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汗漫：唯有河边雁南飞

唯有河边雁南飞

文| 汗漫

新野县上港乡宅子村，位于南阳与襄樊交界处。我在村子里走来走去，试图找到南北朝文人庾信的痕迹。

深秋日暮，西风起，吹乱一头白发，我就酷似末路穷途悲凉人，酷似庾信。村人正忙于农事，种麦或收豆，没有我这样的闲心与酸腐。田埂边，停放的几辆摩托、三轮车，功能相当于古代的马和驴，但不用系在树上。他们偶尔抬头看我，有些好奇。我如果贸然上前打听庾信的消息，很矫情，也不会有什么效果。遂一言不发，走来走去。

终于看见一个背书包的女孩，问她：“知道庾信吗？”女孩愣一下，笑了：“知道啊。俺村的人呢！”我大喜：“哇！你知道！村里有他故居吗？”她摇头：“没有，听说准备新修一个故居。”我笑了：“在哪里修？”女孩回答：“我带您去吧。”穿门过巷，我和她站在一堵院墙边。墙内有两棵大皂角树，高约数丈，繁枝密叶间皂角累累。

我好奇：“这院墙内的人家姓庾吗？”女孩摇头。“那为啥选择这里修庾信故居？”女孩歪着脑袋沉思：“这两棵树最老、最高，是庾信看到过的树吧？”我笑了：“说得好！”

建议未来设计这一故居的人，读一读庾信《小园赋》，从而把一个游子对于精神归宿地的理想，落实到“纵横数十步”之间：应该有“一寸两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应该有“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应该有“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应该有“燋麦两瓮，寒菜一畦”，应该有村人“三春负锄”……

这种种的“应该”里，“三春负锄”，最难呈现。宅子村乃至整个中原，拖拉机、收割机埋头奔走，撒药、浇地的无人机凌空飞掠。古典农事中犁铧闪光、锄头起落的景象，不复存在。当代诗人抒情叙事的难度普遍增加——如何以新言辞表达新田野、新人间？这是一个问题。“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庾信这一名句，后来被王勃套用，旧了。灵芝般的车盖，被当代汽车天窗取代，驰骋在宅子村周边公路上，完全不像落花。春旗，倒可大量剪裁、缝制、高悬，以供召唤南风杨柳、游客腰肢。

庾信或许能够谅解：所谓故居，仅仅是后人寄托远念、追思前贤的道具而已。一个诗人最真切的故居，是著作、传说、人心。

背书包的女孩走了，我没来得及问她，课堂上学过庾信诗文否。不着急，女孩，你迟早会遇到庾信所书写的美感和乡愁。不要怕，女孩，有庾信等前贤诗文在旁，你就有广大的来路与前途。

公元五四四年，三十一岁的庾信，代表梁，出使北方，乘船复骑马，一去不返。长安城头风云乱，西魏嬗变为北周。异族君王尖脸高鼻、熊腰虎背，走马灯一般更替，都热爱南方文学之艳异灼热，可凭此御寒？苦于本土才子匮乏，遂拘留庾信等汉家文人，封以官职，待以厚禄，试图以“人才引进”这一捷径来繁荣文坛。

回望江南，梁灭，而后陈立，版图与王侯臣僚一并变幻，庾信彻底丧失祖国。在《徵调曲》中，他写道：“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所思之树，包含故土新野这一棵皂角树；所怀其源，应包含生发于南阳伏牛山的白河，归入汉水、长江后，滋味更复杂难言。

周弘正、王克、沈炯等同道，在羁留北方若干年后，得以放行南归。建康亦即南京城，坐着一群新朝官僚。好在长江依旧，新米与黄酒依旧。唯庾信因才华卓荦，持续客居异乡三十七年，在公元五八一年离世，六十八岁，用死亡结束流亡。这一年，中华历史恰好开启新纪元：隋建国，八年后灭陈，南方与北方得以统一，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民国白话文运动的次第到来，积蓄动机和伏笔。

俄罗斯诗人、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说，诗人是“时间的人质”。庾信成为三十七度春秋的人质，长安风雪的人质。

庾信淹留北方的成果是：笔墨焕发悲绝之气，一扫早年文风之靡丽，这恰恰印证了“地理与漂泊”对于作家文势的隐秘造就之功。硬朗的《木兰诗》，只能出现于苍凉北朝：“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南朝则以哀婉的《孔雀东南飞》，契合吴越之地的云紧雨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在马匹与孔雀间，征伐与爱情间，一个羁留北方的南人，面目大变。“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两百年后，杜甫自夔门沿江而下，在江陵上岸，寻访庾信的也曾是宋玉的那一处旧宅，有感而发，惆怅万端。他从时间的维度确认：正是“老”与“暮年”，生成了庾信“萧瑟且纵横”之形象。

