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雨水浇透的山坡，最终决定离开，像一个喝醉的彝族汉子，伤心欲绝。向下滑去，带着植物和花朵，还有追随的蜜蜂。这漂移的力量，来自雨神。山体露出伤口，泥泞如血，褐色的巨石老牛般滚下山崖。去往昭觉的路被堵住了。
昭觉，大凉山的腹心地，它离我还有一百四十公里。而遇到山体滑坡，啥时能到就只有天知道了。我从越西去昭觉，这里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机场。在这里，不管是开车还是坐车，都需要专注。特别是雨季，你要当心落石，它们是野兽发射的炮弹。汽车在落石面前，不再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洋玩意儿，而是一只甲壳虫。
心惊胆颤啊。亘古沉默的山脉与雨水合谋，像远古时代这片土地上的战争。枪声隆隆，鸡飞狗跳，飞沙走石。一支巨大的笔，涂抹着，绿色褪去，红色浮现。多么绝望的色彩。
三个彝族汉子推着一辆摩托车，从斜坡小路上走来。一个掌握着车把，一个从上方拉，一个从下方撑着，不让摩托车倒下。那轰响的摩托车，像一只发情的公羊，排气管喷射着尾气，在和这三个汉子做垂死挣扎。汽车一动不动地排在塌方两端。而更多的车，正在来的路上。那样子，像是暴雨来临前，急匆匆赶来搬运食物的蚂蚁。司机们伸头出车窗，看着漫长的车队，摇头，抽烟，一支烟过后，索性下车，远远看着那顺山而下的泥石流。
有人想出了办法：交换乘客。生涩的汉语并无商量余地，我们需要绕过泥石流地带，到路的另一端去乘车。银色的面包车，内心躁动的巨石。为了证明它的来路，四只轮子上沾满了泥土。黑脸膛的司机二十几岁，三个孩子的父亲或者改邪归正的流浪汉。他坐在驾驶室里，神色庄重得像一个就要做法的巫师。眼前的树木，像难缠的鬼神。副驾上坐着黑皮肤的姑娘，高鼻梁，红嘴唇，来自某个深明天地之理的部落。她透过后视镜看我的长发，一言不发。她保持着彝族女人的沉默坚忍，淡淡地看着世界及身边人。
“钱给了吗？”我问。
“这个你不管，反正能到昭觉。”
石头般坚硬的汉话，远不如操纵方向盘来得灵巧。彝族男子胆大。骑马、打猎、摔跤，从不惧怕头破血流。在他们眼里，汽车要比骏马容易驾驭。也确实如此。换挡，加油，一气呵成，鹰似的目光明亮自信。
发动机轰鸣，我们在咆哮的铁壳里抓紧拉好。音乐声很大，是我熟悉的彝语歌。歌手也是凉山人，是我们的邻居或亲戚，曾和我们一样追逐牛羊满山坡。某天，他们出现在各大选秀舞台上，一夜之间成了明星。这样的刺激，和毒品差不多。在凉山，心怀歌唱梦想的人，像白云、石头和洋芋一样普遍。如果真有一个音乐王国，那他们就是国王、太子和公主。
飞驰在凉山的县道上，听凉山的歌手饱含深情地唱凉山。神奇的感觉。他们唱白云高山、父母亲人、风雨雷电、羊群骏马，也唱世道艰难，妈妈的儿子心里苦。这片出产荞麦和洋芋的地方，也盛产酒鬼和歌手。某一个在外面大名鼎鼎的彝族歌手，就生于某个不起眼的小村落。我跟着音乐哼了几句，那司机笑而不语。我生在汉区，少时外出求学，学过四年彝文，离乡多年，我的彝语发音不会比一只鹦鹉强。
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在路边搭车。她背着一个箩筐，看不出里面装的啥。上车后，她沉默地坐在我身边，缩着瘦小的身子，看我的目光像是在看一头怪兽。她一定不知道，她是过去的我。二十多年前，在凉山的另一个角落里，我也如她这般年纪。那时我每天来回十四公里去上学，帆布书包的夹层里装的是煮熟的土豆或红薯。夏季，河水暴涨，走到河边方知木桥已被水冲走。我曾经带着弟弟顺山绕道，从小河上游仅剩的独木桥上爬过去上学。兄弟俩边爬边喊：呀！飞夺泸定桥。学校里空无一人。回家讲起这一英雄事迹，被母亲打得无处躲藏。她边打边哭：如果把你俩冲走咋办？
我们没被河水冲走，没被恶狗咬死，没被野果毒死，没有坠崖或死于麻疹。我们活着，活到十八岁，看一眼村庄大小的天空，一头扎进外面的世界。一周前我从北京飞西昌，耳机里飘荡着彝族歌手瓦其依合的歌——《不要怕》：
