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说
新时代以来，中国的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前所未有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并朝着乡村振兴的新目标迈进。本小辑里，房宁、宋艳丽两位学者，以中国社会学史上最富盛名的开弦弓村（江村）、台头村为观察对象，让我们看到了这两个由于被费孝通和杨懋春书写而声名远播的村庄，数十年来的山乡之变与新人新风。
今日推送宋艳丽《一个中国村庄的百年变迁史》，以飨读者。
一个中国村庄的百年变迁史
宋艳丽
时过境迁，在中国人类学家的地理版图上的台头村，渐次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和无数个村庄一样，在这块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它安静地凝视着时代的巨轮轰鸣驶过，沉默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在历史流转中被改变和书写。一个村庄的过去和现在，如同一个人的一生，在出生成长、成熟衰败中度过漫长的悠悠岁月。
这里是山东台头，一个为中国人类学界所熟悉的村庄——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辛安镇。从青岛火车站出发，穿越漫长的海底隧道，辗转十公里后，在辛安镇的海尔工业园正北方，与澳柯玛工业园一路之隔的那个村庄便是台头村了。
一本书和一个中国村庄
七十五年以后的今天，站在车水马龙的柏油路上近距离地观察台头村——人类学家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所记录的这个村庄早已物是人非。从村庄对面刚刚建成的商品楼房的顶端鸟瞰台头：周遭是一片高楼大厦和工业园区，由绛红色瓦片和水泥块砌成的四百七十余个北方样式的院落密密匝匝地聚集在一起。这是被楼房和工业园区紧紧围绕的一个北方村庄，和中国大多数蜷缩在城市里的村庄一样，台头村也是万千城中村中的一个。
1945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杨懋春博士，根据自己的回忆写出了《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这本被称之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名著的作品。这本书也和早于它出版的《江村经济》《金翼》《祖荫下》并列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成为美国高校学习人类学的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
杨懋春生于台头村，长于台头村。七十多年前在人类学学术规范和笔调下的这个华北村庄依然弥漫着浓浓的暖意和淡淡的乡愁。一百二十余户家庭共计七百二十人的小村庄安静地坐落在山东省胶县的辛安镇。村庄南面有一条河叫台头河，河水清澈。村子周遭还有许多亩土地，四季更迭，冬去春来，人们可以在这些土地上耕种麦子、花生、玉米和高粱。村子里潘姓、杨姓、陈姓、王姓是主要的几个大姓。
村里年长的老人都知道杨懋春，正是因为他写的这本书，才让更多的人了解了1945年之前的台头村。那本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乡愁的人类学名著，将一个村庄的生活史做了详尽全面的记录。
村子里最年长的陈大爷坐在轮椅上，一手拿着拐杖一边注视着人来人往的街道，用尽力气地说道：“你知道吗，我家里还有一本杨懋春写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哎呀，他写得太详细了，连种地都写得那么详细。”
轮椅上的陈大爷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继续说道：“你知道这个村为什么叫台头村吗？我爷爷告诉我，当年台头村的老祖宗们拖家带口讨生活，来到这个地方，发现这里有河流、有土地，适合种庄稼过日子，抬头望望四周全是土地啊，就在这里住下了，并给这个地方起名为‘台头村’。”
自先辈们抬头凝望这片土地从而诞生了一个村庄以来，百年如一日的乡土生活孕育了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外部世界纷繁复杂，村庄内部安静如初。人类学家杨懋春不厌其烦地用17章共计22.5万字的篇幅带领读者走进他的故乡台头村。从介绍村庄的地理位置开始，继而进入村民的个体生活，抵达普通家庭，分析了他们的经济来源和婚丧嫁娶，分享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了他们的兴衰成败。之后，进入村庄的管理机构和领导组织，分析村内冲突和村际关系。最后，落笔在一个名叫天喜的村庄年轻人的故事上来，以“村庄的明天”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
在这本介绍自己故乡的人类学专著中，杨懋春的笔触精准地深入到了村庄的家庭生活中，着眼于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扩散，从而展开论述。1945年之前的那个台头村在作者事无巨细的描述中向每一个读者展示出它本来的面貌：那是一个百年不变的北方村落，日久天长的乡规民约是它的内部运行法则，极少受到外部干扰，村庄自然生长，日子细水长流。
杨氏家族和台头村
今年八十七岁的台头村村民杨庭池每天的主要活动就是和本村的几个老头坐在贯穿村子中央、两边布满商铺的大街旁边乘凉或者晒太阳。杨庭池是杨懋春先生的侄子。
“你知道杨懋春啊？哈哈，那是我三大爷。”一听有人问起杨懋春，原本坐在马扎上低头打盹的杨庭池瞬间精神了起来。
