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光
文 | 金国泉
戏台子
村看戏要搭台子，这话几乎接近真理，也就是说，无论怎样的经典戏，一定要通过搭台子才能完成。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庙堂，即便是在大观园内，戏台子也是必须要搭的，除非这戏不准备上演或你不想看这戏。只不过乡村的戏台子是现炒现卖，而庙堂或大观园则是早早就预备好了的，是个永久性的建筑。
在乡村，戏台子永远高于周围环境，也就是说高于观众席，乡人总是把演员（过去叫戏子）捧得高高的，颈脖子抬得酸痛也还是要坚持仰着脸──现在几乎每个行政村都有的乡村大舞台，虽然比过去稍矮，但也仍然沿袭了这一传统──不像城里的大剧院、影视城，台子基本设于最低处，商业气息浓，把观众捧得高高的，真就像个上帝。
那时也有上帝，听父亲回忆，就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她们一般由伙计用独轮车推到唱戏的地方，并有人提前在前排安排好了椅子，大小姐往椅子上一坐，像个VIP客户，一双穿着绣花鞋、通体透着秀气的小脚会尽量骄傲地往前伸，因为秀气的小脚代表漂亮，一群小伙子会边看戏边不停地在周围盯来盯去（父亲说到这里总是不忘记骄傲地打趣母亲，你母亲就是这样一双脚）。当然也有不敢伸的，那就一定是大脚了，她们会尽量往后缩，往后缩的大脚，小伙子们便没兴趣了。从这个角度出发，真就不能过于责怪那时父母立志要把自己女儿好好的一双脚裹残了。
乡村搭戏台子的场地有的村子也有个高坡似的土堆，但一般离台子远了点，像现在某些地方会场上设置的迟到席。当然地方会场上设置的迟到席很少有人坐上去，是个警示的标签，谁敢坐呢？不汗流浃背才怪！迟到席还有一种，那就是小孩子们纷纷往上蹿、往上爬的台子旁边的苦楝树、柳树、泡桐树等。孩子们总是无所畏惧地居高临下，但居高临下的孩子们不看戏，只图热闹。似乎是你演你的，我玩我的。
在迟到席上看戏，其实也与孩子们无二，虽不像会场上的迟到席让人汗流浃背，但只能远远看着演员们甩长袖，听不到他（她）的半句台词，甚至只听见周围小贩子卖油条、瓜子、卤鸡蛋的叫卖声──在乡村，唱戏的场地实际上是小贩子们的乐园。于是，买一包瓜子，边吃边望着演员甩长袖边与同伴扯淡，感觉比那上面的演员还要扯。我常常想，不入戏的人看戏，肯定认为演员在上面是扯淡，有图有真相也是扯淡。本来是来看戏听戏的，结果自己在旁边闲扯，于是认为整个场子都在闲扯，家乡有句俗语，叫“唱戏的疯子，看戏的孬子”。感觉与戏有关都不着调，感觉演员们在台上来来回回地跑，自言自语地唱，真就是有些疯了，自己腰酸背痛站在风中飘荡着，也着实孬得不清醒。
我多次坐过这样的迟到席，当然不是坐，是站，永远的站着。回到家来，父亲问，听了些什么？我说一句也没听到，父亲又问，人（戏子）长什么样子？我又说不知道，记得父亲边搓着草绳边说下次别去了，耽误工夫。但说归说，下次某屋场唱戏我仍然会去，父亲也忘了上次说的话，不搭理不干涉。我那时想，不去干什么呢，又不像城里，要买票！再说，人家还给你搭了台子呢！
在乡村，搭戏台子是很费周折的。家家户户搬来门板、楼板、桁条，闲着的、不闲着的等等，并买来麻绳与铁丝，拿着铁锹、斧头与锄头，有物出物，有力出力，像一个多产作家，从不吝啬笔墨与纸张。有一种乡村的兴奋感与热情搅在里面，谁也不愿意落后，一句流行在乡间的话“人家哪不骂你”推动着他们乐逸忘忧，感觉特别齐心，特别愿意付出──“人家哪不骂你”真理一样让他们不付出也必须付出。
“台子一定要搭结实。”这是负责搭台子的人常说的话。曾有某年正月，邻近的一个屋场戏台子没搭好，被一群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小姑娘推来推去，推倒了，有两个演员骨折，幸好没出人命。也不是小伙子小姑娘故意拆台子，他们已经不再看小脚了，改为直接扯扯袖子、动动辫子──女孩子那时基本扎辫子。看到前面有几个小姑娘就推一下前排的小伙伴，前排的小伙子也就半推半就地往前倾，于是整个场子都动了起来，动起来的场子当然就把戏台子当水池了，殃及到台上的演员后，看的看，散的散，收拾残局的仍然是搭台子一班人。
