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往事
文 | 叶 梓
1
我是吃土豆长大的。
小时候的餐桌上，几乎顿顿离不开土豆。就连记忆深处那口装土豆的窖，想忘也忘不掉，一直横陈在往事中央。每年秋天，土豆从地里挖出来，挑回家，摆在院子里，晾上一两天，等上面的泥巴褪下来，就入窖了。这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跟耳房里存放的那一船粮食一样重要，所以，入窖时，大大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俨然一位严格苛刻的总质检师，在窖口亲自把关——请允许我稍稍饶舌一下，大大，是我家乡的方言，即对父亲的称谓，同样，在我的家乡，把母亲不叫妈妈，只叫妈。我和姐姐在外负责挑选、运送，大大再一一把关，妈妈和哥哥在窖里把它们一颗颗地堆放起来。整个过程，全家人都突出一个词：轻拿轻放。这是大大定下来的原则，没人敢反对，要是谁不小心碰着了土豆，平时还算和善慈祥的大大就大发脾气，张口训斥：眼睛瞎了么？
翻过年，春天来了，田野里万物生长，窖里的土豆也不甘落后，圆溜溜的身体上长出小小的芽，这就预示着将要迎来一项极其重要的家务活：扳土豆芽。父亲时不时会去一趟窖里，观察一番土豆芽的长势，然后根据天气的回暖做出精准的研判。差不多时间到了，他就带我们集体下窖，点一盏煤油灯，开始扳土豆芽。我家的窖，不大，也不小，刚好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挤在一起，把小山一样的土豆从这边搬到那边——这个过程也是我们一颗一颗地扳土豆芽的过程。
一颗，又一颗；
一颗，又一颗……
不知土豆是数以千计呢还是数以万计，反正，从来没有一个晚上全部完成过，从来都是扳一些，累了，就歇了，等第二个晚上，继续下窖，继续扳。偶尔，我们不想去了，大大就搬出愚公移山的故事鼓励我们。如此反复者三四、或者四五，一窖土豆被我们从这边挪到另一边，不变的是土豆还是在窖里，只是换了个不到一两米的地方。干完这项活，大大的脸上露出笑容，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悠闲地在屋檐下或者院子里拉一段二胡，或者唱一折秦腔，大有庆祝之意。可我始终就不明白，无非是土豆上生出来的芽儿被我们用几个晚上给干掉了，用得着这么开心么。直到现在，当我迈入中年的门槛，懂得生活的艰辛之后，才真正理解了大大对待一颗土豆的谨慎与认真。他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因为土豆跟小麦一样，是西北贫寒人家一年里重要的口粮。
土豆芽扳掉了，就能坚持吃到秋天。
秋天，窑里的土豆吃完了，新一茬的土豆又长熟了。
2
对我们姐弟三人来说，扳土豆芽确实是一项枯燥无味的活，所以，就拼命追求速度，争取早点结束。只有结束了，才能加入巷道里跳电、跳绳、打沙包的游戏大军。而大大跟我们不一样，他扳得小心，认真，还时不时会把一颗土豆放在手上，端详一番。他不是犯傻，而是重任在肩，他在挑选春播时的土豆种子。
那时节，在三阳川半山腰一带，最流行的土豆品种叫“八眼齐”。我现在都无法确定这样的写法到底对不对，反正当时都是这样叫的。八眼齐个头不大，但圆实，成活率高，煮熟吃，腹饱，口感也香。所以，每次大大都会挑几筐子出来，装在洗干净的尿素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收拾好。等下种的前一夜，就开始用一把菜刀给一颗颗土豆“解剖”。他一手握刀，一手握土豆，依土豆发芽的位置，将它切成若干小块。放到竹筐里，再覆以一层炕灰，盖起来。
