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州城人的口音有点杂，初听起来是胶东味儿，偶尔带有一些南音。因为是辽南重要驿站，混合着不同的调子。八旗军过来后，满语一时流行。之前有西域的一些回民迁居城里，说的是另一种方言，他们和汉人杂居在此，各种语言混搭着，融合着。一些地名的叫法，发音有点南腔北调。有的属于古音，比如称饭盒叫“小钵（钵，音bě）”，把我说成“某(音mǔ)”，胡同念作“胡弄（弄，音lòng）”。省城里的人听了这类话，笑话我们太土。
古城里许多地方的名字都有点意思，我常常想起那个叫衙门弄的地方，是从中心街往南靠东的一条小街。明清以来，知州办公于这条街的深处。历史上这里是个热闹地方，官民之间的冲突也不时发生。一部复州史，都是与此纠葛在一起的。友人老林写过清代古城衙门的故事，惊心动魄的地方殊多，阅之神奇感顿生。关于复州历史，出入这个地方的人物，被述说的可能是最多的。
衙门弄很窄，走进去几百米，便是旧县衙。房子大而古，乃三进院，南北房与东西屋的位置都很讲究，布局错落有致，体现了古老的阴阳观念，一看就知道设计者懂一点风水。院内有几棵古树，遮天蔽地，也暗示着这里有过漫长的光景。现在回想起来，和一般古城的县衙比，这里要多一点文气，比如屋檐刻着各类花纹，房前有几尊雕刻，旧时还有古对联在，内容不过读圣贤书、做清明人之类。读书人来此，自然也会生出思古之情。
城里的文人好熏染本土的历史，坊间流传的故事颇多，都有点传奇色彩。比如一些知州如何无能，强盗怎样猖獗。明末曾有个南方人来此做官，官与匪斗智斗勇，最终，知州制服了一个叫刘三的痞子，仿佛小说般有趣。那个知州因为能力颇强，使县城一时平安和顺。他不仅有韬略，也写一手好字，有点董其昌的味道，还喜欢作诗，词语简洁，走的是宋诗的路子，讲究情中之理。虽留下的诗句不多，但据说同代人都能够看出好来。复州城自古是辽南重镇，兵匪出没，文墨甚少，这位南来的知州，却带来了诗文之趣，草莽气渐渐被压了下去。因了他的存在，一时文武修定，倡儒学，修寺庙，尚武之地也有了一丝儒风。
上述的传说，曾记于古城中学一位陈先生的笔记里，人称其为陈老爷。他与我的母亲在一个教研室，名气很大，懂得一点野史，善于搜集乡邦文献。他在学校喜欢吟诵，朗读课文的时候，情绪饱满，摇着头，晃着脑，每到妙处，便挥动着手臂。学校的前身是横山书院，教室都古色古香。小时候我去学校，总能听见他浑厚的嗓音，咬文嚼字中，有古风飘来。时代风潮到了小城后，他被抄去本子，被绑了起来，被称为封建遗老，需洗心革面才是。大约1967年夏，挨斗不久后陈老爷便辞了世。关于他的笔记，民间也有争论，有的说是小说家言，不可作信史看。但他的弟子周大，有一册不全的抄本，却说真切无伪。我从周大那里听了不少那本笔记里的内容，觉得一部复州史的隐秘，多藏于其间。可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周大下放到了很远的山区，陈老爷那本笔记的抄本也踪影全无了。
周大复述的衙门弄旧闻，我一直是相信的，原因是在什么人的家里看到过那个知州的墨宝。扫除“四旧”时，这些不能幸免，人们烧了他的字画。有人历数其尊孔之罪，名声反不及刘三了。课堂上有老师说，刘三代表了底层人的思想，不能都信文人的笔记云云。不过民间不太信这些新说，百姓有了病，还愿意到衙门弄拜拜知州的旧址，赶赶邪气。周大离开复州前，和我说起衙门里的一些事，提及衙门内有处牢房，关押过许多人，那时候人们怎样用刑，如何打官司，让我听起来有些毛骨悚然，非今人可以想象。有一年冬天，周大还曾领我看了那间房子，虽然已经破了许多，但阴气犹在。它在城里的神秘性，多年在心头挥之不去。莫言曾在自己的小说《檀香刑》里写过类似的地方，那是山东的故事，然而也像辽南生活的写真，其惨烈之状，复州的老人们早从身边的故事里领略过了。