风吹了，下雨了
荞麦叶落了
树叶都变黄了……
不要怕，不要怕
冷也不怕
热也不怕
不要怕。这是我们心底的密咒。就像那时我在大凉山一个叫阿尼卡的村庄，收音机里传来郑智化的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是《水手》鼓舞着我们一脚踏进城市的灯火。
身边的女孩，挪了挪身子，换了个坐姿。她怯生生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彝族女孩。2015年，一篇题为《泪》的小学生作文在网上走红。作者是一个叫木苦依五木的女孩。在这篇三百一十五个字的作文里，写到了父亲和母亲的死。开篇：“爸爸四年前死了。”结尾：“课本上说，有个地方叫日月潭，那就是女儿想念母亲流下的泪水。”呜呼哀哉。加缪在《局外人》的开篇写：“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不知道如果加缪读到这篇小学生作文，对人的存在又会作何思考。
木苦依五木家在越西县。我头一天在越西普雄镇，跟当地人聊起她。他们问我要不要去看她。我说，不用了。彝族人视面子为生命，还是不要打扰的好。
这个我并不知道名字的女孩在中途下了车时，没给车费，而是从箩筐里掏出三个梨递给司机。这当然不是这里的交易方式。他们大概是亲戚吧。
车往山沟里钻，风凛冽起来。而我前几天在一百多公里外的西昌，那里热得像蒸笼。司机很熟悉道路，沉默着，嘴上斜叼着香烟，把一辆面包车开得像飞机，就要助跑上天。某个路口，他猛地一踩刹车，回头看着我。
“下车。”他说。
“为啥子？”
“过了这里，就是昭觉的地盘，我不能去了。”
坐我旁边的另一名女子，听口音是凉山以外的四川人。她对这样的行为嘀嘀咕咕，但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停在路边的几辆面包车里，走下来几个戴墨镜的黑脸汉子，个个像高鼻梁的张飞。车门已经打开，我们被推拉进其中一辆。这是他们的地盘。像那句广告语所说：“我的地盘，我做主。”
不足为奇。我童年生活的村庄，每次看露天电影都要打得头破血流。不是真的想逃票，而是为了显示身体的强壮。把那个守门的外地男子推倒在地，揍他个鼻青脸肿，在姑娘们小鹿般受惊的目光中扬长而去。
如果你读过曾昭抡的《滇康道上》，也会对眼前的处境云淡风轻。1941年7月2日，曾昭抡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出发，历时一百零一天，步行一千余公里，对被外界称作“倮倮王国”的大凉山进行考察。五年前，我在昆明读《滇康道上》，甚至产生过重走这条路的想法——昆明、武定、禄劝，跨过金沙江，便到了我故乡会理会东一带。我曾站在会理古城的拱极门上，想象当年曾昭抡们站在城楼，眼前是繁华古城，背后是荒蛮之地。
白果湾附近一带，夷祸在表面上虽已平息。但是本地人士，对前途颇抱隐忧。据他们说，这一带夷区，不但未曾缩小，且有增长的趋势。原因是近来政府厉行禁政，严禁人民种植鸦片，而结果政令只能及于汉人，夷区并管不到。汉人中一部分愚民，只贪小利，不识大体，竟因此自甘归化夷人，不惜自降为“娃子”。因为这样做，他们种田不要纳税，种烟也不受限制。所谓夷区里面的鸦片田，许多实在是汉人替夷人种的……夷人枪日多，现银亦日多。汉人则既属贫苦，又无自卫能力。想到将来夷人有作乱的可能性，这一带的汉人，都不禁不寒而栗。（《滇康道上》）
西昌这座城，很像我生活的昆明。有山有水。山是泸山，水是邛海。泸山上有个可能是全中国唯一的奴隶社会博物馆。馆内有块黑牌子，讲的是过去凉山的奴隶制度。奴隶苏呷子十五年被卖十一次。黑底白字的表格里，写明了他被卖的时间、转卖事由、地点和身价。其中，有的转卖事由让人忍俊不禁：与主子争吵；主子说不好好劳动；不堪折磨，本人要求卖；主子想卖……那天在去昭觉的路上，我在心里跟自己开玩笑：就当自己是那个被卖的奴隶吧。臭烘烘的面包车，比劈头罩下的麻袋好不知多少倍。而且没有防不胜防的拳打脚踢，也没有生死未卜的命运。
中途，一场雨在等我。昭觉县城里，一群朋友在等我。