第二天，这些犹如“五牛分尸”般的土豆，担负着重要的使命，被挑到田间地头。爷爷是务农的好把式，声震方圆几个村子，他走在最前面，用锄头点坑，多大的行距、竖距，能目测出来，仿佛用尺子量出来似的，不远不近，总是刚刚好，特别匀称，我就跟在他的后面。他挖一个坑，我扔进去一块土豆。紧随我之后的姐姐和哥哥，一个负责给土豆坑施土肥，一个负责把坑埋好、推平。温暖的春风里，空旷的田野里，我们就像一个集体作战的小分队，在大地上播下土豆——现在回忆起来，多么诗意而浪漫的一幕啊，可我当年总是觉着无比枯燥乏味。差不多累了的时候，妈妈做的干粮（家乡对早餐的称谓）也送来了——她的神奇之处，就是能将时间把握得很准确。我们蹲成一圈，开始吃，每人一碗浆水汤，一块油饼。偶尔，妈妈会炒一盘辣椒窾窾——当然，这也是对劳动的我们的一次小小的犒劳。我们在吃，妈妈会趁着空闲把姐姐没有推平的土再推一堆，把没有打碎的土疙瘩再打一遍。
吃毕，继续种土豆。
一个上午，差不多能种一亩左右。
3
妈妈做饭，餐桌上出现最多的一道菜，就是酸辣土豆丝。
这几乎是西北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一道菜，家常，普通，也有点贫寒的象征。所以，我不愿过多地去复述它的做法。母亲日复一日地炒，炒得不厌其烦，又炒得烟火味浓，但又怎能炒出新意呢。其实，就算是一个手艺非凡的大厨，在日复一日里要把酸辣土豆丝炒出花样，也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偶尔，我看到小伙伴漆保家（他的父亲是公社干部）家里吃着炒茄子、油焖豆角的时候，就会闹点小情绪，嚷开了：
我要吃茄子。
大大一声不吭。隔了好久，会缓缓说一句：茄子有啥好吃的。
他对茄子一脸的不屑，我还能记得。
妈妈也开始附和：狗狗娃，洋芋吃上，人攒劲。
洋芋，是家乡对土豆的叫法。狗狗娃，是家乡对小孩子的昵称，几乎都这么叫。攒劲，是家乡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力量大。
日子平凡地流淌着，我们家顿顿不离土豆，以至于我十八岁之前，以为天下的蔬菜，无非就是土豆、豆角、辣椒和茄子——当然，每年端午节来了，我能吃到蒜薹。这时，三阳川一带的蒜薹熟了，葫芦河畔的大姨总会托人捎来几把。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从北方来到南方，辗转杭州苏州，也算吃过五湖四海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对酸辣土豆丝却一直一往情深，无论走在哪里，都想吃。不过，似乎只有诗人徐海龙知道我的这个饮食习惯或者嗜好吧，只要他买单的饭局，都会主动加一盘。可是，如此土气家常的菜，在鱼虾一统天下的南方餐桌上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但我还是会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下风卷残云般在几分钟内干掉它。
——谢谢海龙，他是一位善良又低调的诗人。
记忆深处的春天，妈妈偶尔会做一顿洋芋擦擦。
更准确地说，它该算家乡的一种小吃。先是把土豆擦成粗丝，再将面粉均匀地撒在上面，反复揉搓，等两者紧密地搅和在一起，再烧开水，上锅蒸熟。白面精贵，妈妈做得最多的就是玉米面。但吃着吃着，我们姐弟三人，就觉着不那么好吃了。
妈妈还有一道菜，叫洋芋烩豆腐，我是百吃不厌的。
土豆切片，豆腐切片，干辣椒丝与葱同炒，再加少许猪油，然后，加水，烩出来，就着馒头、花卷，或者大饼，就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了。物资匮乏的年代，豆腐是打牙祭的食物，不过，只要妈妈从后院的鸡窝里掏出几枚鸡蛋的日子，第二天早晨，准能听到从石佛镇杨庄、裴庄一带过来的豆腐贩子的叫卖声，妈妈都会雷打不动地出门，称上一斤，或者两斤。
顺便补充一句，洋芋烩豆腐，倘若吃剩了，热一下，再吃，味道更香，简直和红烧肉热着吃一样美味。
4
老婆子，
炒洋芋。
炒的洋芋生着呢，