明清两代的历史离我们太远，许多故事都无法考证。近代以来的历史，还有案可稽，能够理出一点头绪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孩子们对于古城的历史知之甚少，唯一了解的是革命烈士张筠。他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共复州区委书记，山东人，在国民党反扑辽南的时候被俘。他在衙门弄的狱里坚贞不屈，像个铁打的汉子。从衙门弄到永丰塔赴难的时候，颜色不改，就义时才二十四岁。我们在小时候，对于这位在永丰塔下殉难的青年，一直心怀敬意。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也与张筠殉难的故事有关，衙门弄还举行过展览，记录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辽南史悲壮的一页。
除了张筠的故事可以公开讲述，复州的其他历史人物，似乎都在禁忌里，青年人多不晓得内情。1970年，周大曾秘密和几个人结成诗社，我也偶尔去凑过热闹。记得众人只是抄一点唐诗和复州几个先贤的旧文。日子过了不久，因有人举报，诗社很快就解散了。这个过程，我知道了许多旧史，才知道除了张筠之外，还有那么多可叹的旧人物。比如辛亥年间，新党与旧军间的厮杀，在城里留下很多血迹。衙门弄自然成了两派交锋的地方。1914年，从辽阳来的石磊接受革命党人委派，力图阻止占据大连的日军将日本军火运到营口，被日本人逮捕，押送到复州衙门内。彼时袁世凯复辟，复州城杀气腾腾。石磊在县衙里囚禁时，写下几首奇诗，其中一首云：
武昌革命下江楼，胜者王侯败者囚。
廿四英雄空纪念，永丰塔下守孤丘。
还有一首，乃死前所作：
一夕半北未分开，只落魂飞上九台。
今生未能雪袁恨，但等投胎转世来。
诗句那么坦然、自信、磊落，在死亡面前的悲慨之气，完全可以和秋瑾那样的英雄媲美。后来在旅顺博物馆查到复县县志，发现民间对于石磊的一些传说，多是对的。我注意到民国初年几位县知事的诗文，都带着桐城派的老气，与石磊的作品均无法相提并论。石磊就义是在8月7日，那天的天气大热，从衙门弄走出，直到永丰塔，路途围观者甚众。据说有人送给他一杯酒，石磊喝下后，面带微笑，毫无惧色，还侃侃而谈。这个场面，被几代城里人叙述着，我的一位老师曾画过石磊的赴刑图，虽然是想象中的场景，但是过来的老人们还都认可那幅油画。
民国时期，衙门弄的大宅院换了牌子，县政府在此办公。不久县城搬到他处，复州从此开始衰败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变为镇政府，“文革”期间又成了复州公社的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地。千百年间人来人去，这里的政治功能未变。所以，谈复州的历史，衙门弄县衙旧址，见证了多朝的人事更迭。
记忆中的衙门弄，是各类名角出入的地方，百姓没有大事，不会到那里。1967年，全城的旧书及各类古董被扫荡了，多堆在衙门弄古宅的大堂外，彼时要去除“封资修”的影响，旧物烧了大半，天空弥漫着烟味。我从家跑到那里，见到诸位同学，像过节一样狂欢着。在那热浪里，除了惊异，我隐隐还感到了一丝恐惧。
衙门弄的人，见过世面，所以遇到世上的风风雨雨，都不觉奇怪。有几位同学就住在衙门弄，也有了造访它的机会。不过那胡同很窄，马车经过其间，牲口被惊吓的时候，偶尔还发生过车祸。当年听到过一些传闻，说几条人命案，也与这条街巷有关。它的晦气，让人有点望而生畏。我有时候从那条古老的街面走过，想着那远去时光里的人与事，觉出它的深不可测。
但久居那里的人，似乎并不在意这街面的不幸的记忆，照例过着平常的日子。同学铁哥是一个有趣的人，他住在胡同里，家里窗明几净。邻居家都是铁门，紧紧锁着，有冷冷地拒绝人的感觉，但铁哥家不在意干扰，白天也不锁门，外面找水喝的人推门可进，可见主人的亲和。不过铁哥一家人都不喜欢官场的东西，与衙门大院里的人也有点格格不入。1975年，我到离城不远的地方插队的时候，我俩在相邻的生产队，偶尔见面。听他讲了许多衙门弄的故事，才知道复州历史是那么复杂。
