木板房……这风景一点儿也不奇诡或壮观，它朴素如大师的思想，唯有这样它才更加动人，因为它不是纯粹的奇观，它是和人紧密相连的风景，看到它你会联想到一个穿梭在林中、和树叶一同呼吸的人，一个在星光下听见溪水声音的人，一个在他劳作的田野里突然仰望流云的人。你也不是一个面对自然奇观唯有惊叹、愕然的人，在那种情况下，你和自然倒是分开的、相对的，但在这里，风吹拂着你，周围的一切景物都亲近你，它们沉默、平和、优美，具有一股抚慰的力量，你感到你是个在自然中生活的人，你和万物相依且血脉相通，但你同时又是个超然的“人”，因为你能感受自身、思考你身在其中的自然。
从出生地到墓地，从生前的居所到死后的墓穴，遍寻他们生前在康科德的遗迹，也只不过需要一天或两天的时间；翻阅有关他们的生平、行踪的资料，也不过需要两三周的时间；但读懂他们、捕捉住他们在文字中要传达给我们的东西、理解并接近他们的思想和灵魂，这不知需要多少年！和今天喜爱周游世界的旅客不同，这些人长期生活在一个邮票大小的地方，但在人的精神的领域，他们走得那么远，他们的道路通向无限。梭罗曾说：“到你的内心去探险”，因为“你得做一个哥伦布，寻找你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开辟海峡，并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思想的流通。每个人都是自己领域中的主人，沙皇的帝国和这个领域一比较，只成了蕞尔小国……”今天，当我们此时飞往南极彼时身在撒哈拉、忙碌地穿梭于各地时，我们也许还未发现自己，还未走进过自己的内心。我们内心的暗流、谷地、冰川在哪里，我们也许还一无所知。到内心的领域探险，发现浑噩的贫瘠之地、跨越执念的障碍、抵挡欲望的风暴，这远比旅行困难得多。
我时常去康科德的这些地方闲逛：作家们的故居博物馆、林中小路、镇街或墓园……时间已经是一百多年以后，但小镇却没有给人“换了人间”的感觉。无论是爱默生的故居、霍桑的“路边”还是路易莎的“果园屋”都还在，而瓦尔登湖仍像梭罗的时代一样清澈，湖畔林木茂盛且富有层次感，深水处有跃起的鱼儿、浅水处能看到成群的蝌蚪……在这样的地方流连，“像大自然一样从容不迫地过上一天”（梭罗语），是种身心舒展的幸福。走在他们走过的地方，人仿佛能感受到滋育过那些超凡心灵的土地的脉动，可以想象头顶仍是他们当所见的“蓝色与银色光线交织的天空”。我发现我和一百多年前的心灵倒没有什么隔膜。我自然不会追随他们的生活方式，譬如去林中生活，爱默生和梭罗们的存在也绝非提供一个生活方式的样板，而是给予一把思想与价值的尺度。有了这把尺度，一个人无论身在湖畔还是闹市，灵魂都不会轻易迷失方向，不会被粗俗的繁荣或精致的萎靡轻易俘获。
如奥尔科特先生所言，康科德创造的人类荣耀已黯淡，但在这个“萧条异代不同时”，我无论何时踏上这里的土地，仍会心生神奇之感。纯粹而美好的感觉渐渐充满我，曾读过的那些流水般的句子在我脑海中浮现、衔接起来，不断回旋，如同音乐，于是，一种久违的严肃而崇高的感觉自心底生发……在这心驰神往的过程中，精神也可能已经静默地完成了一次净化，雨后般清新、明朗；在追怀一个星光闪耀的时代时，人也许更清楚地看见了眼前的生活、更深切地领悟到爱默生所说的“永远生活在新的一天里”的含义。我想，这就是人们去“圣地”的意义所在。
张惠雯，作家，现居美国波士顿。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在南方》《两次相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