气得老婆子哭着呢。
——这首诙谐风趣的谣曲，在杨家岘的街道和晚风中不知唱起过多少次。每一次，当顽皮的孩童们脱口而出的时候，后面总有一个手执擀面杖、长扫帚甚至铁锹的老人，在气急败坏地追赶着。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家乡的孩子们专门用来惹老人们生气的一支谣曲。
5
在我的家乡杨家岘，把土豆制成粉条，几乎是冬天里的一场狂欢。
粉条的制作，工序多，一家一户很难完成，得邻里联手，或者一个家族联合才行。现在回忆起来，正是因为需要这样的合作，整个过程才洋溢着像杀年猪一样的热闹，也让偏远的村庄充满了欢声笑语。然而，我现在想复述的是，一根粉条的诞生，或者说从土豆到粉条的这段旅程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的过程大抵是这样的：先把洋芋洗得干干净净，分批倒入木桶，用方头铁锹全部剁成黄豆大的小块。接下来，就是用石磨拐，也叫磨。很快，全部磨成粉末——这道工序至少得两个人操作。接下来就是打芡，在一只陶制的大盆里放少许明矾和洋芋淀粉混合物，把烧开的水倒入后迅速搅拌，速度当然是越快越好，等芡渐渐透明，就往里加入粉面，三个人用右手楱——请注意，在我的家乡，此处读“cou”。楱，在汉语里是个多音字，释义表达动作时读“zou”。但在家乡的方言里，恰好读“cou”。一边楱，一边沿盆顺时针旋转，并逐渐加粉面，直到能够与手臂自然分离。接下来进入下粉环节，这是个费力活，得由一个力气大的人用左手紧抓勺把，右手把缸里的粉糊抓入粉勺，放满为止，再用右手轻轻均匀地捶打左手腕，粉条就落入开水锅里。木质马勺很有时代感，勺底有孔，可长方形，可圆形，形状的不同决定了粉条的形状——长方形孔的是扁形粉条，圆孔的自然就是圆粉条。当然，这时候也得有人在边上烧火，以保持水温的恒定不变。下粉人的对面，有两个心灵手巧的麻利人手持长筷，在锅里不停地搅动，待粉条熟了，再用一只巨大的铁丝漏勺捞到冷水池里，浸泡定型。此时的粉条乱成一团，但没有关系，会有一个人专门对它略加整理，然后盘上竹杆，放入另一只冰水盆里继续冷却。最后，捞出来，放入一只大缸，控水——水分彻底没了，就挂在院子里晾晒。
人的记忆往往是残缺的，但我对粉条的记忆如此清晰，是因为它的美味是我童年美食欲望里的一部分。刚做出来的粉条，新鲜，爽滑，又劲道，乡亲们常常会先凉拌一盘，撒一撮盐，浇一勺油泼辣子，再滴几滴醋，就是一盘菜了。
他们一边吃，一边品头论足——所有的经验与技艺，就是这时间积累并固定成秘诀的。
粉条好了，绑成捆，码起来，煞是壮观。吃不完的，送亲戚，也会扛到中滩集市上兜售。而它的吃法，最常见的是白菜粉条汤。白菜也是自家地里种的。粉条炒肉好吃，只是肉太金贵，只有逢年过节才会有。不过现在，家家户户富起来了，粉条炒肉也是家常便饭。要是村子里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垫底的一道汤菜，就是白菜粉条——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这时间的白菜粉条汤，永远比家里的味道更香、更浓郁。我已经好多年没吃到大锅里煮出来的白菜粉汤，但每次回乡，乡亲们总会送点粉条。后来有一次，我在苏州超市里买了一袋土豆粉条，煮在锅里，一会儿就化了，连水都是糊的，粉条用筷子夹也夹不起来。感觉这样的粉条来路不正，就电话请教碎爸爸（二叔），他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起来：
“赶紧扔了，那肯定是机器粉。”
他反复强调这种土豆粉肯定添加过大量食用胶，让我在电话的这一头不寒而栗。
6
大大养过十几年的蜜蜂。