铁哥是个善于交际的人，对于复州掌故也略知一二。印象里，他有点早熟，好像对于社会的风气已经颇为了解，所以干什么都有点慢半拍。那时候我们都是理论辅导员，常常去公社开会，彼此的交流渐多，也互相信任起来。衙门弄的旧县衙变成革命委员会驻地后，旧时的雕塑不见了，院子干干净净，一片革命气象。公社搞理论工作的是柳先生，一位中学的老师，曾是去世的陈老爷的老友。他也是一个复州通，但嘴紧得很。我们每月要在他那里学习两次，主要阅读《共产主义运动史》《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毛泽东选集》。柳先生为人随和，性格儒雅，对于经典的理解很谨慎，多抄录《人民日报》上的语录。我曾向他求教复州历史的一些问题，他笑而不说。在县衙的老宅里，吟诵马、恩、列、斯、毛的经典，才是正道。不过，这样的学习，也引来铁哥的牢骚，有次他与柳先生悄悄说：“老这样学，与现实有点距离，是本本主义吧。”铁哥狡黠地看着我：“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才是根本。报纸上的调子，有些不食人间烟火。”
复州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地方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当年的天主教堂、清真寺、关帝庙，吸引了善男信女。不过，无神论者也甚多，铁哥一家，大概是一个典型。他们是不太迷信书本上的文字的，心里自有一套哲学。有一年的春节，知青们都回到城里过年，他跑到我家里神秘地说，去了乡下周大的家，看到了陈老爷的那本《复州笔记》的抄本，好玩的内容并不多。据他的父亲讲，关于复州历史，民国前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民间传说未尝不带虚构的元素，与原型不太一致。与刘三周旋的那位知州老爷，其实并不那么好。衙门弄的历史真貌，没有几个人知道。在他看来，书本里的东西多是诗，而不是史，文人只能望风捕影，看到的不过皮毛。
没有想到平时不太言语的铁哥，对于世间之道悟得如此之深，这得益于家里的前辈的熏陶也说不定。我由此对于衙门弄有了另一种感觉，好像远去的岁月里的人与事，都在一片雾里。旧县衙成为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的驻地后，延续了当年的神秘。关于此，铁哥等居住于那里的人，都略知一二的。不过对于那些台阁间事，我一点也不了解。印象深的是广播站，就设在那座老院子里，许多时代的声音，都从这里出来。我那时候是积极写稿的人，常常去站里送稿。进了大院子，像一座军营，不自觉地有点肃穆的感觉。我一直奇怪自己每每到了官府的地方就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心态？以致后来去北京工作，到国家文物局报到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想起的竟然是复州的衙门大院。
1976年，我频繁往来于生产队与衙门弄之间。对于大院的许多人，慢慢地熟悉了。开会、学习、写稿、策划演出，都在那里进行。我写的文章，也得到了衙门大院领导的肯定，自己不免也有点飘飘然。但那些文章夸张、浪漫，超越实际的地方很多，连自己也觉得有些过分。一天遇到铁哥，说在县小报看了我的文章，内容讲得太虚了。听到此话，我有点不好意思。公社里的人多带着腔调，我们这些舞文弄墨者也随着呼东喊西。其实对于报刊里的理论与思想，又何尝真的了解呢。