雨下得大，像是要穿过无数道灰色帘子，抵达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雾藏起松树和冷杉，扔给我们一件三四米长宽的袍子，我们奔跑了大约一个小时，才甩掉它。一个村庄出现在眼前。太阳明亮，凉风习习，仿佛雨是一场梦。
说是村庄，其实就是一个聚居点。黄色的砖房，紧挨公路边，几个赤裸着上身的小男孩将路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作游戏。面包车经过，按响喇叭，一个小家伙捡一块石头扔了过来。车里人哈哈大笑。这些住在公路边的孩子胆大。我们那时候可不敢。一个货郎进村也要吓得躲起来。在这里，面包车不敢撒野，要时刻留意着横穿而过的人和牛羊。
昭觉城里的朋友打来电话，告知酒店名字。反复询问，却听不清楚。不是信号不好，是我无法从他的彝腔中辨析出汉语来。hei ta，大概是这个音。黑塔？黑桃？黑太？都不像酒店的名字啊。于是，只能在县城中心的纪念碑处下车。一回头，朋友站在不远处。他说的酒店，叫恒泰。来人是木帕古体，用彝文写书法、写诗。他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话不多，却体贴周到。
昭觉，鹰的坝子。我终于来到。我年轻时的梦中天堂。那时昭觉县有所师范学校，农家子弟们做梦都想进入。挑灯夜战时，少不了朝着昭觉的方向多看几眼。当然，我说的是别人。我那时没空。我沉迷于普希金、雪莱、董桥以及金庸、古龙们的世界里，只想早日离开学校，去体验生活。
如果没来昭觉，就不算来过凉山。这里曾经是凉山的首府，其地位不输西昌。所有发生在凉山的大事件中，昭觉从未缺席。我躺在宾馆里翻县志，读到的是一部战斗史。
道光三十年（1850年）阿都土司天锡之妻安氏率兵征剿交脚。（《昭觉县志》）
咸丰六年（1856年）交脚地区彝民起事。清政府调松潘兵来剿交脚，平服阿侯家彝民。（《昭觉县志》）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军在梭梭梁子、四块坝被彝民包围，全军覆没。（《昭觉县志》）
交脚，即昭觉。发黄的县志里躺着总督、统领、提督、知府、知事、县长、人类学家、土司、彝民们一生中的某段时光。那些战争、暴乱、纷争、征讨……定格在纸上，成了文字做成的棺椁。
如今的昭觉，和中国所有县城一样，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变得现代化。而现代化真是人类的美好未来？谁又能保证这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倒退？或许人类早已过了进步的时间，其实是一直在向后退。无非是车子、房子和票子。车更多了，楼更高了，可人还是那群人。“那群人”从哪里来，是出自西南的土著，还是来自西北的氐羌，至今仍在争论。但彝族先民凭借高山和河流，把所谓现代文明拒之千里。我认为这不是落后，恰恰是一种民族自信。我们有传说，我们有文字，我们有历法，我们有《玛牧特依》《勒俄特依》《阿莫尼惹》。而昭觉，正是彝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是真正的彝族聚居区，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口为彝族。在这里，你几乎不用问“你是不是彝族人”这样的话。
所谓县城，就是山下。昭觉，坝子也。老人说，住惯的山坡不嫌陡。所以，昭觉坝子也未必人人心向往之。一个老人在昭觉的大街上睡觉。她的脑袋伸入箩筐，以手作枕，蜷曲在街边水泥地上，她面前的笸里，是刚从山上的树上采下来的斯侯（羊奶果）。她睡着了，梦见祖先或子孙，但唯独不梦这眼前的繁华。车水马龙，人潮涌动，与她何干？县城，无非就是一个生活场。