杜甫爱庾信，因安史之乱中自己的漂泊困顿，酷似南北朝那一个士子的无家可归。山河分裂，国破城春，促使一个丧魂落魄者成为诗人，在纸笺上，寻找一条通往内心故乡的幽长道路。

装在各自的才能里像穿了制服，/ 每一位诗人的级别总是一目了然；/ 他们可以像风暴叫我们怵目，/ 或者是早夭，或者是独居多少年。

英国诗人奥登的这些句子，像为庾信而作。这个身体内南方与北方激烈冲突的人，在中国文学史里的级别，一目了然。北朝的皮质制服，南朝的丝绸衣裳，色彩、材质与体感，迥然有别。前者散发出腥膻气而非杏花香，让庾信的嗅觉愈加感伤。他晚期与早期的才华，也迥然有别。在长安作就的大量诗赋，风暴般，向江南劲吹，怵目惊心。“早夭”“独居多少年”，这两个条件，庾信同样具备——独居异邦不得归，就是精神之早夭。

庾信写《枯树赋》，是对枯树般的自我高唱挽歌。赋中写到松、梓、桂、桐等等名木，在野外，自由生长。移植于异乡，则“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篇尾，庾信借桓大司马之口咏叹：“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似回应《诗经》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但庾信做不到“今我来”，生意尽矣，在北地。

庾信另一名篇《哀江南赋》，对江南的哀意与爱意，淋漓毕现，以此为自我招魂。在这一赋中，庾信向东汉时代的南阳人张衡，向那个对“赋”这一文体有开拓之功的故乡先贤表达谦卑：“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但我想，张衡或者说张平子，假若站在这一杰出晚辈前，不会“见而陋之”，必认定这是一个后世知己，侧耳倾听其长歌痛哭：“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壮士不还，寒风萧瑟。”“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从张衡，到庾信，再到后世的杜甫与韩、柳、欧、苏，一代又一代伤心断肠人，造就汉语的奇迹。杰出的写作，就是心脏搭桥、肠道修复手术。笔，自古保持手术刀般的形制与锐利。后来，庾信干脆直接写《伤心赋》，不再借“枯树”“小园”一类意象，掩饰黍离丧乱之悲。

《北史文苑传》曰：“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如此壮大高迈之人，一旦伤心，那情状，更显得势不可挡。

“流亡”一词的发明者，是屈原。从中国士子精神的这一个源头，庾信获得隐秘的倾泻和援助。

《哀江南赋》，灵感即来自屈原《招魂》中“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一句。屈原为楚怀王招魂，呼唤那个被秦国骗去北方、死于异乡的愚人，能回到美好的江南。

从广义的江南、长江以南地域，到狭义的江南、长江中下游的吴越，江南的地理意义不断嬗变。但“江南”一词在汉语中首次出现，即与“哀”紧密结合——“哀江南”，屈原似乎无意中说出一句谶语、一种宿命——江南，就是“哀”？历史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与靖康之难，带来数次南渡，长江流域成为中华道统庇护地，屡屡北顾复北征。

而哀，也是爱。江南悲哀须挚爱。

唐代白居易依据《望江南》等句格创造词牌“忆江南”，一个“忆”字，同样满含哀意。“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景色越美好，这哀与忆，就更显得磅礴沉痛——在重大的丧失中成为诗人，是一个亘古未变的诗学定律。

庾信忆江南、哀江南，在北朝眺望激变中的南朝。建康城内，王与谢，这两个著名家族堂前的燕子穿越阶级，纷纷飞入寻常屋檐下。庾信归于谁？如何归？尽管北朝始终待之以文学宗主，官至高位，庾信兀自在屈辱感、失败感中沉吟——

悲歌度燕水。/ 弭节出阳关。/ 李陵从此去。/ 荆卿不复还。/ 故人形影灭。/ 音书两俱绝。/ 遥看塞北云。/ 悬想关山雪。/ 游子河梁上。/ 应将苏武别。

一个流亡者时时想起李陵、苏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以李陵为镜，庾信能稍稍减却一丝出仕北朝的不安？但用苏武作尺度，则又沉沉加重羞耻心。羁北，是无法选择的运命，但“偷生”一词，时时隐现于庾信字里行间、心头脑海。

如何拥有完整的尊严？庾信拷问自己，乃至一切过往与未来的人。

庾信，小名“兰成”，即，成为玉树芝兰般的人。

屈原是中国士子里最早自命为兰草的人：“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他衣襟上也系着兰草，如何能忍受得了污秽与浑浊？遂抱石投江，投入历代士子内心最深处，也成为庾信的心病：“我没有像他那样死去……”