9月9日那天，我和大队的孙书记一起到公社开会，老县衙的大厅里坐满了人。公社书记在布置工作，说得正在兴头之际，秘书老从慢慢走到他的旁边，递上一张条子。书记的脸一沉，气色不好，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儿，书记很沉重地说：主席过世了。
世间怎么能没有毛主席？我们都觉得五雷轰顶，低下头来。会场传来了几个人哭泣声，然后是久久的沉寂。
衙门弄的广播站转出的消息，很快遍布了全城。大街小巷传来的哀乐沉重、苦楚，缓缓地流着，像复州河的水，逝向很远的地方。我怎么离开那座县衙老宅，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当时在衙门弄的路口站了许久，脑袋一片空白。望着西边的太阳一点点从衙门弄的尽头落下，好像丢失了灵魂，刹那间有了茫然之感，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
后来回忆自己的一生，才恍然觉得，我的命运的变化，似乎就是在那一刻开始的。衙门弄的路像一把刀，将时光切成两半。一面是过去，一面是未知的明日。那之后的每一年，都过得与先前不同，且变化起伏。转年间，我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离开了复州。不久知青成批回城，城里又热闹起来。再后来是改革开放，历史的一页就那么翻过去了。
现在想来，年轻时那么想离开复州，也是寻找异路的心使然。不料在远离故土的时候，才慢慢明白了它的特殊价值。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进入博物馆系统工作，偶尔随专家到各地作田野调查。遇见一些古镇与古村落，都很兴奋，也连带刺激自己想起过往的生活。中国许多地方的古城，都留有寺庙、县衙，相关的文化也带有相似性，但历史有时又有差异。为了研究地方志，我找来了牛正江先生的《复州史话》，许多模糊的线索才清楚起来，也知道江湖的传说，多有不确的地方。牛先生是县文化馆的馆长，也是我当年的老领导，他的书不仅写了县衙的片影，也记录下诸多民间风情，百姓衣食住行都有描述，且颇多味道。这在北方小城研究史中，是不可多得的。
当我和那些考古学专业的朋友谈起复州时，却发现知道它的人寥寥无几。只是第七批国宝评选的时候，地方报送的名单就有复州城，让我异常兴奋起来。作为评委，我细细阅读了相关的资料，知道了家乡的一些详细沿革。因为那次被分配在南方组，不能去辽南现场核实，最后是故宫的朱先生得到了造访复州的机会。我曾讲过的故事朱先生都很感兴趣，多日后，他回来说，复州城虽已经破坏，但所剩的遗物，依然颇有价值，只是保护得有些晚了。
那一天北京下着大雨，我们几个刚从江西的古村落回来，显得有些疲倦。听到朱先生的话，忽地内心五味杂陈。雨中回味朋友带来的信息，一切都那么熟悉，但却没有给我带来欣喜，反而像那日的天气，有莫名的凉意袭来。古城已经面目全非，只留下了横山书院、衙门弄和永丰塔，以及一道残破的城墙。余者，多已不见了。那次评选，复州顺利进入了名单，几个重要的古建筑，部分地保留下来。后来看到几张照片，县衙的老屋已经落满灰尘，永丰塔重修后像个假古董。只是从衙门弄到永丰塔的路，没有改变。石磊、张筠烈士当年就是从这条路上走向刑场。那是一条有着血腥的路，复州往事最沉重的部分，似乎都刻在泥土里。年轻的时候不懂历史，到了老年，才知道自己属于那旧迹里的一部分。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记忆，当远去的人影依然摇动的时候，先人的灵魂还都活着。
（作者简介：孙郁，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张中行别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