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广祖
公元1756年一支从京师开拔南下的军队，跨过黄河长江，越过五岭山脉，长驱5000多里直指南中国的广州。此回，这支曾让大明官军闻风丧胆的满洲八旗铁骑却有些奇怪，并不像早年“随龙铠甲十三副，战将赳赳铁骑流”般龙吟虎啸、兵锋疾进，队伍里携家挈眷，浩荡中倒不失儿女情长。显然这并非征战之师，而是调防之旅。当时谁都不曾料到，这个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及其在中国大地“大分散小聚居”独特的分布格局，从此因之改变因之形成。
清兵入关时，满洲、汉军、蒙古三族的八旗兵共14万，其中满人不足6万，征服大明全境，为王前驱者其实是入关后陆续收编并统称绿营的前明降卒。1650年，尚可喜平广东，所部为绿营兵7000及其嫡系天助兵3000，都是汉人。广东既克，绿营兵分驻省内各地，天助兵随尚可喜驻广州。后来“三藩之乱”平息，作为善后处理，清廷于1679年(康熙十八年）裁撤天助兵，另从北京调汉军八旗兵3000驻广州 —— 这支部队，跟天助兵一样，也全是辽东籍汉人，盖因其时天下尚未大定，满洲八旗不敷调度故也。迨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称盛世，朝廷在广州驻军方面又有一次动作 —— 裁撤原驻汉军八旗兵一半，再从北京调来1500名满洲八旗兵填补空额。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支部队及随军家属，他们便是广州满族居民的直接先祖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八旗驻防之初，原定三年更换。恰恰在满洲八旗入粤的这一年，朝廷将驻防各地八旗兵改为常川驻守制，除了协领以上的官员仍可北返外，其他官兵永久驻防。从此，这些八旗的下层官兵便只能世世代代为皇室当差服役；从此，他们只能魂牵白山黑水，长歌当哭，永远在南海之滨扎根繁衍了。于是，他们将第一代南下广州的先人尊称为“下广祖”（粤语“落广祖”），距今已是260多年了。
旗人区
当年的广州老城不大，入粤满、汉八旗驻防地在老城西隅，也就是今天越秀区西部的中、北段。这些身材明显高大彪悍、操着北方口音的东北人，虽然与当地汉民杂居一地，但自己也形成一个小聚居区，这就是广州的“旗人区”。 广州没有砌城垣的“满城”，“旗人区”与汉族“民人”住地的分隔是栅栏和出入街口的“堆卡”。“旗人区”的四至：东至现解放中路，西至现人民中路，北至现百灵路一带，南至现大德路。“旗人区”中间又以光塔街为界，以南为满洲八旗驻地，以北为汉军八旗驻地。在这里，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交流，有自己的生活习俗。早期八旗官兵的“粮饷制度（广东称“钱粮制度”，当年一个最普通“马甲兵”的收入，可以养活一家8口人）”，使得旗人区里驻粤满洲八旗官兵眷属“食钱粮”的小日子过得蛮滋润的。旗人区之南的濠畔，“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如此浓重的商业、文化氛围，对满族人的濡染，能不深乎？
旗人区是“大部落”，满族人在里面拜着“祖宗袋”，行着“鞑子礼”，吃着“萨琪玛”，说着“广州满洲话”，在娘家还是姑奶奶说了算。他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民族文化。
旗人区是“大囚笼”，旗人在里面羁绊甚广，擅自离城居住者，即以逃兵论罪；不得经商贸易，与民争利；不得与汉族通婚；不得学习技术，参加工业行业等等，最终使得辛亥革命没有了“粮饷制度”后，许多旗人身无旁技，陷入绝境，沦为贫民。
旗人区内外是“大染缸”，白天汉人可进来做生意，满人可出去交往。汉化的大环境使得小聚居的满人，仍然无法摆脱本民族文化被迅速消蚀的命运。汉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地浸淫着他们，润物细无声。
旗人区是“大杂院”，在这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将军府”“都统衙门”与平民瓦房毗邻而筑，满人与汉人、军人与百姓、官家与草民、商贾与贩卒、富豪与穷人杂处于此，相安无事。市井坊间把满汉八旗的旗人统称叫“旗下满洲佬”，不褒不贬，不捧不损。文化在交流结合，感情在融通加深，150多年来满汉街坊邻里有来有往，没有城垣之隔的心理障碍，终于为日后的辛亥反正带来兵不血刃和平易帜的福祉。
南北文化、满汉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然而，随着岁月流水的冲刷，旗人还是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汉人的生活，满族文化和习俗还是慢慢地被淡化了，最终淹没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