“我父亲兄弟四个，老大叫杨松春，老二叫杨柏春，老三叫杨懋春，我父亲叫杨盛春，是家里的老四，取‘松柏茂盛’四个字起名字。”
在杨庭池老人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三伯杨懋春——直到1988年杨懋春先生病逝，享年八十五岁。
杨氏家族是台头村的一个传奇，多半是因为当年杨懋春写就的这本书。当年在山东青岛，杨懋春的大哥杨松春信仰基督教，是远近闻名的牧师。正是由杨松春和村子里的另外一位见过世面的陈姓族人陈何玉共同筹建了基督教堂，才有了后来杨懋春书中所说的教会学校。而杨懋春也正是在教会学校读书，之后才得以保送进入齐鲁大学，直至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成为著名的人类学家。杨懋春的人生起点始于自己的故乡台头村，而故乡叙事作为一条牵连不断的线索贯穿在这位中国早期人类学家的学术研究之中。
当年和杨松春一起筹建教堂的陈何玉早已故去，现如今，拄着拐棍、坐在墙边乘凉的九十六岁的陈锡法老人提起自己的祖父陈何玉仍是满脸的自豪。
“我的祖父见过孙中山先生。那一年，孙中山来青岛，我祖父受到了孙先生接见，之后回到家，祖父就把留了多年的辫子剪掉了。民国到来,都不再留辫子……”陈锡法眯着眼睛慢条斯理地说道。
也因了这份机缘，在台头村，陈、杨两家成为民国时期最受瞩目的两大家族。教会学校则见证了陈、杨两家一百年来的沉浮兴衰。
时过境迁，台头村的教会学校早已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少年时期的杨懋春经由教会中学考入齐鲁大学，而后进入燕京大学，之后去国离乡留学美国攻读博士。离乡越远，泊靠大海岸边的台头村在他的记忆中却变得愈加鲜活起来。在书中，杨懋春事无巨细地梳理了台头村的日常生活和风俗礼仪，那是一个充满了浓郁生活气息的北方村落，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今，书中的那些细节也只有台头村的老人能够保留些许回忆。
在杨庭池老人的记忆中，他的大伯，也就是那个闻名青岛的乡村牧师，在八十六岁那一年，坐在马扎上安静地离世；二伯杨柏春没有读过几年书，但他是台头村远近闻名的种地的好把式，在过去，台头村和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靠土地和天气来吃饭，什么时节耕种，村子里哪块地适合种什么作物，杨柏春都能熟稔于心；三伯杨懋春去美国后似乎就没有回来过，他的子女也都分散在美国和中国台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诺玛·戴蒙德教授三次到访台头村。村子里的老人回忆，诺玛·戴蒙德教授第一次来台头时去错了地方，因为在辛安镇还有两个村庄也叫台头，不过彼台头非此台头，最后才辗转到杨懋春的老家——台头村。
诺玛·戴蒙德教授的到来，第一次使台头村的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村庄原来如此有名。在杨庭池老人的回忆中，诺玛·戴蒙德教授抵达台头村时带来了一台电视、一把雨伞还有两支钢笔。在村头拉着风箱炸爆米花的师傅引起了诺玛·戴蒙德教授的好奇，她走过去，看着那个状似炮弹、滚圆乌黑的炸爆米花的铁圆桶，正想看个究竟时，炸爆米花的师傅却站起来拉响了爆米花出锅的警报，一声巨响之后，成千上万粒爆米花一窝蜂地拥挤在了套住铁锅的笼子里。诺玛·戴蒙德教授听到这声巨响，惊慌失措地跑到了路的对面，引得围观的村民哈哈大笑。浓烟滚滚中，等候多时、迫不及待的孩子们蜂拥而上，开始抢拾散落在地面上的爆米花，独留站在路边的诺玛·戴蒙德教授一脸惊愕。
在台头村，杨氏家族的后人也几乎不再居住在这里，能够找到的与杨懋春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只有杨庭池老人了。这位老人经常和村子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一道，每天都安静地坐在村子中央的街道旁边，沉默地看着台头村，看着大街上匆忙的人们。
杨庭池老人说，杨家的后代如今都搬到了青岛市里居住，留在村里的只有他自己。杨庭池喜欢每天都拿着马扎到大街上和村里为数不多的老人晒晒太阳、聊聊天，回忆村庄的过去，感叹村庄的现在和未来。
陈锡法的生活也是如此，他也喜欢出来坐坐。陈锡法老人说：“我一辈子都是个讲卫生的人，你知道不，不是洗脸、洗手的那种讲卫生，而是心理上的卫生。我看着别人有钱从不眼红，我从来不跟别人生气，我心情平静。”
的确如此，这个一辈子经历了无数磨难的老人说起话来神态平静。民国时期，陈锡法在青岛市做了很多年的警察。新中国成立之后，老人回到了台头村按部就班地过起了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我的档案应该还封存在那里。我看不惯很多人的作风，回来以后还是觉得在台头村好。”
陈锡法老人轻描淡写地回忆自己的一生，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他刚刚回到村庄时一样，而这一晃竟也有七十年了。彼时的陈锡法应该只有二十七岁，脱下警服，回到台头村，也就下田干活了。
1945年之前的台头村，也仅仅停留在这些老人的记忆中，停留在杨懋春写就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里：彼时的台头村有一百多户人家，主要有潘、陈、杨、王四大姓；同姓的村民聚居在一起，当时的胡同不是敞开的，而是一头封闭的；现在贯穿村子东西的主干道是当年辛安河流经的地方；彼时台头村土地广阔，麦子、红薯、花生等农作物一应俱全，现在的村庄四周已看不到闲置的土地……
1945年之后的台头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如今的台头村，在行政归属上已被划为青岛市黄岛区辛安镇。同时，它也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头社区。
和七十多年前的台头村相比，村庄住户由原来的一百二十余户发展到现在的四百七十余户，人口由原来的几百人增长到现在已接近两万人。