后院的一排屋檐下，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几只蜂箱。大大的蜜蜂一年产两次蜜，一次是春夏之交的油菜花蜜，一次是秋天的荞花蜜。油菜花处处有，但我纳闷的是，无非是一种经济作物的它现在居然成了都市小资们竞相拍照的重要题材，以至于我在作家鲁敏的一篇文章里读到“我在前面十三年的乡村生活里，真的已经把油菜花看得饱饱的啦”的叙事时，不禁大笑起来，原来还有跟我同样感受的人啊。而荞作为一种北方植物，不一定人人皆知。但在我的家乡，秋天一般会赶种一茬荞麦：麦子收割后赶紧下种，收完荞麦，再种小麦也来得及。荞麦也开花，它的花骨朵小，但特别好看。
荞花蜜摇到木桶的时间，正好土豆也成熟了。
新鲜的土豆，也就是从地里刚挖出来的土豆，大大会煮上一锅，然后，剥去皮，在碗里捣成土豆泥，再浇点荞花蜜。这时的荞花蜜，用妈妈的话说，是要“飞一下”的，也就是先熟少许油，再把荞花蜜倒进去，炝一下。这个简单的过程，母亲会说是“飞一下”。理由是，蜂蜜生吃，胃凉的人会不舒服。后来，我听医学界的朋友说，这种方式会让蜂蜜的营养大减，但这种吃法是大大最爱的吃法，他会觉着是一餐简单又丰美的晚餐。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土豆熟了，玉米也熟了，荞花蜜也摇了两大缸。蜂蜜除过家用的，余下的卖掉，也是一大笔收入，至少能供我们姐弟三人继续读书。
有一年，麦子快熟时，恰好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暴雨，眼看着到镰下的麦子，说没就没了。家乡的人就得辛苦点，赶种些荞麦以补口粮的缺口。荞麦的种植面积大了，大大的荞花蜜也就丰收了，那一年摇了整整四大缸，比往年多了两桶，他乐开了花，晚上吃了三碗荞花蜜拌土豆泥。妈妈看到了，怕他吃坏肚子，急了，把碗直接从他手上夺过来。大大也很生气。然后，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来，连带出平时的好多琐事。那个夜晚，他们忽高忽低的争吵声飘出院子，回荡在漆黑的夜色里——这也是他们恩恩爱爱、相依为命一辈子里唯一的争吵。
多年以后，我偶然看到马其顿的纪录片《蜂蜜之地》，不禁想起大大在后院养蜂的旧事，也想起他最爱吃的荞花蜜拌土豆泥——请允许我用如此质朴的方式给它命名，并借此纪念去世多年的大大。
后来，那些蜂箱不知所终，我真后悔，没把它们珍藏下来。
7
老家杨家岘，背靠一座小山。山是中正山，山上有一座古堡，听长辈们说，当年匪患横行时，古堡里的几间茅草屋救过不少人的命。后来，年久失修，塌了，村子里的人就凑钱修了一座小庙，供着土地神，庇护众生。土地庙周围，有十来亩地，所有权归村集体——这也是村支部唯一的财产，但实际上是这家种一块，那家种一块，而且常常因为地界，矛盾四起，纠纷不断。那真是一个人人惜地如命的年代。最后，村支书灵机一动，做了个顺手人情，把地的使用权拱手让给了村子里的中学。说是中学，其实只是初中，但却是整个西山坪唯一的初中，方圆二十几个村的娃娃，都在这里读完初中。校长拿到地，自然高兴，但问题也来了，种小麦玉米的话，费工费时，于是决定每年只种一茬土豆。种土豆也是技术活，每年村支书就组织乡亲们帮他们种好，给土豆锄草也是主动请缨，算是村子里对学校做点贡献。毕竟，村子里的娃去念书，走路少，最方便。每年土豆熟了，乡亲们也是集体上山，帮着挖出来，但运送的工作则由学生完成。
于是，挖土豆的一天，就是最欢乐的一天。
因为去学校时不用带课本和作业本，每人只需挑一对竹筐。然后由班主任组织带队，统一上山，再从堡子里挑土豆下山。几百个学生排成长队，每人挑一担土豆，在蜿蜒的山路上走下来的场景，想想，多么壮观啊。有一年，我们村的一个孩子，挑着土豆经过家门口时，私心顿起，偷偷地把土豆挑到了自己家。更让人气愤的是，他的父母竟然默契地配合了这种行为。世界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况且这是一个只有几百口人的小村庄。事情败露后，仁慈的校长李贵仓并没有给他什么严厉的处罚，但这个孩子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生困境：他被孤立起来，人见人骂，没有同学跟他玩了，像个孤魂一样，每天独自行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更有调皮捣蛋的孩子，见了他会吐一口唾沫——回想起来，那时年少无知，这样对他也有些过分。