喝醉了的男子，手提啤酒瓶，摇晃着过来，眼神迷离涣散。这时，你得让他，如果撞上就不好说了。彝族人好酒。土地里长出的玉米和燕麦，除了吃就是酿酒。在这里，酒真是粮食的精华。我小时候上街，见每家商店门口都坐着几个喝酒的人。一只装满白酒的碗传递着，神话、笑话、真话、假话、俏皮话、家常话，以话下酒，喝完不够，再来一碗。人走了一拨又一拨，那酒碗却不得闲。一块钱递进去，一碗酒递出来。有人高声喊着：哎！过来干酒。干就干嘛。话虽如此，却不能一口干。象征性地喝一口，象征性地用袖子一擦碗口，递了出去。
但如今，这里的人们似乎更愿意喝啤酒。啤酒代表着流行，等同于西装革履。但啤酒产生了新问题：贵，而且不易喝醉。曾有个州政协委员提议：将啤酒赶出凉山。理由是这种被戏称为“凉山口服液”的东西影响了脱贫攻坚，拖了经济的后腿。凉山流行一种魔鬼喝法叫525。一瓶啤酒，两人喝。你喝一口，剩下的我喝。伟大的信任。否则，我轻啜一口，你就得喝一瓶。但我从未见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见到的都是喝酒之人一仰脖，恨不能连酒瓶插进去，而另外那人急得来抓瓶子：好啦好啦，给我留点。
昭觉的街头，给人一种亲切感。人们像是在自家屋里，随意自如。宾馆门前、超市门口、台阶上、路沿上，不时会遇见闲坐的人。彝人的擦尔瓦在县城里也能派上用场，保暖、垫坐都挺好。聊天的、喝酒的、发呆的、卖山货的。他们安静、缓慢地过自己的日子，哪管你什么指标和现代化。
晚餐是坨坨肉、酸菜汤、苦荞饼、土鸡和腊肉。彝族人的饮食谈不上丰富，这可能跟长期居高寒山区有关。生存而已。如果非要在凉山找一道美食，我认为是烤乳猪。刚满两个月的小猪，划成条状，撒上花椒和辣椒面，密封起来，发往各地。这是产业链，每天不知有多少只小猪等不到过年。
席间有酒也有歌。能歌者莫色阿萨，彝族小品演员。天性幽默的民族，多出口成章者。人世之苦，在彝人嘴里变成了歌声。这些年，天南地北，我参加过数不清的饭局。不管是高级饭店，还是路边摊，只要有彝族人在，喝着喝着必定歌声飞扬。若有路人驻路观看，那餐桌旁，马路边，瞬间就成了百老汇。
酒是苞谷酒，辛辣热烈，像是席间朋友们的使者。三杯下肚，世界就是我们的了。而我不善饮，被朋友们调侃为“酒量最小的彝族人”。他们不知，这已经是极限。我祖上三代滴酒不沾，这在凉山可能也是奇迹。想起儿时走读于乡村，常帮邻居买酒，某天走到半路，好奇心驱使，拧开瓶盖喝一口。咦——居然不算难喝，那就再喝一口。边走边喝，从山脚喝到山顶，我已经醉倒在路边。醒时黄昏正在来临。想起父母的棍棒，我像逃离世界末日般狂奔。跑到半路方记起，酒瓶还空着小半，只好兑了山泉水，摇匀，背回去交差了事。第二天，那个邻居在上学路上拦住了我。
“你昨天的酒，是在哪家买的？”
“前几天那家啊。”我吓得腿软。
“好喝好喝，”他说，“今后就去那里买。”
但即使这样，我也没有练出酒量。来昭觉，我先醉为敬。走在夜晚的街道，风从山野吹来，带着荞麦的香甜。古往今来，在这片土地上，在这样的夜里，多少恩怨情仇，都因酒而结，因酒而消。
来昭觉，我最想去竹核。此地离县城十三公里，乃昭觉重镇。人类学家刘绍华曾在此地采访观察数年，写下《我的凉山兄弟》。那是一本悲痛之书。毒品曾在这片土地上肆掠，令无数彝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生活》月刊前记者、诗人邹波，也曾经来到昭觉，采访艾滋病患者，写下了令人嘘唏的长文《凉山安魂曲》。这是伤痛之地。很多年轻的生命死于海洛因或艾滋病。像是身体的暗疾，道不出，受不了。时代的巨浪拍打过来，一个久居深山的族群，势必要接受这暴风骤雨的洗刷。
关于竹核，县志里留有只鳞片爪，远不及刘绍华的文字鲜活。
七月中旬。竹核坝子里，水稻正在抽穗。绿油油的田野里，农妇立于田间，光屁股小孩在田埂上扑蚂蚱。他在某一个瞬间转过身来，像只小青蛙般鼓着肚子。而不远的地方，农家乐里，啤酒被打开，鸡和鱼上了桌，酒过三巡，席间有人瞪着眼睛，拍响了桌子。我无动于衷。过一会儿，冲突双方又举起了杯子：“来，老表，孜莫（吉祥）。”我也跟着举杯，他们是另外一个我。要真正了解昭觉，需要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下来，和他们做兄弟。我想，这正是《我的凉山兄弟》的书名来源。