台头村北面是黄岛区远近闻名的福瀛装饰城。近年来，随着黄岛被划为西海岸经济新区，这座新兴的沿海新城最大的变化就是一座座商品楼拔地而起，随之而来的则是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以及相关产业的日新月异。
村庄东面是奋进路，西面是开拓路，毗邻澳柯玛工业园；南面则是辛安河，河对岸就是蜊叉泊社区以及海尔工业园和海信信息产业园。
辛安河为东西走向，长度共计7.77千米，台头社区段1.53千米。河岸两侧无不是高楼、社区，原来河岸两侧的村庄在一波又一波的城市化浪潮中消失殆尽，日日夜夜，村庄消失，高楼林立。
杨庭池老人说，做梦都不会想到村庄会变成现在的样子。老人记忆中的很多村庄都已拆迁，台头村现在孤零零地蜗居在这里。当时的辛安河流经村子的中央，如今河水改道，从村庄近旁缓缓流过。
辛安河上，曾经有一座简易的钢架桥连接着台头村和蜊叉泊。每天从海信信息产业园和海尔工业园下班的外来务工人员会经过蜊叉泊社区，穿过钢架桥抵达台头村，这样不仅可以节约时间，还可以省下四毛钱的公交车费。2016年，因为存在安全隐患的原因钢架桥被拆。于是，来来往往的人们开始徒步穿越干枯的河底，才能到达河对岸。
冬天到来时辛安河会干涸，裸露出深浅不一的河床。最近几年，住在河南岸蜊叉泊社区的来自山东诸城的王大爷一到春天就会扛着铁锨和䦆头到河底开荒种地。王大爷的儿子在附近的山东科技大学教书。老人已经八十一岁了，这位在辽宁待了将近四十年的山东男人晚年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尽管在东北待了将近四十年，可是王大爷的山东口音没有任何的改变。
“闯关东后在东北落脚，也都是山东人和山东人聚在一起，待在一个村子里，口音也就没变。”王大爷一边抡着䦆头一边说道。
王大爷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在河床上开辟了大约半分地，这半分地将用来栽种小白菜、大白菜和菠菜。
“去年栽种的大白菜被河对岸台头村的打工青年给拔走了将近一半，不过剩下的也够我们全家吃的了。”王大爷说着呵呵大笑起来。
和辛安河平行的则是贯穿台头村中央的一条大街道。这条大街将台头村一分为二，街道的北面是台头村的旧址；街道南侧则是1980年代以后因为人口的增多和外迁户的到来新盖的房子。街道两侧是鳞次栉比的商铺，南北两侧共计一百九十七家商铺，其中快餐店八十五家；劳务介绍所二十家；大小超市十三家；手机专卖店八家；理发店六家；还有两家纹身店；另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其他各式商铺六十余家。
“二十年前，这条街上根本就没有店铺；三十年前，街的南面只有几十户住家。现在不同了，你看看这大街上，全是人。”杨庭池老人说。
现如今，村庄里最古老的房屋是建于1972年的一栋老房子，业已被改造成台头村村委会的办公场所；另外还有两棵老树：一棵是位于村子东边大街上的柳树，柳树旁边原来有一口老井，或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缘故，不知何时，水井旁边冒出这一棵柳树来，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见证了台头村几十年的变化；另外一棵则是在村民陈艳大姐娘家院子里的古槐，树龄至少也有五十年。
用杨庭池老人的话说：“这三个老物件是台头村为数不多的见证。”
当然，更多的见证来自台头村老住户的记忆。八十一岁的老潘已经很少参加劳动了，这个一辈子经历坎坷的台头人回忆起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常生活仍然感慨不已。老潘的家就在辛安河旁边，每天推开大门就可以看见河床长满青草的辛安河，以及对面处处是高楼大厦的蜊叉泊社区。
一年之中对于老潘和老伴来说，最为期待的日子，莫过于逢年过节了。一到中秋或者春节，老潘总会拿着马扎坐在门口等待着孙子们的到来，老伴则在他身后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中秋节是团聚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对老潘来说则显得更为特殊。
老潘坐在马扎上倚着厚重的院门，院子前面是宽阔的水泥路。
老潘指着自己的眼睛说：“你看到没有，我的这只眼是琉璃眼，根本看不到东西。另外，我的耳朵也聋了，你跟我说话，我几乎听不清。”
“我敢说我是台头村最悲苦的人，你信不信？”老潘提高嗓门说道。
1957年，老潘从台头村出发前往威海成为了一名工程兵。那一年他十八岁。当兵时的老潘是打隧道、做防务工程的技术能手；之后老潘因为表现优秀被调到机枪连，开始钻研重机枪。直到1961年，老家来信说，三哥去世，留下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九岁和七岁的两个侄子，还有一个四岁的侄女。
据台头村其他老人回忆，1961年，彼时二十二岁的老潘脱下军装赶回台头村时已是黄昏，在点着煤油灯的昏暗的台头村，老潘双膝跪地：“娘，我回家了。我在外五年，您受苦了！”
自此，这个二十二岁回乡直到三十岁才结婚的男人，一手将两个侄子和一个侄女拉扯大。
老潘说因为贫穷，当时没人愿意嫁给他，更何况他还要养活三个孩子和两个老人。
老潘一生盖了四栋房子。其中三栋分别为两个侄子和一个儿子而盖，并且，老潘亲眼看着两个侄子和一个侄女成家才放心。另外一栋房子是老潘为自己盖的。老潘的儿子在年轻时因车祸去世，这让老潘和他的老伴一生都活在了痛苦之中。
老潘说为了家庭他愿意付出一切。
老潘老了，用他的话说：“我口齿不清，眼睛瞎，耳朵聋，但我也是台头村最幸福的人。我儿子死了，可我养活了我的侄子，他们也算是我的儿子。”
老潘的孙子和重孙子提着礼品来看老潘和他的老伴，老潘夫妇高兴得不得了。看着孙子和重孙远去的背影，老潘说：“很多话，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
