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前206-220年），分为西汉和东汉，亦有以西汉与东汉的首都代指，合称两京。是继秦朝之后强盛的大一统帝国。为华夏民族两千年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带给后世足够的荣耀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人格和政治路径。与此同时,汉朝衰落的历史原因也足以警示后人。
外戚
先说外戚。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之后,大封同姓王和功臣,”非刘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外姓篡夺刘家的天下。可惜,历史还是跟刘邦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去世之后,吕后控制了朝政,揭开了外戚擅权的序幕,此后,外戚就一直是汉朝的”权力偏房”。
外戚控制朝政的最大弊端就是任人唯亲和飞扬跋扈,著名的吕后自不用说–她一面诛杀功臣和刘氏宗亲,一面安排娘家人掌权,”秉政前后二十年”的霍光也毫不逊色,他的儿子、侄子、女婿及其他亲属位居高官,权倾朝野。汉宣帝在与霍光同乘一辆车时都感到”若有芒刺在背”,因为他知道,连自己的皇位都是霍光给的,若得罪了霍光,就可能被废掉。外戚王氏家族掌权之时,家族里面共出过十个侯,五位大司马,朝廷其他要员的任免均须得到王太后和大司马的认可。王氏家族长期专权的结果是彻底绑架了国家,操纵了国家机器,最终导致王莽篡权,西汉终结。
到了东汉,外戚变得更有势力。与西汉相比,东汉时的皇后多出身豪门,光武朝郭皇后的母舅就”拥众十万”。这些家族原本就有势力,成为外戚之后,权势自然更大。据史料记载,顺帝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冀飞扬跋扈,强掠良人为奴、侵夺他人土地、藏匿朝廷逃犯等。百官对其只敢逢迎,不敢违逆。他们上下其手,黑白通吃,把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搞得乌烟瘴气。
宦官
再说宦官。西汉时期,宦官专权还不是很严重。到了东汉,光武帝进行”行政改革”,所有的宫廷职务都由宦官充任,宦官势力从此逐步坐大。外戚梁冀过于嚣张,汉桓帝忍无可忍,最后与五个太监合谋发动政变,铲除了梁氏。这本是件好事,可这五个太监因功封侯,取梁氏而代之。太监擅权虽招致外戚和官僚集团的联合反对,但太监是皇帝、太后的”身边人”,这种亲近关系使他们能方便地影响皇帝和太后。更关键的是,太监专权后能轻易把持朝廷的奏章,使得外戚和朝廷官员失去申辩的机会。所以,在此后的桓、灵二帝时期,东汉的大权就一直由宦官掌握,直到最后引发了董卓之乱。
宦官虽无子女,但他们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多有豪族支持,而且他们可以收养儿子,爵位可以传承下去。在顺帝、桓帝和灵帝时期,许多宦官的养子、兄弟、叔伯、侄子都当上了高官。这些人鱼肉地方、横行霸道,少数有良知的官员出面弹劾、惩罚他们,通常都会招致诬陷、罢免甚至杀戮。正气不张,邪气太旺,这样的政权如何能够长久?
