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网络社会，真正进入“人以群分”的时代。
现代人无不在网络之中，网中又分成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群”，网中人又属于不同的群，甚至，一个人要加入几个群，在不同的群里，说不同的话、获得不同的信息与快乐。我自然如此，主动或被动地成了四五个群的成员，却很少发声，自知听的少、看的少，跟不上趟儿。只在一个群里有问必答，有话直说。
这个群的“群主”是老友孙洪福。有人说，人生很短，能干成一件事就属幸运，他即是这幸运之人。上世纪80年代初，在社会正需要一份经济类杂志时，他因时依势地创办了《经营与管理》，出任主编，使杂志风生水起，也为自己的生命，涂上了浓重的一笔色彩。在杂志势头正猛的时候，他约我在上面开一个专栏，名为“经济快语”，并对我说，没有太多的限制，谈经济，说文化，讲社会风气与伦理道德……只要跟经济沾上点边儿就行。
我俩都在工厂里摸爬滚打过20多年，对企业经营与管理并不陌生，何况是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任何话题想跟经济不沾边儿，反倒不那么容易。我的材料库里有许多不能用于小说创作的“边角余料”，正好用来写随笔、杂文。
刚开始，我比较谨慎，绝不能给老朋友添乱、惹祸。几个月下来，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发现经济界的读者、特别是厂长经理们，喜欢言之有物、说真话，尤其欢迎能切中时弊、一针见血的文字，似乎还没有发现对我的文章告状或闹事的，也许，有这类事，孙洪福也不告诉我，自己担了下来，我却渐渐放开了笔墨……
洪福兄作为主编，从不枪毙我的稿子，倒常常给我出题目、提建议，把企业界的情况、读者的反馈以及他的想法告诉我，两人精神的锋芒、思考的力度默然相契，“经济快语”我一写就是14年。洪福把握契机与命运，一同前进，这就是幸运，我则分享了他的幸运。毕竟，幸运是一种力量，把人们置于一种美好的关系之中，半个世纪来，至情至性，相知相重。
群中有相当多的企业家，其中年龄最大的当数我原先所在工厂的“一把手”张华国。他洒脱豁朗，处人蔼然。上世纪70年代，他到任不久，上边下令，要再一次对我创作的《机电局长的一天》进行批判。
当时，天津重型机器厂号称有七八千人，除去上夜班，至少还有五千多人。那天，实际到会者不过一千多人。工厂的无数高音喇叭都像坏了一样不出声，并不催促职工去开会。这与以前召开批判大会的气氛大不一样。会前，我由车间打电话问厂部，人们发言时，我是站到台上，还是在台下？厂部的人请示了书记后答复我：坐在下面。大会由厂部一名管宣传的干部主持，四个发言者，念完稿子就散会了。显然，是走过场，应付上边。
此后，国家要给企业职工涨工资，下达的指标是百分之二，每个车间无论工人、干部，升级涨工资者，百里选二，竞争非常激烈。我自然置身事外。待到全厂涨工资结束了，张华国竟早就留了一个名额给我。我自复员回厂，包括给厂长当秘书，一直没涨过工资，后来在车间管生产，自觉管得还可以，也应该给自己涨工资了。张华国若没有非凡的胆识，对大势的判断有信心，怎敢给我这样一个人预留名额呢？
建群是这几年的事，群里的这些人开始交往、成为朋友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几十年没有断了联系，平时淡如水，相聚可交心。如今，能够交下有“长性”的朋友，并不容易。而“长性”是性情与品格的经久体现。古谚云：“衣唯求新，友唯求旧。”如此一来，免除了在这个碎片化时代寻找知己不遂的寂寥。
宽容乃恒，温厚即久，这是孙洪福谦和宽厚的性格，他使这个群，成为大家网上的“老年大学”与精神上的“养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