如今，像老潘这样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已经很少，居住在此的村民多为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村子里一百多岁的潘家老人已经很少到街上来了，目前只有杨庭池老人和陈锡法老人还经常拄着拐棍到大街上走一走。
1980年代以后，台头村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口的增多和新住户的加入。1990年代则是工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的先后建立。工业园区的建立让土地变得更加稀缺，大量外来人口开始涌现在台头村的大街小巷。
今年七十六岁的来自黑龙江省嫩江市的于阿姨，在1995年的时候花了不到三万元在台头村购买了一个破旧的院子。1990年代末期，于阿姨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来到了黄岛，暂时居住在小院子里。
2000年以后，于阿姨的二儿子也来到了台头村，母子三人就住在小院子里。大儿子最后在黄岛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在市里买了房子，如今只有二儿子和她住在这里。尽管来到台头村已经二十多年了，于阿姨仍然没有适应这里的生活。她说：“在我们东北，道路老宽了。你看这里，胡同那么窄，院子那么小，价格还那么贵。”
于阿姨院里的房子被她改造成了上下两层，比原来多了将近二十个房间。每个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一个板凳，租给外来务工人员，每月租金大约三百五十元。
同样，杨庭池老人的院子也由子女进行改造并租给了来这里打工的青年。
“我三大爷（杨懋春）要是活着，他肯定不会想到如今的台头变成这个样子。你看看，满大街外来的年轻人。”杨庭池老人笑着说道。
的确，目前全国最大的几个家电生产商在辛安镇都建有生产基地，澳柯玛、海尔、海信的工业园区分布在台头村周围，这使得这个安静了百年的村庄在最近二十年里变得热闹起来。相较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零散的外来住户在台头村买宅子安家落户不同，2000年以后的变化则是迅速的和迫不及待的。
在杨庭池老人的记忆中，随着工业园区的相继建立，2000年以后，台头村的外来租住人口一年比一年多，在2010年左右达到顶峰，这个小小的村庄里最多的时候居住着两万多名打工者。如今台头村的外来常住人口也维持在一万五千人左右。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成千上万的80后第二代农民工和90后第三代农民工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在自动化生产线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台头村是离这些生产线最近的地方，更是他们短暂休憩的人生驿站。在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类似于台头村这样的城中村不计其数。相似的城中村，却有无数人在其中上演着不同的人生故事。土著村民眼巴巴地希冀着外来务工人员填满他们空荡荡的简易房；身心俱疲的打工者则努力着咬紧牙关在城市的夜空下建起属于自己的幸福之家。
幸福之家，向天空要地方
在台头村，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安享晚年，台头村的风云变化似乎与他们再无过多的关联：村庄日新月异，儿女们进城，期待一年能多几次和子女们相聚便是最大的心愿。
可是对于正值中年的台头村村民来说，日子可不是这样的，上有老下有小是他们普遍面临的处境。今年五十三岁的台头村村民陈大姐每天的生活和高中生的生活并无二致。用陈大姐的话说：“我的生活就是三点一线。”
陈大姐的家位于台头村的最南侧，出门就可以看见辛安河，还可以看见最近几年的飞速变化：原来的村庄消失了，一个名叫中南漫悦湾的楼盘被建了起来。
陈大姐家有三套宅子，用她的话说这三套宅子并不完全属于自己。陈大姐和她的对象王哥现在居住的这一套算是完整属于他们自己的；另外在村子中央的沿街房则是老母亲的；还有一个四十多平米的院子则是妹妹家的，让她暂时保管。
陈大姐说，她每天的生活都是安排好的：今天租房子；明天收房租；后天收拾房子。陈大姐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来回穿梭在三套宅院之间，路过村庄中央时，碰到杨庭池老人，陈大姐总会第一个和他打招呼。
陈大姐家的三套宅子都没有院子。也就是说，原本的院子里都被盖满了房子。在台头村，几乎所有的院子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都进行了改造：在原来房屋的基础上加盖楼层，最高甚至盖到四层；原来没有建筑的小院就新盖房子，并且继续加高。院子四面都被房屋占据了，只留一个具有纵深感的天井，只有到中午的时候阳光才会从天井的顶端直射下来，投到天井的底部，形成一个光晕。
站在台头村中央，陈大姐跟我算了一笔账：三套宅子，隔出来四十多个单间，每个单间的月租金三百多元，每个月满算有一万多块的收入。实际上，收入没有那么多，并不是每个房间在一年四季里都会被租出去，很多时候，不少单间都是空着的；尤其是在夏秋两季，打工人员少的时候，房子基本都是空着的。
这四十多个单间的房租是陈大姐的四口之家全年的收入。
陈大姐母亲的那套老房子毗邻村中央大街，是临街房。这栋房子的房门和院落是老式的，门楼上仍然保留着当年修筑时镌刻的四个大字：幸福之家。这个院落保留着陈大姐最美好的回忆，姐妹五人在这里长大，到了读书年纪时，母亲把她们送到村子中央的小学里读书，之后各自成家立业。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也见证了陈大姐五姐妹的成长历程。