那个我不愿提及名字的同学，你还好么？
挑回来的土豆，堆放在教师宿舍的一排平房前，像一座小山。土豆需要连夜分发给每个老师。学校提前准备好了洗干净的尿素袋子，由各班的班干部负责，组织同学们一袋一袋地装好，再抬到老师宿舍。分发到最后，总会多出那么几袋，因为分不匀，就抬到学校的小食堂充公，供厨师统一使用。厨师就是我家的邻居，外号“二牛皮”。那些土豆在他翻飞的手腕下变成了土豆烩豆腐、酸辣土豆丝，或者其他家常菜。然而，饭食如此简单，也并不影响他们是最优秀的一个教师团队。我读初中的那些年，以及更早的一段时间，西山坪的初中毕业生在整个北道区都是赫赫有名的，每年考进渭南师范、天水师范、天水卫校、省邮电学校的学生，出奇地多。后来，不知为什么，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孩子们读书不那么认真了。去年回乡，特意绕到学校逛了一圈，相识的老师一脸无奈，说现在学校只有十几个娃娃，家境稍好的，都把娃娃转到山下面的中滩镇或者城里去读书了。
曾经，我就是那几百个挑土豆的学生里的一员，也是给老师们分发土豆的一员。如果不写这篇文章，这些事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仿佛从来没发生过。但我现在想说的是，那时的师生关系多么简单纯朴，学生很愿意为老师们干点活，学生不会抱怨，家长更不会，就算哪个学生偷懒了，老师在后脑勺上抽几巴掌，也是常有的事，而且，学生不哭不闹，家长晓得了还会连连称赞：教育得好！换作现在呢，要是学校组织这样的活动，早在家长之间炸开了锅。当然，现在城里的学校哪有农活可干，就连我的家乡，孩子们也不怎么干农活了。
有谁知道，农活其实是每个乡村孩子一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门必修课。
8
东乡土豆片，也算一道甘肃名菜。
东乡族人口不多，因大部分居住在河州(今甘肃临夏)东乡地区而得名，也有少数散居在兰州、广河以及新疆伊犁地区。东乡族人的日常饮食，不是小麦青稞，就是玉米土豆。东乡土豆片就是他们的一道家常菜。可这个菜名前缀了民族之名，肯定有其独到之处。后来才知道，其独到之处，简单说就是外脆内绵，有点酸，还有点辣。出锅时再加少许孜然和辣椒面，要算它的另一独到之处吧。说起来简单，但真要做得地道正宗，也难。越简单的食材，越见功力，现在好多饭店有这道菜，但纯正的不多，而且有的地方为了口味之需，还把辣椒面换成番茄酱。
但这样的东乡土豆片，其格下矣，有些不伦不类了。
最奇怪的是，在东乡土豆片这道菜上，厨师界一直争论不休的是入锅前到底要不要煮。有的厨师是先炸，然后入锅炒，而有的厨师是煮后再炸再炒。煮，还是不煮，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像一个工艺问题，更像一个纠缠不清的哲学问题了。
有一年，我浪迹到湖南长沙，在靠近中南大学的一条小巷子里，遇到了一家西北面馆，就决绝地钻进去，因为十来天嘴里没沾一点面星子了。我点了一份炒面片，要了瓶啤酒，边喝，边等。无意间，在他们简朴的菜谱上发现竟然有东乡土豆片，就加了一份。出于好奇，我问厨师是哪里人——他竟然就是临夏东乡人。
“来长沙几年了？
“五年。”
“东乡土豆片，吃的人多么？”
“不多。”
攀谈下来，才知道小店的食客主要是甘肃籍的大学生，尤其是从兰州、临夏考过来的孩子，几乎每周都来。甚至，他们会专门赶过来点一盘，大快朵颐，以解浓浓的思乡之情。
结账时，老板拒而不收。
他知道我是甘肃人，很是大方。我婉拒了他的美意，但心底终究也是温暖的。