官僚体制
再看官僚体系。若大多数官员贪污腐化,营私舞弊,那么官僚体系本身就会严重妨碍社会的正常运转。汉朝官员的俸禄是很高的,因级别不同,实际年薪从禄米4200石到192石不等。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按战国时李悝的算法:”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也就是说,五口之家的农户一年的全部收入约为150石。可见,汉朝最高级别官员的年薪几乎是普通农民家庭全年总收入的30倍,最低级别官员的年薪也比普通农民一家的年收入要高。按说,这样的高薪足以”养廉”了,可事实上,官员们还是想尽办法增加自己的家产。
杨敞做过大司农和丞相,他死后留给儿子杨恽的财产是五百万,留给自己第二任妻子的财产还有”数百万”。丞相张禹的家产更达到八亿,”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膏腴上贾”;御史大夫杜周”家资累巨万”;灌夫曾为淮阳太守,横行颍川,”家累千金”。
除了疯狂敛财之外,官员们还把持着官场”准入证”。汉朝选拔官员实行察举制,这理应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制度,实际上却成了官员间拉帮结派、谋求私利的工具。他们互相推荐子弟、亲信当官,一步步将政治资源私人化、板结化,不仅极大地堵塞了下层民众的上升渠道,而且造成了官官相护的坏风气。
总之,作为特权阶层的官僚体系在汉朝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笔”负资产”,是啃噬人民的寄生虫。普通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最后只好寻求”非法救济”–求游侠出面主持公道。游侠确实有”侠”的一面,但更多时候是一种破坏力量。在行侠仗义的同时,他们也杀人越货、强取豪夺,更重要的是,一个可以号令徒众的游侠经常会成为武装组织的头领,公然挑战政府和法律的权威。不少游侠后来就成了东汉末年军阀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李通,他”以侠闻于江、汝之间”,最后率领两千余家部众投奔了曹操,拜振威中郎将。东吴名将甘宁,原本也是游侠,曾”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这样的游侠其实跟今人所说的黑社会毫无二致。
一个王朝,上层有外戚和宦官两个”权力偏房”忙于争风吃醋;下层的官僚体系忙于逢迎巴结、非法敛财,他们合力埋葬了一个曾经强盛的王朝–汉朝。
特权阶层最大的害处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奢靡和跋扈,还在于他们挡了好人(比如诸葛亮所说的”贤臣”)的路,他们的坏是双重的–屏蔽了社会良性发展的可能,使国家丧失了宝贵的机会。特权阶层谋求保住特权或扩张特权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义遭受戕害之时。
娃娃皇帝太多
东汉后期的七八朝皇帝，即位时都是娃娃。和帝即位时年十岁，安帝即位时年十三岁，顺帝即位时十一岁。顺帝死后冲帝即位时只两岁，到三岁时死了，继位的质帝只八岁，到九岁死了，继位的桓帝也只十五岁。桓帝之后的灵帝，即位时年十二岁，仍是个娃娃。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临朝，外戚掌权，作威作福。
皇帝长大后，反过来要摆脱外戚控制，于是求助于宦官，通过宦官势力来消灭外戚势力；下一届小皇帝登基，外戚又得势，反过来又要消灭宦官势力。这样循环往复，把整个东汉王朝搅得不见天日。最终宦官、外戚两大势力在灵帝死后的火拼中同归于尽，东汉王朝也在实际上一起完蛋了。
黄巾起义，中央失去控制
黄巾起义对东汉政权的打击，其实是很有限的，因为中央并未派大规模军队去剿杀，而只是各地大地主、大官僚为了维护本土本乡的利益，建立起了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又很快发展为私人武装，使得原来的国家正规军也逐渐私人化，中央政权就被掏空了。
董卓奉命进京，就可以废立皇帝，恰恰说明的这一点。刘协的登基其实就是东汉的灭亡，他后来的25年做的只是象征性的皇帝，实际是高级囚犯。
重农抑商
另外，说起汉朝覆灭的原因，还得提到汉朝的另一个基本国策，那就”重农抑商”，汉朝自孝武帝以后就开始抑制商人势力，这个国策也被后世的封建王朝所继承，毕竟历史上吕不韦的例子让很多君主望而生悸。但是汉朝过度抑商导致了农业人口过剩，不能向工商行业转化，而且商人势力在汉末的式微，也导致了商业赋税大量减少。
但是一个朝代不可能缺乏商业，汉朝的商业状况到底如何呢？汉朝的商业依然存在，但也跟土地一样被豪强地主所掠夺。尤其是盐铁，自孝武帝采纳桑弘羊之策将盐铁收归官营后，在汉武时期确实缓解过国家财政的压力，但这只是饮鸩止渴，到了汉末，盐铁两项官营产业，每年的收入已经大幅缩水，大量的钱财纳入了各地豪强的手中，像河东的卫阀，就一直暗中控制着河东地区的盐产业，像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存在，这也间接促使豪强势力的崛起。
其实，汉朝覆灭的原因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也因为有汉以来一些国策的原因而导致，但无疑，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能笼统的解析为政治腐败，综合起来看，其实有很多祸根都是孝武皇帝弄出来的，例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例如重农抑商盐铁官营，例如剥夺相权加强皇权，例如向各郡县派出刺史（原来只有郡县没有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形成了州，加大了地方势力），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这些，才是汉朝覆灭的因，而到了汉末，只是咽下这枚苦果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