如今，老槐树犹在，却物是人非。陈大姐的父母现在住在台头村北面的小区里，院子由陈大姐打理。院子不大，老房子上下三层，共计二十个单间。陈大姐站在老槐树旁边，一边打量着老房子一边和人聊天。院子临街的那几间房子被充分利用：一间租给一家劳务中介；一间租给一家小超市；还有一间被一个卖猪肉的小两口租住；临街的房子还有二楼，二楼租给了澳柯玛企业的员工。每天晚上下了班，劳累了一天的年轻人提着板凳坐在二楼过道里，一边喝着啤酒撸着串，一边看着大街上的风景……
目前台头村本地村民有一千七百多人，外来打工居住的人员则多达一万六千余人。外来人口占总人口数的90%左右。如此多的外来人口有效地拉动了这个村庄的租房生意，目前台头村村民的院落几乎都经过简单改造租给了年轻的打工者。
但也有例外，今年七十四岁的潘师傅就没有改造自己的院落。用村子里很多人的话说，潘师傅是个讲究的人，跟主流走得近。潘师傅认为台头村有些脏有些乱，说完这话，潘师傅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台头村一时半会拆不了。你看看村子中央柏油路都铺起来了，怎么可能会拆？”
最让潘师傅引以为傲的就是他的四个孩子如今都是公务员：一个在青岛，还有三个在黄岛开发区；他的孙子也从山东师范大学毕业了，并且通过考试被录用为公务员。
潘师傅在台头村委会有一个自己的画室，每天他都会去画室待一会儿，写写字、画会画，据他说这样可以陶冶情操。
潘师傅和他的老伴居住的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门口也打扫得一尘不染。
在台头村，多数村民都要依靠租房生意来增加收入。这在杨庭池和陈锡法等老人眼里都是不曾想象过的事情。那个曾经依靠土地种植庄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杨庭池、陈锡法的美好回忆留在了过去。那个曾经诗意盎然的北方村落在杨庭池老人的记忆中也逐渐模糊，或许更多的印记也仅仅是留在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里。
台头村和中国诸多城市周遭的村庄一样，在工业化的浪潮中将村庄的命运交付给了时代。
异乡人的台头村：在离家和归家的路上
从青岛市黄岛区汽车总站乘坐15路公交车辗转大约三十分钟，在一个名叫台头小学的站点下车后，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高高悬挂在三角铁架上的四个大字：台头社区。
想起五年前初来台头村时的情景，来自甘肃天水的小张仍然唏嘘不已。
你要在工业园区附近的村庄找到住所，才能开始找工作。毗邻三个大型工业园区的台头村成为无数外来务工者的首选之地。
小张来到台头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进入工业园区的车间，老老实实地打工挣钱。他和所有第一次来到台头村的打工青年一样，下了公交车，背着行李跟着老乡进入了位于台头村村口的劳务介绍所——为民劳务介绍所。
为民劳务介绍所几乎是所有第一次来台头村打工的人的第一站，也是台头村以门头房的形式开设的第一家劳务介绍所。
劳务介绍所是外来务工者进入辛安镇各个工业园区的必经之路。小张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便是进入澳柯玛的生产车间进行零部件配件。在车间里，两班倒的工作机制让年轻的小张身体吃不消。白班从早上七点半一直延续到晚上七点半，夜班晚上七点半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中间轮流吃饭。
小张不能适应，他厌恶这种没有白天黑夜的生活。于是，在澳柯玛的生产车间坚持了一年半，一年后的秋天，小张正式离职，一头扎进了台头村。
小张带着不到一万元的积蓄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创业。他在陈艳大姐的家门口租了一个样板房，租金非常便宜，一个月才四百块钱。他在黄岛开发区科技市场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另外到台头村北边的福瀛装饰城淘来了一组二手沙发。小张的劳务中介所正式开张了，这便是辛安镇最有名的四大劳务中介所之一兴旺劳务人力资源公司的前身。
2015年6月，在样板房改造成的劳务介绍所里，小张倚着门框和前来找工作的人侃侃而谈。在这个简易的劳务介绍所里，悬挂在墙上的“诚信赢天下”五个大字特别醒目。小张一边介绍手头上的工作，一边和前来找工作的人聊天：“想挣钱攒钱的话就住单位的公寓，想舒服点的话就住台头村，既要舒服还想吃得好睡得香那就住蜊叉泊吧，可是攒不住钱啊！”
小张在样板房里开劳务介绍所，在台头村还是第一家。到2014年年底，台头村有十八家样板房劳务介绍所，到2015年增加到了二十五家。
小张创办的这家劳务介绍所生意好的时候每天能为三十个人左右介绍工作。到了寒暑假，大量的学生工来到台头村，一个假期下来也会有相当数量的介绍。一年下来，小张的劳务介绍所大约给几千人介绍工作。招工最好的季节当然是秋天和春天，在这样的时间点，小张主张“赶早不赶晚，少挣是多挣”的原则，大量介绍工作，积攒资本的同时也积攒人脉。
在辛安镇，劳务介绍所是连接工厂和务工人员的桥梁。
三年之后的2018年8月，已经结婚生子的小张端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亲自泡茶，慢条斯理地端起一杯茶递到我的手里：“宋老师，咱们谈谈业务吧。你那边有多少学生？暑假了他们闲着也没事，不如介绍到我这边，我把他们带到厂子里，锻炼锻炼，挣点生活费。你那边，每个人头给你十五块，你看如何？”
“我的学生都是艺术生，可能不适合在车间工作，回头我给你联系一下其他专业的学生，如何？”
“也好，也好。”小张一边说着一边倒茶，并把名片递到了我的手里。
小张的办公室位于蜊叉泊临街写字楼的二层，他早在2016年年底便搬离了台头村，在这栋布满了劳务介绍所、网吧、快餐店、足疗室、KTV的大型商务楼盘里，他拥有上下两层工作区域。他的劳务介绍所仅次于本地区最著名的金亮点人力资源网和中劳网，是四大劳务介绍所之一。每年从他的劳务介绍所获取工作机会的工人成千上万。