9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册《植物的欲望》，上海世纪出版社2015年第1版。
作者迈克尔·波伦，是美国的一位畅销书作者，也是《纽约时报》的撰稿人，他在书里呈现了四种日常植物的迷人故事以及它们与人类、自然界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在讲述完苹果、大麻、郁金香之后，把余下来的笔墨毫不吝啬地送给了马铃薯——众所周知，它就是土豆的学名。这一章内容，我翻了不下四五遍，但我还是想说，这位博学的外国人更多地是在学术领域对土豆表达了自己的认知和论断，客观而理性。而中国的西北人，对土豆的理解远比书本里要复杂得多，犹如历经沧桑的老人对人生的感悟，五味杂陈，一言难尽。
我大学刚毕业，分配到水利部门，但那时间正是文学梦作怪的年纪，就又去了当地的报馆工作，觉着离文学近一些。这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经常出差，也能跟着市领导下乡，让我这个农家子弟见了不少世面。正是在跑东跑西的记者生涯里，我知道了天水以西的定西才是中国真正的土豆王国。一提定西，有点文化的人都会想起100多年前从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上书清廷时曾经如此叫苦∶“辖境苦瘠甲于天下”。他的一份奏折，让定西“苦甲天下”的名声远播天下。贫瘠、苦焦、缺水，是定西的实情，但又不得不承认，这里的地理环境恰好特别适合土豆生长，产量高，口感也好。所以，现在的定西头顶着一圈“全球马玲薯之都”的光环。土豆，正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也让他们有底气自夸一番了：我们的土豆是天下最好吃的土豆。此言不虚。在定西，乡下人家的土豆吃法，简直让人瞠目结舌。煮，蒸，炖，煎，炒，炸，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我在一次下乡中见到的一位通渭老人，他的吃法令人我终生难忘。
他供养着三个大学生，都是名牌大学，开销大，这位老父亲只能省吃俭用。一天三顿饭，有时就是三顿土豆。早晨，煮两个土豆，吃完出门干活；中午，地太远，不回来，烤两个土豆；晚上回来，再炒一盘酸辣土豆丝，就点馒头吃。孩子们的学费，就是土豆换来的。家境如此拮据，他还是把三个孩子供完大学，在乡间传为美谈。在一座小院里，他平静地讲，领导们在深表同情地听。唯独我悄悄地躲在了一边。他，何尝不是我的大大呢？我，又何尝不是他的孩子呢？好多人喜欢轻描淡写地用到父爱如山，可天下的父爱何止用“如山”一词来形容呢。
每一户西北乡下的人家，每天像变着魔术似的把一颗圆溜溜的土豆吃出无数的花样。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中国的西北人对土豆更有发言权了，这既是生活清贫使然，也是一种鲜明的生活态度，隐忍坚强、吃苦耐劳，多年以后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一点。我迁居苏州后，定居南通的青海籍作家马国福戏称，一枚西北土豆来了江南。偶尔，我和他凑一起，喜欢玩自拍的他一边拉着我拍，一边自嘲：我们就是两枚西北土豆。
是啊，每个西北人都对土豆心存感恩，因为祖辈们的命就是土豆续下来的。
10
就像野百合也有春天一样，卑微的土豆，也开花。
有一次，在中国南方的餐桌上，我无意间说起土豆开花的样子，一位上海的作家朋友大为惊讶，直呼怎么可能。我不禁莞尔。这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大海有时波澜不惊，有时又台风呼啸，大自然的神秘永远是一个人无法穷尽的。再说了，土豆开花于西北人而言，就是一个简单不过的常识。教我们多识草木虫鱼之名的古人，真是煞费苦心啊。但又想，天天奔波混迹于密不透风的水泥森林里的人们，打交道最多是键盘、股票K线、美团、微信支付，这样的生活离星空、月色和草木越来越远，不知道土豆开花，一点也不奇怪。
