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的生物钟出奇牢固。每天清晨七点，惯常的咳嗽声准时暴露他的行踪。我躺在名仕花苑二栋五楼的屋子里，凭着咳嗽声，就能猜出是那个步履稳健的老人，穿着绿色的旧军装，从我家楼下经过。晨风中必有白发掀动，像一面意志坚定的旗帜。
有六年了，我的父亲，就这样走进南方的晨曦中。他从名仕花苑七栋出发，穿过八一南路，雷打不动地去往那个目的地——绵江小区二栋。一路上，他要经过一棵孤单的银杏树，几声热闹或寂寞的鸟鸣，还要经过林林总总的商铺和路边摊，但他很少将注意力停留在它们身上，他怀揣着一个“有产者”的责任或委屈，去看望那套曾经生活过十三年的旧房子，仿佛他一天不确认它的存在，房子就会不翼而飞似的。
作为一个在泥土中翻滚多年的资深农民，父亲先是被儿女们一把推到了城里生活，又被各种缘由裹挟着，从绵江小区搬到名仕花苑。二十年前，他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洗脚上岸，变成一个城镇居民；十三年前，他也没有想过有一天要离开那套生活便利的二层住宅。
他曾经以为自己这辈子都将守着家眷田产，在故乡麦菜岭平静终老，最后躺进风水师看好的某一座青山里，于每年的春天，静待儿子、孙子或孙子的孙子前来细数新发的草芽。
然而他还是背离了自己的故乡，听话地配合着子女的意见，一次次像蜗牛一样搬空自己的住宅，将积攒一生的物事全都卷进行李，运往新居。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慢慢适应县城的日常与节奏，学会使用小区里的体育设施，骑着自行车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将认识每一处新生事物视为荣耀。
内心里，他又何尝没有某种不曾言说的自豪或满足呢？作为全村第一户在市区拥有新居的人家，偶尔回村，人们投向他的目光，更多是羡慕和赞美。譬如子女孝敬，譬如终于扔下锄头，吃上快活茶饭了。
谁能懂得父亲的忧虑呢？譬如现在，他的钥匙准确地对准那扇蓝色防盗门的锁孔，向右旋转两圈，销啪嗒一声，门开了。地面上的瓷砖依然光可鉴人，四室两厅一厨两卫两阳台照旧泾渭分明。他像一个重返故国的国王，在自己的领地上来回逡巡着，一一检阅过那些熟悉的器具家什。衣柜、沙发、床全都空着，像等待着被物填满，被声音填满，被气味填满。就像，父亲等待某一位租客，将这套房子填满。
这些年，他与形形色色的租客打过交道。每一次，他都心有不甘地将钥匙交出去，他对他们和颜悦色、温慈有加，满心盼望着他们像自己那样善待这套房子，然而收获的几乎永远是失望和愤懑。
他不得不将房子租出去，唯其如此，这套房子才算发挥了它的效用和价值。父亲穷了大半辈子，俭省了大半辈子，至今仍距离富裕十万八千里，他当然知道每一份财产的来之不易。我的哥哥长年不在家乡，父亲便责无旁贷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将房子守护好，利用好。
在买下这套房子的时候，我们都是想着在其中度过一生一世的。中心城区，交通、医院、购物无不便利；位于二楼，方便父母年老后进进出出；四室两厅，适合大家庭共同居住。最重要的是，周边有十分集中的市直学区，幼儿园、小学、初中，均在八百米半径范围内。
彼时，我刚刚从乡村学校调到市区最大的小学教书，而哥哥则恰好攒下一笔小钱，要为侄儿谋划未来。绵江小区是为数不多的新开发房地产楼盘之一，我领着父母，绕着还未封顶的钢筋水泥丛林转了一圈，在售楼小姐天花乱坠的描述中，迅速签下了合同。
父亲将老家的木头一车一车运出来，仿佛要打造一座崭新的宫殿。我们都没有经验，又都倾向于精装修，将那些实木一段一段地用到门、窗、柜子上，甚至是花里胡哨的吊顶上，我们嗅着那些熟悉的木头的气味，就好像老家的山林会在这个新的空间里复活一样。
十三年，父亲和母亲摸透了每一件家具的脾性：比如朝向阳台的大木门，推拉时需要双手合力，稍微抬高那么一点点，才不至于被卡住；比如主卧室有大衣柜，这里的卫生间需要保持干燥；比如请师傅打造的席梦思床，内里铺排了密实的弹簧，比店里卖的名牌还牢靠……
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一家人需要离开这套房子，将它租给别人。
住久了的房子，是有灵魂、有记忆的。我仍记得父亲一点一点搬空屋子的动作，那么慢，那么慢，像他无比熟悉的电影慢镜头（父亲曾是一位乡村放映员）。每掏出一样东西，他都要长久端详，恨不得一一回忆它存在于日子中的点点滴滴。他可能还会想，这些东西躺在这里仍然是最好的归宿，有一天自己还要回来住。
和一辆大货车果断地将所有旧物从乡村运到城里不同，他将这一次离别的仪式做得很足，除了实在难以搬动的大件家具，其余的，他用绷带捆一些在自行车货架上，每天一趟趟缓慢地运送。一个抽屉又一个抽屉，一个角落又一角落。那些攒了一生的书啊，日记啊，信件啊，证照啊……全都依依不舍地与那套房子告过别。
现在，父亲不仅要来看望他的房子，还要仔细查看贴在小区巷道、房子单元门口等几处的招租广告还在不在。总是有人与他对着干，将他好不容易贴上去的广告纸撕掉。这样，他又不得不要求我重新打印，然后端着糨糊，搬着凳子，挺着他那虽老迈仍笔直的腰背，重新贴一次。
父亲如此矛盾：房子租出去，他是忧虑的；房子没有租出去，他还是忧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