小张在他的老家已买了两套房子。尽管在台头村发家致富，可是在他内心深处，遥远的西北才是自己的家。
“父母都在西北，虽然我老婆是你们山东人，可在这里我仍然觉得没有根，也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希望多年以后还是要回到西北。”
从西北来的创业者想念家乡，来自东北的打工者也思念厚土。夜幕降临，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四十二岁的马哥拖着疲惫的身体坐在台头村南侧的沿河公园板凳上。再往南三百米就是辛安镇最大的人力资源市场——金亮点人力资源市场。五十八岁的安总正站在昏黄的灯光下目光敏捷地搜索着前来找工作的每一个人，大腹便便的安总和任何一个人都是自来熟，他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工作寻找指南，他会搜肠刮肚想尽一切办法把每一个务工者说服，留下来听从他的安排：让他们登上那辆等待多时的大巴车，将这些打工者运送到需要他们工作的地方。
四十二岁的马哥下班后有时会到人力资源市场附近转转，安总对他似乎很熟了，也就不再跟他多费口舌。
马哥告诉我，他来台头已经三个多月了，每个月到手的工资不到四千块。马哥有两个孩子，四千块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肯定是不够。和他同时来的一个老乡三个月瘦了四十多斤，因为吃饭时间被打乱，生物钟也就打乱了。这个四十二岁的东北男人说话时显得非常安静，他笑着说，四十多岁的男人工作耐力可能比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要好很多，可是车间里更愿意要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不想要四十岁以上的中年男人。
马哥步行穿过蜊叉泊社区，走过尚未拆掉的低矮的平房时，几个年老色衰、浓妆艳抹的小姐站在路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招揽着客人。
趟过已经干涸的却长满青草的南辛安河，抵达台头村，穿过了几条蜿蜒的胡同以后，马哥终于来到台头村中央的大街上。大街上名叫“头发乱了”的理发店可能是台头村最实惠的理发店了，每次理发马哥都会到这里来。理完发路过“狼诱惑骨头馆”时马哥微微笑了一下，骨头馆是一个东北人开的，馆子里的骨头香飘散出来，马哥说，这味道总会让他想起老家牡丹江的妻子在灶房做菜的情景来。
来自西北的小张和来自东北的马哥仅仅是台头村一带万千务工人员的缩影而已。在杨庭池老人的印象中，每年正月里是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时候，尤其是正月初六一过，满大街的年轻人来回穿梭，找工作的、租房子的络绎不绝。这个时候的杨庭池老人很少再出来溜达，他会和很多台头村村民一样，把庭院收拾好，等待打工者的到来。
除了在此暂时居住打工的青年人之外，也有选择在台头村自主创业的异乡人。台头村周围工业园区林立，流动人口多，开餐馆或买一个流动餐车成为异乡人到台头村创业的首选。
十五年前，也就是2004年，二十五岁的山东烟台青年宫时进来到了台头村，彼时在台头村一个小单间每月租金六十元。宫时进在台头村一住就是十多年，房租由十年前的每月六十元到现在的每月三千多元，而工资却从前几年的每月五千多元下降到现在的三千多元。宫时进在这打工期间和同在台头村打工的东北姑娘结婚生子。
2014年年底，在台头村打工十年的宫时进和老婆共同商议决定辞职不干了。他们在台头中央大街上租了一间店铺，开起了羊肉馆，名字叫“宫时进羊汤馆”。
宫时进的老婆一边收拾着餐桌一边聊天：“工资挣到五千块的时候可以吃肉，可以随便吃；但是挣到三千块的时候就要考虑是否可以随便吃肉了，更要命的是在台头村你挣三千块是攒不下钱的。”
宫时进的儿子今年读小学六年级，正坐在餐馆角落里用电脑写作业，白色T恤上印着班级的口号：“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六班人。”
宫时进的老婆说，将来不会待在这里，还是要回烟台，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
在台头村，平时很少看到打工的青年人聚集到一起，但是一到逢集的时候就会看到台头村大集上得有一半的人是外来打工者。来自菏泽的五十二岁的谷师傅和他的儿子在台头村租了三间房子，每个月光房租就是一千块。每天老谷都会和他二十五岁的儿子开着三轮摩托车赶大集卖烧饼。
老谷做的烧饼很多人都喜欢，一边做一边卖，十块钱七个。老谷祖辈都是卖烧饼的，到他儿子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人。秋天到来，老谷的老婆和儿媳妇回家忙秋收了，一个月以后才能回来。
老谷说，鲁西南地区菏泽一带的人在台头村的特别多，在这里赶集他经常会碰到老乡。
对于将来，老谷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留在城市里，但不是在台头村。老谷期待几年后能够攒钱为儿子在黄岛开发区租一个门头房做生意，自己可以和老伴回菏泽。在老家菏泽，老谷用八分地盖了一栋二层楼，他多年前买的养老保险六十岁以后就可以生效了，届时每个月可以领到一千七百块钱。
老谷一年只回一次老家，那就是过年的时候。
“过年就应该回家，再想挣钱也得回家。”老谷一边做着烧饼一边语气坚定地说。
的确，一到过年，台头村安静得像没人居住一样。所有在这边居住的打工者全部撤离，没人喜欢在异乡过春节，都愿意回老家和家人团聚。
叛逆青年的台头村：忠义堂和纹艺社
在车水马龙的台头村大街上，杨庭池老人经常会看到许多光着膀子、露着纹身的年轻人摇头晃脑地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有时候他们会开着摩托车在大街上飞奔，有时候会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抽烟喝酒。现在的年轻人，我们真搞不懂。”杨庭池老人笑着说道。