可这是刘绍华写的那个竹核吗？我站在绿野中间的公路边，神情恍惚。太阳明晃晃，群山隔开了真实与想象。像一只岩羊下山饮水，头伸向了人间现实，尾尚在深山的历史里。
千百年来，在昭觉，甚至整个凉山，都没有人能够否认彝族人的一个共识：人鬼共居。这是一个信鬼的民族，据说在彝人的传说里，有名字的鬼就有二百余名。在这里，没人相信“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因为鬼只找自家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鬼是进入彝人内心的密匙。每年冬天，凉山大地上有无数的鬼被撵向寒冷的鬼山德布洛莫。千百年来，更有无数的人想要从彝人心里驱走对鬼的信奉。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一千多年前的西南边地，南诏的统治轰轰烈烈。在遥远得只能想象的地方，唐朝的皇帝正等待着万邦来朝。
建昌古邛都地，……自唐末为南诏骠信酋龙所陷，改名建昌府，历蒙、郑、赵、杨以及段氏，久据其地，与宋相为终始。（《建昌疆场考序》）
建昌即西昌，距离昭觉约一百公里。而我谈起南诏，我想说的其实是博什瓦黑。它在昭觉和西昌之间。
去博什瓦黑古岩画的路上，远山走着一个黑色查尔瓦，这披风走起来像移动的蚁冢，山路很烂，山谷却很空阔，像能承受歌声，这红土一直连到云南，开始有烤烟，凉山这里，仍是遍野土豆和苦荞。（邹波《凉山安魂曲》）
在昭觉和西昌之间，冷峻的群峰之上，树木退去，露出大片红色的土壤。远方涳濛，大地的皱褶里百鬼藏匿。雄性十足的越野车开了很久，一转弯，驶上了小路。地势陡降，渐渐有了山地和村庄。低矮的屋檐下，人们安静打发着日子。车往山里钻，树木围拢过来，看热闹似的，注视着我们这些前来寻找博什瓦黑的人。四周安静。一条河流无声流淌，向前流，便是金沙江。越野车停在河边的草地上，司机见惯不惊地点着香烟，朝山坡密林里一指：“就在那里，你们自己去吧。”
茂密的松林里藏着久远的秘密。一千多年了，博什瓦黑的石头仍在经受着时光的打磨。博什瓦黑，即岩石上的龙蛇。这些深藏于大山深处的石刻岩画，充分展示了彼时南诏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南诏大理崇尚佛教，“岁岁造佛寺，铸像万尊”（《南诏野史》）。南诏统治凉山之时，正逢其强盛，大理为南诏的西京，滇池为东京，西昌是行都，是对成都作战的军事重镇。而博什瓦黑，正是在凉山通往云南的古道上。
古道如今人迹罕至。风兀自吹着，松涛阵阵。群鸦乍起，聒噪着落向树梢。不经意间，一个巨大的黑石头立于眼前，像一头等待千年的猛虎。同时等待了千年的还有刻在石上的释迦牟尼、观音、四天王、明王、佛塔、菩萨、毕摩、供养人、犀牛、牛面人身者、脚踏莲花的狮子、麒麟、龟、斑鸠、莲花……这是何人所为？无从考究。博什瓦黑作为一个神秘存在的时间，远远长于它被人们所认识的时间。
一个崇尚佛教的政权，面对一群崇尚鬼魂的子民，耗费巨大的心力营造一个菩萨道场，作教化用。可南诏的统治者没有想到，伟大的佛教从西天而来，并在中国人的心里生根发芽，但在凉山，鬼魂的地位坚如磐石。所以，对于博什瓦黑，彝族人往往是避而远之。这也让这片神秘之地因此得以保存。
1958年，四川省进行文物普查，博什瓦黑开始进入了专家的视野。“当地确有石刻画像存在，但是不知何时、何人、何故所为。”（黎家芳《凉山博什瓦黑石刻画像调查简报》）换句话说，博什瓦黑石刻从它诞生那天起，并没有和当地人发生过关系。山上有佛光，山下有鬼魂，相安无事。朝代更迭，日月永恒。石刻会风化，而人心的信念比石头硬。
下山，路边行走着一酒醉男子，摇摇晃晃，随时准备扑向草丛。在我们身后，沉默的博什瓦黑继续经受着时光的打磨。继续上路，结束昭觉之行。昭觉是鹰的坝子，我亦如一只鹰飞过昭觉，飞向远古。
包倬，作家、编辑，现居昆明。主要著作有中短篇小说集《路边的西西弗斯》《风吹白云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