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有一座小山，叫双髻山，山脚有块大石头，上边有摩崖石刻，线刻，是一匹马。何乔远《闽书》：“唐末，罗隐乞食于罗裳山下，山下人侮之，隐乃画马于石，每夜出食禾，人追之，则马复入石，山下人乃礼马。隐乃画桩系马，马不复出。今其迹了然。”晋江有罗隐一系列传说，但很多人并不知道，那句很有名的诗也出自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句话，一千多年来一直被误读……
无 言 之 缘
那时，我在《中国作家》编辑部上班，《中国作家》和中国作协在一起，是临时用房，一组二层防震棚，在沙滩文化部大院里边。我们在文化部大楼南边，北大红楼在我们南边。下班时，骑车出文化部，往南拐，十字路口左拐，上五四大街，北面是中国美术馆，我在那里看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中立的《父亲》，还看过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罗丹的《思想者》。南拐是王府井大街，左边先是华侨大厦。有裂缝的华侨大厦要不要拆掉，中国要不要这声爆炸？《人民日报》对此有过一场记忆犹新的辩论。接着是北京人艺剧场，我在那里看过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名优之死》、郭沫若的《虎符》、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彼得•谢弗的《上帝的宠儿》。到灯市口，东拐，到东单北大街，右边有协和医院。再东拐东堂子胡同，那里有我们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的故居。横穿南小街到赵堂子胡同，而后是赵家楼胡同，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顶着就是北总布胡同，我到家了。我骑着车，读了一部中国现代史。
赵堂子胡同口，马路牙子上边，有一小片砖地，一个瘦瘦的老人就站在那里。他好像不需要太大的地方，有时走几步，有时就站着。站在一部史书上，不需要太大的地方。我到那里，只是把车骑得慢一点，向他行注目礼，点一下头，招招手。他也向我点头，一个微笑，有时也抬一下手。我知道他是谁，他不知道我是谁。我们总在这里相遇，但没有说过一句话。我记得有好几年时间。后来，他没再站在那里，我路过那里，也要驻足。若是坐车，要往那里望，车开过去，我也总要回眸。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
他是诗人臧克家，活了99岁。我认识他多年，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据说北京有7000条胡同，我把我们北总布胡同称作中国第一胡同，火烧赵家楼，中国现代史第一页就是从这里翻开的。
北总布胡同往南，顶着的是东总布胡同，对着的是四川驻京办事处，右转再南拐是贡院西街，到头是长安街，过大街是海关。右拐，那时还没有长安大剧院，走一小段，是国际饭店。我在那里参加当时煤炭部组织的一次文学评奖。就记得他们给从来没得过奖的萧军一个奖。午餐我被安排和中宣部一位副部长同桌。有一位作家一直在给他汇报自己的创作。那天，在那张饭桌，我只是吃饭、喝酒，人家举杯我也跟着举杯。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
这位副部长是诗人贺敬之。
出国际饭店，长安街那里有一站。我从北总布胡同家里出来，也是到这里，坐1路公共汽车，过天安门，到六部口下车，往北走一段到《北京文学》编辑部。1989年到1995年，我骑车。1994年，北京10位作家和《北京文学》发起新体验小说创作。我从北京向东南飞1700公里到福建晋江挂职体验生活。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翻开新的一页。晋江在海峡西岸。
晋江有个蓝鲸诗群，我不会写诗，我是局外人。他们经常组织活动，请来很多著名诗人，除大陆的，还有港澳台及东南亚华文诗人。他们七嘴八舌，我插不上话。不一样的是，一位白发老人在我的本子上写了几个字：相见恨晚。并签了名：洛夫。
……
雾正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
手掌开始生汗
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
乱如风中的散发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远山迎面飞来
把我撞成了
严重的内伤
……
三位大诗人，我和他们相遇，但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在《无缘之缘》里说，有幸遇到艾青、张志民、蔡其矫三位大诗人，却没有学会写诗，现在想起来，我还遇到臧克家、贺敬之、洛夫三位大诗人，我虽木讷，还是受到影响，爱读诗。