这些肩膀或者后背上纹龙画虎的年轻人为本就嘈杂的台头村带来了不一样的音符。
2015年，在南方打拼了多年的胶南老哥许师傅回来了，他开着一辆贴满了纹身图案的二手依维柯停泊在了人头攒动的台头村，这里离澳柯玛、海尔、海信三大工业园区最近。许师傅跟他的连襟（老婆的姐夫）学了一手纹身的好把式，以汽车为店，以台头村、蜊叉泊社区等地为据点，展开了纹身工作。他的纹身店取名：忠义堂。
“纹身是一门艺术，黄岛这个地方太落后了，对这门艺术根本不接纳。”一脸忧愁的许师傅坐在汽车纹身店里，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玻璃愣怔地望着窗外。忠义堂附近是嘈杂混乱的样板房劳务介绍所，这些介绍所门口安放的劣质高音喇叭循环播放着：“招聘短期工，一天一百到一百八十，免费两餐，专车接送……”
“纹身不是吃饭、工作，可以天天吃，天天干，我的主要客户是台头村的打工青年，另外还有卡车司机。”
许师傅的由依维柯改装的纹身店里，内饰丰富多彩，车玻璃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纹身图案，在醒目的地方还贴了一条温馨提示：“为您服务前请先付款。”
两个毛头小伙一边吸着烟一边登上了车，其中一个小伙子的胳膊显然是烫伤或者烧伤过。
许师傅一边端详着一边说：“做一条龙如何？盘在胳膊上盖一盖就好看了，一千二百块一条。”
“只要能盖住，多少钱都无所谓。”
许师傅对两个小伙子说：“无论是纹失败的图腾，还是身上的伤疤，我都能处理。今天上午我刚做了条鲤鱼，八百块钱。”
“花背呢？”
“花背一千五。”
“那好，发了工资我们就来找你。”
许师傅心满意足地笑了笑，看着两个少年远去的背影，他继续说道：“家里人刚开始不同意我去做纹身，认为那都是小混子干的事，后来也就慢慢接受了。”
“我是大活小活都接，纹身会逐渐被大众接受的，它是一种时尚。”
来自山西大同的小青年王宁和他的两个小伙伴出现在忠义堂汽车纹身店里，三个小伙子在上汽通用五菱的工厂工作，平常没有时间，只有在双休的时候才有空出来。
今天是王宁来纹身。王宁要求许师傅给他纹的纹身要有立体感。纹身的电笔在许师傅手中发出尖锐的嘶鸣，如同一条毒蛇在王宁的胳膊上来回撕咬、吮吸。纹到锁骨处时王宁疼得嗷嗷直叫，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就大声喊着：“慢点，太疼啦！”再忍不住的时候，他会从裤兜里拿出一支香烟，手哆嗦着用打火机为自己点上，深深地吸一口，吐着烟圈。那一刻，这位来自大同的小伙应该忘记了钻心的疼痛，有的只是纹身成功后浪荡大街、畅通无阻的魔幻快感吧！
陪同王宁一起来纹身的另外一个小伙子胳膊上也纹着各式图案，他不时地展示着他那条纹有魔和佛合体图案的胳膊。
“魔和佛在一起，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喜欢这种类型的纹身，下周我就来上色。”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王宁胳膊上的纹身完毕，是一条鲤鱼，象征着幸福和发财。许师傅用塑料保鲜膜覆盖在王宁的胳膊上，防止纹过的地方发炎。炎炎烈日下，王宁站在路边用矿泉水清洗着胳膊上的污渍。许师傅向他们推销消炎用的药水，三个小伙子异口同声地拒绝。许师傅喃喃自语：“发炎不要来找我，与我无关哈。”
就这样，大夏天，三个纹身的小伙子光着膀子走在火烧火燎的柏油马路上，那些附在他们身上的图案在炎炎烈日下熠熠生辉。
和许师傅开着他的依维柯纹身店四处流浪不同，同样是跟许师傅的连襟学习纹身技术的80后青年黄振则是自始至终都是在台头村东头的中央大街上，按部就班地开着他的店——纹艺社。台头村的中央大街上还有另外一家纹身店，在村子的西头，名叫“小野刺青”。
黄振早年学过美术，搞纹身纯粹是属于爱好，没想到最终变成了自己吃饭的本事。2018年8月，黄振带着他的作品参加了在山东日照举行的山东省纹身高峰研讨会，获得了一个三等奖。
黄振在台头村开的这家纹身店已有五年的历史，纹身店在黄振的眼中更像是一个娱乐聚会的场所，江湖中各路好汉汇聚在此，聊聊天、说说笑，开开心心地过每一天。
台头村的很多打工青年都喜欢来黄振的纹艺社纹身。
“台头村的青年喜欢纹流行的图案，刚开始的时候过肩龙和大花臂是大多数纹身青年的首选。”
“把那些又是龙又是虎的图案纹在身上，或许给了他们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气。”
当然，也有痴情的男儿喜欢把恋爱女孩的名字刻在自己的肉体上，黄振曾经给台头村的一个男孩纹过不下于九个女孩的名字，那个男孩最后手指头上都纹了，他谈了很多次恋爱，每谈一次就会纹一次！
也有人喜欢将某些激励人心的名言名句纹在身上：“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只叩苍天与父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等等。
在这家纹身店里，纹身师黄振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些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黄师傅的纹艺社成为他们喜欢光顾的地方。来自全国各地的小镇青年聚居在这里，在繁忙枯燥的打工之余，将快乐、痛苦、孤独、悲伤、梦想、绝望统统印刻在自己的皮肤之上，成为一种青春的昭示，一种性格的标榜，一种人生态度与生活态度的自我张扬。
这些纹龙画虎的异乡青年除了在纹艺社做短暂的停留之外，他们最常去的当然是位于台头村东端的台球厅和摩托车维修部。
台球厅是本村一个年轻人所开，每到晚上或者周六日，上下两层台球厅里总是站满了各式各样的年轻人。这些嘴里叼着劣质香烟、手执台球杆伏身撞球的叛逆青年，将下班后所有的情绪发泄在了颜色各异的圆形小球上，他们会为自己每撞进一个球而高声呐喊。