释然之时，不禁暗笑，为什么非得让别人知道土豆也开花呢。
初夏时节，一场大雨过后，土豆长得很快。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土豆花就开了，一畦一畦的，特别好看。洁白的花瓣，黄色的花蕊，一朵又一朵，让一小块土豆地变成花的海洋。然而，在我的乡村记忆里，似乎都没有正眼看过土豆开它，于我而言，无非是一项永远干不完的农活罢了。土豆种上了，过段时间要锄草，成熟了还得去挖，挖出来了还得一担一担地挑回家。翻过年，又得扳土豆芽，然后又是下种，如此周而复始。贪玩的年纪里，繁杂的农活让我们失去了多少快乐的时光啊。但是，曾经的熟视无睹，经由时间的发酵，现在的我却又会为了一朵花的开放激动不已。身边的孩子们呢，正在自掏腰包走入田野，美其名曰体验生活——时代，变化得实在是太快啦。
花开败了，土豆就进入了疯长期。
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土豆身上的花与果实的关系，与别的花果关系迥然有别。大自然里，更多的植物是花开完了，果实在开过花的地方孕育、生长、成熟。而土豆的花开完了，它的果实却在根部野蛮生长。神秘而博杂的大自然里，这种花果关系也不少，但最常见的当然非土豆莫属。
我到底是说土豆低调内敛，还是说它过于卑微呢。我不知道。撇下这些形而上或者假大空的思考，回到最初的命题，那就是土得掉渣的土豆，也开花。
花的样子，也好看。
11
在一颗土豆的成长履历里，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只要稍微给它点养分，就能存活下来，不管气候多么恶劣，也不管土地多么贫瘠。而栽种它们的，无论是甘肃定西，还是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往往都是自然条件极其艰苦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土豆恰恰是重要的口粮之一。生活于斯，顺从命运，也就和土豆不知不觉地构成了相依为命的亲密关系。不可否认，天空之下，大地之上，每一种食物都彼此有着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甚至藉此能揭开神密的面纱。土豆于我，不仅仅是口腹之需要，更是一家五口的贫寒日月，是青春期营养不良的身体，是一个名叫杨家岘的小村庄，是一片莽莽苍苍靠天吃饭的西北土塬。现在，当我迈入中年的门槛开始平静地回忆跟土豆有关的一切时，世界在悄然变化，一切也不会站在原地等我认领。最直抵人心的现实是，我的家乡杨家岘，人越来越少了，以前有一百多个孩子的小学现在只有十几个孩子了，不少土地荒芜下来了，土豆的产量也是少之又少，没有办法离开村庄的人早就改种核桃、苹果、花椒了，连他们自己吃的土豆也是从中滩的集市上买回来的。
土豆会不会从杨家岘的田野里消失？
我不知道。
但记忆里的土豆存活于我的生命深处，既会开花，也能结果，长过一茬又一茬。
叶梓，本名王玉国，甘肃天水人。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鲁迅文学院第27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江苏省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天涯》《中国作家》等期刊，出版有《天水八拍》《山水客》《陇味儿》等诗集、散文集10余部。近年来致力于南宋诗人范成大的研究。现居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