北 京 三 刘
北京三刘，最早是谁说的？
我不知道。
近日，刘庆邦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北京三刘”说法何来》，说：“之所以把我们三个刘氏兄弟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都在《北京文学》发了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刘恒发表的是中篇小说《伏羲伏羲》，刘震云发的是中篇小说《单位》，我发的是短篇小说《走窑汉》和中篇小说《家属房》。从我所保存的报纸资料里看，第一个在文章里说到‘三刘’的是作家许谋清。”
我的脑子还有点蒙。
刘庆邦说：“许谋清写‘北京三刘’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90年2月13日《北京日报》副刊‘广场’的头条位置，题目是《北京文学和北京作家群》。他在文章里列举了刘恒、刘震云的一些作品后写道：‘有人说叫二刘也可以，说叫三刘也不是不行。热心的读者在刊物中还可以发现，还有一个刘庆邦。他的年龄比二刘还大一点，正在走向不惑，一个作家的成熟，不能简单地以年龄而论。’”
刘庆邦接着说：“从文章的口气不难看出，把我与二刘相提并论是勉强的，对我来说，把我列入三刘之一有忝列之嫌，颇让人有些捂脸。可三的神秘魅力再次显现出来，这个说法还是很快传播开去，并从北京传到了外地。”
我有些记起来了。
只是我仍然不明白，我不是评论家，在文坛也没有一官半职，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话语权？
北京文学活动比较多。作家经常可以聚聚。在回龙观笔会跟刘庆邦安排在一个房间，好像是在通州区笔会和刘震云安排在一个房间。
记得有一次活动，看演出，有一个节目是抛绣球，每位作家都得到一对绣球。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牧走到我这边，他说，许谋清，你有一对双胞胎儿子。我这一对绣球也给你，你回去，一人给一对。北京人一开始不懂得吃鱼头，吃鱼头是南方人。一回，林斤澜把鱼头夹走了，刘庆邦说，许谋清也吃鱼头。林斤澜笑着说，那咱哥俩一人一半。在农科院采风，午餐时，上了一盘红红的肥肥的大猪脚，一人一个，女作家不好意思，就说咱们一人分一半。好吃，吃完了又说，要不，咱们再分一个，成了大家哄笑的话题。
北京作家讲哥儿们，相当于晋江的老兄弟。北京作家聚会，总感觉很温馨。
《北京文学》发起新体验小说创作，刘恒、刘庆邦和我都参加了，那段时间接触比较多。我从北京到福建晋江市挂职，最大的损失就是离开了北京作家群。
我儿子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常常谈刘恒、刘震云、刘庆邦，他们在影视上都很有成就。
一次回北京，有一天晚上，接一个电话，我没听出他是谁，他让我猜，还是猜不出来。对方说：“冠军，刘冠军。”笔名刘恒。好几年没见，也没联系。第二天，我们一起喝了回小酒。一起吃饭的还有他老婆和我老婆。关系又接上了。我跟刘恒，多一层关系，用刘庆邦的话说“刘恒的娇妻是许谋清介绍的”。接着，刘庆邦就发挥开了：“我送给你一个老婆，你给我一个中篇还不行？”（《许谋清印象》，发表在《小说家》）今年，北京一位朋友在组一套作家散文自选集，韩小蕙推荐了我，需要几位名家的推荐语，我打电话给刘恒，他很快就发过来了。
20世纪80年代，潭柘寺《北京文学》笔会，吃了晚饭，天还很亮，我和刘恒走上一个小山坡，看到山坡的另一边，是一个小山谷，很圆，点缀着两三个小村子。不记得是谁的想法，走一圈。走一圈就走一圈，我们抬腿就走。走一小半，发现看是圆圆的一小圈，走起来可是一大圈，还歪七扭八的，不是圆的。刚才还是那么亮的天，唰一下就黑了，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碎碎的几点小村灯火，偶尔的一两声狗吠。犹豫了，最好是退回去。狠下心，走。有点儿怕，身上也有点儿冷，幸好是两人结伴同行。我们摸黑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走到原点。
在潭柘寺，我记住高大的银杏树，它以扇形的叶子区别于别的树的叶子，它以春夏淡绿嫩绿区别于别的树的叶子的深绿墨绿，它以秋天一树金黄区别于那些见了秋风就变红的叶子。它是独特、伟岸、高贵的一种树。
从李一信的一句话说起
因为都属于中国作协，我认识李一信。他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看过《林海雪原》的手稿，说过一句话，我老记着：没有龙世辉，就没有《林海雪原》。
龙世辉是《林海雪原》的责任编辑，他不但是伯乐，而且亲自动笔修改。李一信看了原稿上修改的文字，所以说了那么有分量的一句话。
而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没有龙世辉就没有小白鸽。