与台球厅隔街的便是门口停泊着几十辆各种型号的摩托车维修部了。这个在台头村异常显眼的摩托车维修点是整个村庄最亮丽的风景。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天气晴朗，这里永远停泊着那些形形色色的摩托车，似乎是一匹匹急于上战场的骏马，等待它们的主人到来。这些摩托车的主人当然是那些在台头村居住的年轻务工者，他们下班后会聚集到这里来。在维修部相聚的时刻多数在下午或者周六日，那些各式各样的摩托车在年轻车手的驾驭下呼啸着从台头村中间的水泥路上风驰电掣般地飞过，消失在村庄的道路尽头。摩托车的嘶鸣如同这些被压抑许久的年轻人的一次青春呐喊，为枯燥乏味、孤独寂寥的打工生活涂抹一笔亮色。
“看着他们，有时候我也会想起年轻时候自己的样子。”杨庭池老人笑着说道。
村庄的明天——未来城
在台头村，本地住户和外来租户居住在一起。在这方小天地里，故乡人和异乡人同在一个屋檐下谋生活。最终追求的一定是让自己的日子更加幸福、有安全感，无论是在故乡还是他乡。
在台头村，故乡和异乡交织着。从本质上说，故乡人和异乡人又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三年前，陈大姐和王哥最忧虑的是他们的两个儿子。尽管出租房屋每月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收入，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孩子们未来的前途横亘在这对中年夫妇面前。
“儿子喜欢玩电脑，啥兴趣也没有。”陈大姐一边啃着西瓜一边说道。
其实台头村本村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待在村子里的了，大多数都已经到青岛或者黄岛开发区购买了房子，找到合适的工作。
五十四岁的陈大姐已经做了奶奶。她的大儿子结婚后在一家4S店工作。她和王哥攒足了劲给大儿子在辛安镇购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大房子。小儿子在本地的一家名叫“花开半朵”的婚纱摄影店工作，小儿子的房子也买在了离台头村不远的辛安镇。
“开发区的房子太贵了，我们买不起。”
陈大姐每天除了租房收房租外，就是照看小孙子，当然每个月还要为小儿子的房贷打月供。
离陈大姐家不远的是陈叔家，五十五岁的陈叔每周都会划着他的小木船到十五公里外的唐岛湾捕鱼，在陈叔的家里，窗台上、晾衣架上会晒着各式各样的鱼干。老陈的儿子本科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现在在德国攻读硕士学位。儿子留学德国是老陈最为骄傲的事情，尽管每年学费高昂，可对于老陈来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老陈家里有两套宅基地，和台头村其他家庭一样，老陈也把院子改造成了筒子楼的形式。每月都有一部分房租收入，这是除了捕鱼外，老陈一家最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老陈希望儿子毕业后留在德国工作，毕竟台头村这么多年来能够留学国外的也没有几个人。
台头村本村的年轻人没有继续留在村庄里，对于占据台头村常住人口90%的打工者来说，则不是能否留在台头村的问题，而是能否留在城市里的问题。
对于选择留在城市里的打工者来说——昂贵的房价、子女的教育、父母的养老等一系列问题都会摆在他们面前，这些问题对于居住在台头村的打工者来说也是一样要面临的。
更多的打工者会选择在逢年过节之际回到故乡，节后工厂里有活了再回来。对于未来，没人知道会怎样，过好眼前的生活或许是最重要的。
对于台头村村民来说，未来也是在等待之中。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个现如今主要依靠租房作为收入来源的百年村庄，也在期许之中。
陈艳姐说：“一到过年村子里变得非常安静，村里的老幼病残不会出来，打工的都回老家了，很静，那种感觉真好！”
台头村村民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活着，前几年一直盛传的社区改造仍然没有降临到台头村。隔河相望的蜊叉泊如今已成功改造完毕，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型楼盘的诞生：中南漫悦湾，每平方米均价一万五千元。
“台头村再过十年还是这个现状，这几年大街小巷铺了沥青，就这样吧，也挺好。”杨庭池老人笑着说道。
“台头村现在就是一只井底之蛙，周围是高楼，我们在最底下。”台头村的老住户杨阿姨揶揄着说。
杨阿姨并不希望台头村拆迁，现在最起码他们还可以靠房租生活，如果真的拆了，收入从何而来？
杨阿姨家的房客也不固定，最近就有一对小夫妻搬走了，他们去了台头村东边的一个名叫“未来城”的社区，那里的房租便宜而且干净卫生。
杨阿姨笑着说：“将来我们台头村也会上未来城，在我们台头村盖上几栋大楼，我们搬上去，那就是我们的未来城。”
未来是设想，低头是现状。现在的台头村，一年之中几乎看不到有人举办婚礼。本村年轻人的婚礼一般在开发区的大酒店举行，而打工青年们的婚礼往往回老家举行。村子里缺少喜庆的氛围。
葬礼倒是经常看到，守在村子里的老台头人过世以后，依然会按照当地的风俗举行程序繁复的葬礼仪式，儿女们也会从城里赶回来聚集到一起。傍晚时分，在台头村的中央大街上，在身穿黑色长袍、头戴黑色礼帽的葬礼主持人的引领下，后辈们按照先后顺序进行跪拜。跪拜结束，喇叭、唢呐声高高响起，在抑扬顿挫的曲调里，葬礼主持人点燃了具有象征意味的黄色纸马，纸马燃烧，儿女们哭成一片。
这时，台头村的夜晚多少有了些许热闹的景象，南面的蜊叉泊、北面的东小庄、东边的未来城的高楼之上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亮起了灯，西边的澳柯玛工业园里下了白班的青年和开始上夜班的青年两股人群在台头村中央大街上汇集，路边菏泽曹县老馒头房夜晚的第一笼馒头被端上来，青年们被白面馒头的麦香味吸引，纷纷驻足购买，地面上燃烧殆尽的纸马灰烬在凉凉秋风的吹拂下飘散在夜空里，不留一丝痕迹。
【作者简介：宋艳丽，学者，现居石家庄。主要著作有《摄影美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