由是，“国语骑射”荒弛了，尤其是满语，被一种以北方语言、京腔京韵为基础，融入了大量广府方言词汇和语法的“广州满洲话”所取代，在旗人区的“满族部落”中流通存活了起来。
由是，葱油饼窝窝头大碗酒大块肉豪气干云的东北老饕，渐渐寄口福于大米饭、煲靓汤、生猛海鲜、精细烹饪上，东北的火锅炖菜也演变成羊城的“打边炉”。
由是，他们和广州汉民一样先领了“一口通商”的南来潮润之风，在旗人区开办了同文馆(原址在如今朝天路小学)，一些满人早早捧起了英国人掌控的海关、邮政等部门的铁饭碗。
由是，老城内“老广”习惯“饮早茶”的茶楼上，渐渐多了来“叹一盅两件（享受品茶和点心）”的旗人；听粤曲睇大戏（粤剧）的戏院里，少不了磕着瓜子摇着葵扇的旗下姑奶奶；汉人打画眉鸟斗蟋蟀的赌局中，也渐渐多了八旗子弟的身影。
由是，全国绝无仅有的、以一旗一祠为祭祀之所的12座满洲宗祠在旗人区建立起来了，尽管在满族文化习俗的“字典”里没有“宗祠”二字。
旗人与民人本无贵贱之分，满汉文化却有强与弱的差异。尽管有旗人区的樊篱，最后强势的政治还是敌不过强势的文化，满族被同化的步履渐行渐近了。
八旗分驻
八旗猎猎，铁流滚滚。全盛时，满洲、汉军、蒙古八旗共二十四旗总兵力有20万，其中约一半戍卫京畿、留驻东北龙兴之地、远赴镇守新疆，驻防地共77处；另一半分驻江宁、杭州、福州、广州、西安、成都等内地各省20处防地，史称“八旗分驻”。这十万之师撒出去，主要是为了监视清廷的另一支以汉人为主体的驻内地各省的常备军――“绿营”。单凭10万八旗兵就能制衡60万之众的绿营，让一个异族、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维持267年之久吗？须知，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在神州的蒙元帝国国祚也才仅仅89年。为什么60万绿营汉兵会忠心耿耿老老实实地为大清效力？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解答了这个历史之谜——“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那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文化。”
200多年后，回过头来看看，八旗分驻全国各地竟然是满族历史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民族特性嬗变的加速器。驻粤八旗由于南北地理人文差异、语言环境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而显得尤为突出。
八旗分驻，使满族的分布进一步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分散在全国各地——南至广州、北抵瑷珲、西迄伊犁，最集中的地方则是北京城内外和畿辅以及东北。从此这种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全国少数民族中绝无仅有。尽管如今满族人口总数已超过1000万、居少数民族第二、三位，但自治区域也只能到县一级。
八旗分驻，加快了满族汉化的进度，使之成为同化程度最高、现代文明进步最快的少数民族，一个城镇化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都很高的少数民族。
八旗分驻，造成了民族杂居，文化交流，进而通婚，为各民族相互沟通、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提供了条件。
驻粤八旗这支“驻广部队”，在清代的155年里除了在态势上形成对绿营的制衡外，主要是肩负广州老城的城防、治安、水师和早期的粤海关等任务。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专制腐败的大清王朝在全国汹涌的反满排满浪涛中轰然坍塌。好在驻粤八旗百多年间杂居在汉民中有来有往，没有落下太大的积怨；好在驻粤八旗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顺应潮流，广州的士绅、民军、革命党人顺水推舟兵不血刃；好在旗人手里还有几杆枪令他人不至贸然造次，避免了当时像杭州、福州、陕西等一些地方满汉激烈对抗喋血街头的惨剧发生；好在建立政权后的执政者，能够理性地对待满族，很快转换话语和口号，众口一声主张“五族共和”。当年的广州，终于没有响一声枪，没有流一滴血，得以和平易帜，满汉的老百姓避免了一场兵燹之灾。