由初稿《林海雪原荡匪记》到成书《林海雪原》，我们就可以看出责编都做些什么。龙世辉责编《林海雪原》成为文坛佳话。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林海雪原荡匪记》是一块璞玉。基于这一点，它也成就了龙世辉。作为编辑一样有职业的成就感，满腹经纶的龙世辉为什么一生只完成一本薄薄的书？这也算是人各有志。
后来，我们知道杨子荣原始素材里没有打虎上山，没有威虎山威虎厅，没有胡彪献图（没有联络图），没有舌战小炉匠，没有百鸡宴。
是有座小山叫威虎山，但它不是《林海雪原》中的威虎山。
我说，没有曲波，就没有杨子荣。
《星光》不惑
我认识《星光》时，它是青春年少，现在《星光》不惑。《星光》原来是县办刊物，现在是市办刊物。原来晋江是穷县，现在晋江是富市。还有穷人，但出了很多土豪。一切都变了。
《星光》让我想起创办者李灿煌，那时我从北京来，到李灿煌家吃过地瓜干，煮汤，配酱油水小杂鱼，是那时《星光》的味道，乡村的味道。
那时，从北京回来，我住我们村。一天夜里，快12点了。我们村，我的小学校友许清泉(毕业于厦门大学)来找我，说要“半眠反”。我不懂什么叫“半眠反”，他给我解释，就是半夜喝酒。那时穷，半夜还要喝酒，反了？于是，我记住这个“半眠反”。那天“半眠反”在我们小学校长陈德辉家，他是我姨的女婿，还是我小学的班主任。我和许清泉过去时，在他家候着我们的还有我们村的村主任许谋山。三道菜：红虾、白鱼、炒米粉。一瓶白酒，忘了是什么酒。陈德辉老师和许谋山村主任都不会喝酒，一人只倒半酒盅，剩下的就我和许清泉对撅。两个年轻的比两个老点的能喝，仿佛成了后生比老者强的标志。记不清是“文革”末，还是改革开放伊始，乡村蠢蠢欲动。酒后，各自回家。没有月亮，走黑黑的村巷，有几声狗叫。
我的“海土”系列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产生的。我的“海土”系列第一部中篇《鬼街》首先发在《星光》，再发《钟山》。
这些是往事。
现在《星光》不惑。我说的不惑指的是年龄，四十而不惑。
三十而立。也许因为“文革”，晚了十年。那时北京作家群里，讲四十而立，这是一个关，你必须在40岁写出名堂来，否则就没戏了。
我40岁前后，和两位南方籍北京作家颇多接触，一位是汪曾祺，一位是林斤澜。《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和我去汪曾祺家，只带一坛黄酒，有时还留在他家吃饭。林斤澜收集酒瓶，一回我去他家，就带一个空酒瓶。那时，我请他们开讲座，没有讲课费，没请吃饭，还自己坐车来。林斤澜只提一个小小的要求，你得告诉我你请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人以群分。后来，我写了《我感觉到的汪曾祺》《贺斤澜老七十大寿》，都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
汪曾祺60岁写《受戒》，有人雄心勃勃说，我用几十年努力，不信写不出一篇《受戒》。我可知道什么叫“难”，全中国几十年，都没有再出一个汪曾祺。
我在晋江挂职，有一年，福建籍评论家何镇邦打电话给我，汪曾祺、唐达成（中国作协原书记）和他会在元宵节路过晋江，让我接待一下，机票有人出。后来，何镇邦来电话说，出机票的人不出了，来不了了。几个月后，汪曾祺驾鹤西去。多年后，我们请了很多作家来晋江，我总觉得遗憾，晋江错过了汪曾祺。
晋江那时没几个人知道汪曾祺，不懂得汪曾祺的价值。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没读过可以理解，但应该知道他的京剧《沙家浜》。很多人在KTV里唱他写的《智斗》，呜呼。
四十而不惑，但不是一到四十就能不惑，有些人活了一辈子都不能解惑。
1983年，《北京文学》组织了七八个人的舟山笔会。这次笔会，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写了混沌初开的《孩子•大海•太阳》。它竟然也改变了大作家林斤澜的人生。我们从舟山回来，中间在杭州逗留几天，就回了北京。林斤澜却顺路回了一趟老家，之后创作出版了新作《矮凳桥》（小说集）。汪曾祺很少谈论别人的作品，但他是林斤澜的文坛好友，写了一篇《林斤澜的矮凳桥》：
斤澜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对北京，特别是北京郊区相当熟悉。“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写过不少表现“社会主义新人”的小说，红了一阵。但是我总觉得那个时候，相当多作家，都有点像是说着别人的话，用别人也用的方法写作。斤澜只是写得新鲜一点，聪明一点，俏皮一点。我们都好像在“为人做客”。这回，我觉得斤澜找到了老家。林斤澜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叙述方式，于是有了真正的林斤澜的小说。
按汪曾祺的说法，林斤澜是六十而不惑。
四十而不惑，意思是40岁了，人就应该不惑。真正达到不惑，其实并不容易。
《星光》四十，我说《星光》不惑，是一个祝愿，是对《星光》笔耕不辍的作者们的美好祝愿。
晋江人的歌