民国时代，一个名叫“胡积蕊”的文人，视自己为庾信，遂更名“胡兰成”。他说：“读庾信的文章，即好像我自己是与庾信生在同时之人，而又好像庾信是生在今天的。”这些话，自负且无耻。胡兰成追随汪伪与日寇，怎么能与万般不得已的庾信相提并论？他腰里掖一把小手枪，在若干女子间寻欢复变脸，人格的底线与国格的边疆，双重沦陷。

胡兰成文风，余光中认为是“清嘉婉媚”，王德威认为是“甜腻妩媚”，终究与一“媚”字脱不了干系。此人文风，或许近于南朝时期庾信之浮艳，但和北朝时期庾信之苍凉，大相径庭。一个媚日事敌之人，文章中惯用“天下”“人世”“世间”等抽象大词，作掩护，以防在具体细节中暴露操守。

其文章常出现“端然”一词。可疑，可笑。如此猥琐阴湿，何以谈端然正大？但张爱玲处在热恋中，欢喜这一类言辞，毫无辨别力、抵抗力。晚年，在洛杉矶，张爱玲给夏志清写信：“我此生收到过的一切好意，都来自文章。”终于清醒了。

此兰成，非彼兰成也。

晃荡于新野县上港乡宅子村的这一傍晚，皂角熟了，风一吹，哗哗啦啦，像在回忆流水声、捣衣声。现代生活里，洗衣机与洗衣粉紧密合作，没有人再采摘皂角除垢洗尘。皂角树有失落感吗？不会。树木大度，故能生枝散叶数百年。我狭隘，在人间一闪即逝。

树上，两个鸟巢像巨大眼睛，像庾信用双眼打量我，“见而陋之”？不会。我也算是伤心断肠人，尽管这心肠略显局促，一个前贤仍旧会温柔以待泪纷纷。

“新野”这一地名，出现于西汉，即“新形成的原野”之意。

在远古，南阳盆地是一巨大湖泊。湖水渐次消退，新野作为盆地的底部最后呈现，宜居宜耕。三国时代，刘备屯兵于此，带领关羽和张飞，三次骑马去一百里外的卧龙岗，感动草庐里那一个春睡、夏种、秋收获的诸葛亮。大历史，往往决定于细节——草庐前，一棵松树上三次拴马的勒痕，存续至今，游客们纷纷在此留影。勒痕深刻，决定魏、蜀、吴三国地图上变幻不定的边境线，乃至半个中国的征伐丧乱。

南北朝时代，南阳盆地属南北之间过渡区，充满危机感和张力。北宋熄灭，此地又成为金国与南宋之间冲突带。兵家必争之地，即苍生离散之乡。如果祖先们在逃亡中走失一次，血液序列微调一次，就没有我的面孔和这些文字出现。一方悲怆原野，生发出庾信这一哀感顽艳之人，有必然性。在唐朝，此地又有诗人岑参现身——边塞苍凉，巴蜀茫茫，滞留异域不可归。两个南阳人，先后以“望乡”之姿态成就诗名。所谓诗人，就是异乡人？

当下，我可以在故乡自由晃荡，随时可乘飞机赴边塞、入巴蜀，即便暗怀愁思，也空泛浅薄，诗声文名必平淡无奇。也罢。

在傍晚，进入新野县城。“大刀面”招牌屡屡可见，在霓虹灯渲染下缤纷夺目。我爱吃面，一看招牌，舌尖上就滋生出麻辣的小湖泊。庾信，岑参，吃过张飞在此地发明的大刀面吗？他们若能进来一坐，我请客。

面馆厨师很胖，符合餐馆美学。身穿张飞战袍，用一把巨大青龙偃月刀，一刀一刀切出柔韧面条，再挥手纷纷扬扬丢入巨阔铁锅，在高汤中引发热烈反响。两分钟后，厨师将面条捞进陶瓷大碗，掷入熟牛肉、姜汁、葱花、辣椒、碎花生，再倾几滴醋，搅拌，香气蒸腾，端我面前，瓮声瓮气说：“哥啊，吃吧！”亲切！痛快！我埋头猛吃，就和庾信、岑参等等新野人，有了共通的口感与肺腑肝胆。墙壁上，悬挂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端碗盟誓的画像，三只大碗内画的不是美酒，乃山岳般耸起的大刀面！有趣。可爱。

出餐馆，听一阵嘎啦嘎啦雁叫，掠过我和新野城头，如同悲歌。“如何成为一个自尊自由自在的人？”苍穹，一个巨大头颅，用人字形的雁阵作为深长思绪。

周弘正返回南方那一天，庾信送到长安城门外，拭泪、痛吟——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 唯有河边雁，秋来向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