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家门前呐一棵桑呃，来来往往呃好乘凉哦。
姐问亲哥喂做么事呃，旁人闲话嘞我难当哦。
旁人闲话嘞不应当呃，看牛娃儿呐有主张哦。
叫木匠，砍倒桑，拆成板，坐大香。
烧上天，见玉帝，烧下地，见阎王。
阿弥陀佛是冤枉。
——吴头楚尾古歌谣《姐家门前一棵桑》
天堂之上
二胡幽咽，人间月白。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深冬之夜，荒山野岭中的天堂乡余安村，如同一只蜷缩熟睡的猫。屋外滴水即冻，西北风时不时吹起，引发松涛的轰啸、零星的犬吠和三两声野狼的哀嚎。村子里有一座建于清末的古民居，是我外婆家。屋子东头，一盏煤油灯高高地搁在三脚架上，玻璃灯罩用布擦得可以清晰照见人的睫毛。冷峭的风像人世流言，从窗子缝隙渗透进来，在屋子里回旋，钻进灯罩里，毛笔头一样的灯火像正在跳舞的女子被人戳了一下腰，黄亮的火苗微微摇摆跳动，照着写字台、妆奁、五斗橱和四壁上贴的大红双喜。墙角放着四只竹篓，上面也贴着红纸剪的双喜，以及“瓜瓞绵绵、子孙其昌”“琴瑟和鸣、龙凤呈祥”一类红底黑字的吉语。那些字我只认识几个，其他是父亲教我的。墙上变幻的人影，那么黑，那么古怪，那么憨胖。
一个月前的一天晚上，东厢房里一对红烛高烧。
那天黄昏，在村口的大枫树下，我和村里十几个穿开裆裤的以及刚刚换上满裆裤的小孩子，跟在迎亲的队伍后边卖力奔跑，确切地说，是跟在一队挑着竹篓的青年壮汉后边奔跑。就像说书人在《薛仁贵征西》里唱的：“跑得噔噔噔，两只小脚甩流星。”一边跑，一边望着扁担头上忽闪忽闪的方形竹篓，吞咽着汹涌的口水。我们知道，那些盖着红绸布的竹篓子里，装着结婚用的“果子”：葵花子、南瓜子、熟花生、熟鸡蛋、染成紫红色的生花生和生鸡蛋、云片糕、水果糖、冻米糖、爆米花、山芋干、芝麻饼、红枣、纸烟。
猛然，我被一个大孩子用手肘子狠狠撞击了一下，滚到路边的麦地里。我啃了一嘴雪泥，灯芯绒棉袄的袖口也擦破一道口子。雪花纷纷扬扬，我坐在地沟里，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弱肉强食的道理。
这个时候，一只素白温软的手牵住了我皴裂得像松树壳的手，拉我起来，另一只手往我口袋里塞了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我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着红衣的娇小俏丽的女子，楚楚然站在我身边。她的笑容像三月里的桃花，在她后面三五步远，尾随着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女子，着碎青花布袄，手里拎着一只双提梁红漆火炉，里面的栗炭在红泥瓦钵里熊熊燃烧。
待到红衣女子和青花女子领着我，穿过锣鼓、爆竹和笑闹声，迈过老屋一尺多高的木门槛，被人群簇拥着进入东厢房，红衣女子大大方方又斯文道学地坐到撒满了枣子和花生的大床上，我这才明白，她就是我三舅的新娘子，青花女子则是她的妹妹，也是她的伴娘，那炉栗炭火是伴娘从路边生育过五个儿子的人家讨来的火种。