从“大囚笼”里解脱出来的“旗下佬”，在羊城已经几代人，早已习惯了南方的水土气候，熟悉了这里的风土人情，融入了这片生养之地，无意更是无力北返了。皇上没了，皇粮也没了，吃饭的家伙保住了，家里的米缸却未必保得住。许多身无旁技的旗人沦为贫民，成了肩挑穿巷、摆摊吆喝的水果小贩，妇女则在家加工牙刷挣钱。许多满人为避歧视，改了汉姓，改为汉族，好在多年同化而与生俱来的一口纯正广府口音，为他们涂上一层保护色。直到新中国建国了，满族人才得以拨云见日。
铁骑远去
骁勇的八旗铁骑已绝尘于历史故道，然而今天，广州满族对根的追寻仍未敢须臾遗忘。当朋友问起“老家是哪里的？”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众口一词：“我是满族人。”“哦！东北的什么地方？”“乾隆爷那阵子就来了，谁晓得啊！”老一辈人的户口簿籍贯一栏，往往填上“南海”。因为清代时，旗人区在老城广州府南海县辖下的区划内；新一代人则干脆写上“广州”。确实，他们是地地道道、如假包换的“老广州人”，有260多年整整10代人的历史可证，比许许多多本地汉民都更有“老广”资格。他们纯正得不能再纯正的粤语口音、娴熟得不能再娴熟的粤语方言、俗语、俚语的运用，没有人敢怀疑他们不是“老广州”。其实，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广府文化、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熟知，与生俱来，同岭南粤海早就融为一体了。
铁骑已经远去，在广州留下并繁衍的一万多胤嗣，散居在大广州的各个角落，但已没有几人懂得满语满文，就算是那粤词京韵的“广州满洲话”也只有70岁以上的老人才说得流利了。满族是个尚武的民族，八旗制度更令其还在娘肚子里就注定是当兵吃粮的命，驻粤155年间，鲜闻满洲八旗贡院中举，倒是武举人出了几个。新中国建立后，却有许许多多满族人从事科文教卫工作，尤以教师最多，兴许是老祖宗痛定思痛，在冥冥中启示和荫泽后人吧。
铁骑已经远去，如今在当年的旗人区内，只剩下广州满族聚会联谊和进行历史文化研究的“观音楼”、向全市所有满族子弟无条件敞开大门的满族小学等两处遗迹，以及一些陈旧破败的民居——“旗下屋”了。再有就是，秀丽麓湖之滨的满族墓园，那是人民政府无偿提供给满族人的安息之地，令广州市民羡慕不已。除此之外，当年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人们只能人民公园门口那对石狮子和广东迎宾馆内的石栏杆上摩挲到那个时代的历史余温，只能在城市某个角落的古炮台上遥想当年，只能依稀地从“将军东”、“八旗二马路”、“鞑子巷”、“营房巷”等一些地名中、在遍布羊城各处举目可见的修旧如旧的美丽“满洲窗”上，隐约猜到百年前的历史信息。最完整保留的是如今“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西侧的“广东谘议局”旧址，那是广州满族血胤赓续的“再生之地”。
铁骑已经远去，但他们的后人仍无比珍惜着心底深处的那份民族情感，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精神领地，努力地保护民族的文化家园。除夕夜仍然一家老少包着“饽饽”守岁，每有节庆广大族胞总要穿上民族服装相聚一堂，载歌载舞，把酒言欢；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抢救、保护、研究和传承不遗余力，硕果累累。但是，无情的岁月流水已把他们更多的特点和文化冲刷、漂洗得所剩无几。“同化”的无形之手，已把更多的满族特性揉碎、稀释，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叫人们不得不惊悚又叹服——汉文化巨大无比的统摄力、同化力和消蚀力。300多年前关外大清国鞭指中原时，满洲人的领袖就曾断言：“不入关就亡国，入了关就亡族”，几乎一语成谶。
昆明池浅，粤海情深，铁骑远去，胤嗣长留。“你可知我没忘记真名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对根的眷恋和源的追寻，对过去的光荣与耻辱、曾经的惬意与痛苦、历史的辉煌与遗憾，广州满族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愫。
伍嘉祥，满族，文化学者，散文作家，旅游策划及文化传播资深人士。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广东旅游文化传播协会常务理事，广东民俗文化协会理事，广州市滿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在国内大陆及港澳地区报刊发表论文及散文200多篇。著有《无为而歌》《行成于思》《多彩海丰》《从化行》等多部散文集和旅游文化书籍；主持编纂、编撰《驻粤八旗史料汇编》、《花城旗语》、《粤海滿韵》等满族文史研究学术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