晋江人想要有一支自己的歌。
有一支自己中意还能唱响的歌，可遇不可求。
晋江人和全国人民一起唱《社会主义好》（希扬词，李焕之曲）。改革开放后，晋江人情有独钟，唱《爱拼才会赢》（陈百潭词曲，歌唱家叶启田代表作品），而且把它唱响了。闽南人唱闽南语歌，晋江人又以“敢为天下先”闻名，让人以为它是为晋江人量身定做的歌。张明敏春晚唱《我的中国心》（黄霑词，王福龄曲，歌唱家张明敏代表作品），晋江人把他请到晋江唱。春晚有《爱的奉献》（黄奇石词，刘诗召曲，是歌唱家韦唯的代表作品），晋江人也唱了起来。所有这些，当然没有一支是专为晋江人写的歌。可是，有一天，我发现，这里边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社会主义好》的作曲李焕之，晋江籍。《爱拼才会赢》词曲作者陈百潭，台湾人，晋江籍。《我的中国心》的演唱者张明敏，香港人，晋江籍。《爱的奉献》词作者黄奇石，晋江籍。
一时失志不免怨叹
一时落魄不免胆寒
那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
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命
总吗要照起工来行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爱拼才会赢
懂闽南话的比不懂闽南话的唱得好听。每个词意晋江人都明白，晋江人唱这支歌是从心里唱出来的，晋江人唱得好。
史铁生陕北插队，不明白为什么老乡把馒头叫“紫锤”，后来查问，才知道是为了纪念隐居“不言禄”的介子推，终于明白了，“紫锤”是说走音了，是“子推”。
唱《爱拼才会赢》，除了闽南人，“稻草人”（丢草狼）经常唱错，唱“丢草狼”顺嘴，好听。我说过，晋江人用两种语言思考：普通话、闽南话。要知道晋江人，得懂一点他的第一母语闽南话，至少懂得三个字：人叫狼，狼叫龙，龙叫灵。狼、龙、灵，组成晋江人性格：野性、驰奔、心有灵犀。这里有一句词，“总吗要照起工来行”，除了闽南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最主要的是“起工”这个词，也是说走音了，这是一个老词，是“纪纲”，到民间，就是做人不能乱来，要有底线。晋江人不会唱错，所以，他们在总结晋江精神时把“诚信”和“拼搏”摆在一起。
这首歌是存在语言障碍的，它为什么能在全国唱开？这是一支写给拼搏者的歌，这又是一个拼搏的时代，晋江人在拼搏，全中国人都在拼搏，所以这支歌不胫而走。这是一支有魂魄的歌，加上词意通透，自然得到大众的青睐，“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哗啦啦，如同一面旗帜。因这是一首闽南语歌曲，就总觉得那举旗的是晋江人。
《爱拼才会赢》《我的中国心》《爱的奉献》，叶启田、张明敏、韦唯用他们的歌喉掀起一个一个热潮。时隔70多年，第十四届全运会，张嘉译、闫妮合唱《社会主义好》，一样振奋人心。
晋江出那么多歌者，他们一定能唱响晋江。
于是，我开始寻找晋江歌者的人生轨迹，李焕之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李焕之，人民音乐家。原籍福建晋江。1919年出生于香港，曾就读于厦门双十中学、泉州培元中学，1938年到延安，在鲁艺师从冼星海。毕业后留校任教。冼星海对他有很大影响，李焕之多次指挥《黄河大合唱》，并参加《白毛女》的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团团长、中央歌舞团艺术指导、中央民族乐团团长，1985年，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20世纪50年代是他的创作高峰期，当年创作的《春节组曲》已成为我国春晚必演曲目；《社会主义好》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
“七个音符，一部人生”，这是李焕之80岁生日时写下的人生总结词。
1950年，李焕之仿佛听到一种召唤，接受一种使命，承担一种责任，开始为国歌配置和声。1951年，组团赴东欧各国巡演，演奏国歌，他就为国歌编配了管弦乐总谱。有人对李焕之所作所为作了生动的比喻，因国歌作曲者聂耳匆匆离世，它就像一座宏伟建筑，完成框架，来不及装修，李焕之完成了这重要的装修工程。1953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1954年，经过评审，周恩来总理批准确定李焕之为国歌编写的和声和管弦乐队配器及钢琴伴奏谱作为发放到全世界的正式版本。
然而，这段故事却鲜为人知，连他的长子，国家一级录音师李大康，也是30年后，在录制国歌立体声版本时，才知道国歌的管弦乐总谱是他父亲的作品。
奥运会，中国健儿登上领奖台，穿的是晋江品牌安踏制作的领奖服，国旗升起，同时奏响的是晋江人李焕之为国歌编配的乐曲。
晋江人仿佛是一个尽心尽力投入的合唱团员，和大家一起唱响中国人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