母亲扯着我的袖子，把我拉到新娘子面前，热切地鼓励我：“快，快叫三舅娘，叫啊！”我怕丑，往人群里躲，她又把我扯出来。我只好蚊子一样叫了一声：“三舅娘。”新娘子脆生生地应了一声：“唉！”
这个时候，一帮半大小子围着新娘子，野里野气地唱起了在乡间传唱了很久的歌谣：
新娘子野，
花大姐，
梳头毛，
两边扯。
新娘子新，
坐床厅，
一对奶，
十八斤。
一屋子人顿时嘻哈哄笑，快要把屋瓦给冲破了。坐在床厅上端庄婉顺的三舅娘局促不安起来。她忸怩地绞着一方花手帕，脸腮上飞起了两朵云霞。
外婆此时来解围了。这个梳着巴巴髻、点着尖尖小脚的老太太，端着一只蓝边老海碗，颤巍巍地走进门来，碗里盛着红枣、莲子和芝麻包心的汤圆。她把碗递到新儿媳妇手中，三舅娘起身双手接过碗，象征性地喝了一口糖水，把碗放在了床头柜上。老太太直勾勾地盯着新娘子，左端详右打量，九重皱纹下的一双老眼笑眯成了一条缝。
一身蓝卡其中山装的新郎，我的三舅，一反往常矜持、威严、总是耸皱着眉毛的乡村教书先生形象，眉飞色舞如同放纸鸢的孩童，一面与同辈的年轻后生嬉笑推搡，一面忙着给大家发纸烟和喜糖。我清楚地记得那种平头香烟的牌子，叫丰收，安徽芜湖卷烟厂出品，上面印着一台履带拖拉机、一道水库大坝和一根大烟囱。我对之印象颇深，是因为我曾经偷出来抽过几根，被父亲发觉，按在竹林里一顿死捶。
据说，那天晚上，我死乞白赖地要与三舅和三舅娘睡一张床，甚至在地上打滚、叫嚎、撒泼，最后被母亲连哄带吓，带到外婆住的那间黑咕隆咚的偏房里，扔在了散发着甜酸味道的床上。直到如今，我对外婆所住屋子的印象，除了几个腌菜坛子、一个冰糖罐子、几只黑漆木柜子、一架上阁楼的木梯，就是一团麻乌漆黑，和一股混合的酸甜气息。
不过无论如何，我也不肯承认那天躺在地上撒泼的事，那必然是舅舅们的编排。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编排五鼠偷香芋的“典故”来蒙林黛玉；就像村里的小伙伴嘲笑我“下石牌”，必是杜撰。下石牌，是尿床的隐喻。石牌是安徽怀宁的一个小镇子，著名的戏曲之乡，所谓“梨园佳弟子，无石不成戏”。其中的石即石牌，那里是清代同光年间三庆班班主、京剧鼻祖程长庚的祖籍。乡人之所以把尿床戏称作“下石牌”，是因为石牌镇在吾乡岳西的下游，水流经那里。我不承认是有理由的，哪一个小伙伴不曾打滚撒泼、不曾下石牌呢，哪一个之后又肯承认呢？
一个月后就是新年。大年初二，父母领着我和妹妹，穿戴一新，拎着糖糕到外婆家去拜年。
那天晚上，吃过三舅娘熬的喷香的五谷米炖猪脚，母亲和外婆把妹妹哄睡之后，坐在灶门口窃窃私语，说她们娘儿俩永远也说不完的体己话。我洗了头脸手脚，如愿以偿地睡在三舅和三舅娘的婚床上。外婆生养了五儿一女，我是她唯一的外孙，也是五个舅舅唯一的外甥，从小时候起，我在芜湾王家就享有特殊礼遇。
父亲和三舅吃过夜饭，也各自拎着一炉火进了东厢房，先是坐着谈闲，后来开始吹拉弹唱。
煤油灯下，三舅闭着眼睛坐在床尾，跷着二郎腿拉二胡，摇头晃脑如同持诵孔夫子经天纬地的文章。父亲靠在床头，双手抱在胸前，双肩左摇右摆和琴而歌，浓黑的眉毛下双目炯炯如星辰。他们高山流水，如痴如醉，仿佛春秋时期的俞伯牙与钟子期。
乡间老古话说：“除了栗炭无好火，除了郎舅无好亲。”也不全然如此，乡间是多有郎舅为鸡毛蒜皮闹别扭的，甚至有大打出手反目成仇的，但我的五个舅舅与我父亲无疑是好郎舅，数十年间客客气气，从未红过脸。
父亲是天堂乡木瓜冲村的农民，终年在几亩瘦田薄地里刨挖兴作，下苦力讨生活。三舅其时是余安村学堂包小学的民办教师，走出课堂回到家，就脱掉那一身粘着粉笔灰的蓝卡其中山装，换上粗朴的老土布衣服，腰间捆上葛藤和镰匣，上山砍柴、看牛割草或者下田扶犁而耕，事实上也是农民。这两个青年农民与其他庄稼人不同的是，他们爱好拉胡琴、吹笛子、唱流行歌曲、看书包括读所有写着字的纸片，甚至还有一点与身份不太相称的孤高。虽然年龄相差七八岁，但因为有着相同的爱好和相似的孤高，他们的关系不仅是亲戚，更是惺惺相惜的朋友。
稼穑艰难，日子清苦，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身上的黄汗还没有被风吹干，黑汗接着从头毛丝上往下滴，乡人的脖子和手臂上总是结着一层白白的盐霜。除非逢年过节，或者红白喜事，他们平常也很少有机会坐在一起，操琴奏曲，竹肉相发。后来我闲翻《礼记·乐记》，读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忽然想起1979年那个郎舅欢然相和的夜晚。
也想起新婚不久年方二九的三舅娘，闻琴声婷婷而来，娇娇倚在老旧的木门框上，杏目顾兮，倩笑灿兮，静静地望着这一郎一舅。她的面容宛如门前的清溪，她的头发像春夏的山林，她的眼睛里有四月的雨水、六月的稻禾、十二月的飞雪，又温润又葱绿又洁净。私以为李易安词《点绛唇》里，那个荡罢秋千，猛然看见陌生客人进门，立即和羞而走，却又倚门回首装作嗅青梅的少女，就近似那一年的三舅娘。
粉连纸糊的木格子窗外，月亮如新镰，冷而白。据说，如果有人偷偷说月亮的坏话，它就会在睡梦中割掉那个人的一只耳朵。一群豺狼在对面的山冈上对着月亮嗷嗷嚎叫，它们啸聚成群，也许在密谋对山下村庄的又一轮偷袭。
听外婆和舅舅们说，头年腊月二十八的晚上，豺狗（余安人称豺狼为豺狗）偷偷进了村，叼走了几只鸡和羊，咬伤了两条狗，还啃掉了邻居胡家即将产仔的黑母猪的半个屁股。待村里人从酣睡中被狗吠猪嚎惊醒，悽惶集结在杏子树下，点燃葵骨火把，扛着锄头、羊角叉和扁担去追打，豺狗群早就逃遁得无影无踪。
外婆还说，豺狗会咬住小猪崽的一只耳朵，把它一把甩到背上，一直背进狼窝。她告诫我晚上千万不能出大门。有些夜晚，我贴着大门的缝隙或者躲在纸窗下偷偷往外看，好几次看见狼群提着绿莹莹的灯笼，在山冈上徘徊，像葬礼上的走马灯，也像坟堆上此起彼伏的磷火。每看见一次，我就要连续做几晚上噩梦，却又禁不住邪恶的诱惑。余安村背后有一座海拔九百多米的山，名曰高茅屋山，据说是豺狗的老巢。
三舅娘给我的大白兔奶糖真好吃，圆柱形的糖块上，裹着一层薄薄的米纸糖衣，又甜又软又香，含一颗在嘴里入睡，可以整夜安眠，可以抵御对豺狗的恐惧，游荡野外的厉鬼半夜也不来压身。以至于很多年以后，我对美好女子的想象，就是一颗香软的大白兔奶糖。梦乡黑且甜，春草生阶沿。大红棉被覆盖着的婚床真暖和，被面上用金线绣的鸳鸯鸟图案肥硕敦厚，牡丹花大朵大朵地开放。
三舅的胡琴唧唧啊啊，咿咿呀呀，父亲的歌声很深情，带着些微的女声。一直到子夜，他们轮番弹唱，弦歌不辍。
余安，我安，我们都安。从前那些清贫寒素的日子，很多年以后念想起来，就像吾乡的名字：天堂。
天堂素朴，干净，纯蓝，只有云卷云飞，没有车来车往。
天堂之上，还有一个村子叫木瓜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