也就是说，在我的家乡，搭台子与拆台子往往是同一班人马。这正如他们对待戏的态度。戏是黄梅戏，五大剧种之一。我的父老乡亲们在认为与戏有关都不着调的同时，却又每每人人都能哼上几句，哪怕东一榔头西一棒，哪怕东扯葫芦西扯瓢。
我一直就感觉乡亲们不论是搭台子还是拆台子，抑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都特别上心。比如每家每户都可能有的红白喜事，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敬畏之心。一个个都齐刷刷的，都是自发的，不用叫，不用催，不用商量。只问主事的，我做什么，我家里要出些什么，之后就回家拿，然后就全身心的投入了，完事后，又将自己家中拿来的东西如碗、筷、板凳、桌子等等自顾自地找，自顾自地扛回家。甚至少个碗筷什么的，少了也就少了，不吱声，不需要解释。现在仍然如此，谁家有个事，在家老人立马打电话给在外务工的儿女，赶快回家，某邻居家有事了。于是，一家一个代表很快便齐刷刷回到了村子，整个村子又短暂地唱戏般热闹一番。
乡人们做事如此齐心协力，但闹集体那会为什么没有这样一种状态呢？他们甚至就不愿意搭这样一个台子，而是拆。我也曾参加过这样的集体劳动，赚过这样的工分钱。我们队最好的一年是二毛九分钱一个工分，我一个小毛孩，算半劳力，赚他们的一半。不过，我那时只能叫打零工，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上学，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劳动。记得那会乡人们在田间地头一个个总也提不起精神来，锄草时用锄头顶着下巴在田中间说话，张家长李家短，日本人只穿棉衣，不穿的确良──我们那时多么羡慕穿的确良呀！心念念想着队长家里穿的确良肯定凉得一塌糊涂。说着说着,偶尔会有一条黄鳝从脚边游走，或者割麦时一只兔子从脚边飞奔，于是众人不说话，一窝蜂直接去抓黄鳝，或去追兔子。往往此时，生产队长会背着手从远处走来，大家似乎也都给队长面子，不紧不慢地停下追兔子、抓黄鳝，优哉游哉地归位，继续劳作。刚才的一幕生产队长不说，他们亦不说。估计队长想说也不敢说，假如他们不给面子，那这台戏就不好收场了。但记得清楚，某年割麦，一人解手，时长竟达一个小时，于是闹过一个笑话，一块地里的麦子割完了，那人解手回来，找不到割麦的地块，急得站在地里大喊大叫，实际大家都回家休息了。结果，生产队长知道了，果断出手，罚他一个工分，那人一天的劳动因此白干了。现在人们还笑他。
那时候，生产队也常开社员会，常常在打谷场上开。打谷场类似于一个自然村的广场，所有的谷子都在那里，所有的秸秆、稻草都在那里，像一个集散地。大家自发地围成一个圈（实际就是观众席了），生产队长很自觉地站在中间，于是，他像个演员。他这个演员比观众自然高出很多。不知是不清楚还是其他原因，反正他从来不像现在开会，还需要安排会议主持人，需要人帮着写点什么东西，他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地唱起独角戏，一句一句地唱，哼一句哈一句，上句接不到下句也没人敢笑。当然，在这个场子上，也没几个人知道队长说了些什么，大多数时候，女人们在挑花（编织头巾上的花纹，织毛衣是后来的事了），男人们在抽黄烟（那时乡人都买不起纸烟），还有的干脆坐在那说荤段子。戏中戏地开起小会，声音比队长虽小，但却比队长的话吸引人，因为旁边有人止不住地窃笑，生产队长也不管，他知道这样的场合不好管，他只能兀自说着他自己交给自己的台词，几乎与我前面说的唱戏的场景无二致。
我一直没搞清楚，乡人们到底是喜欢搭台子还是喜欢拆台子？不过，我是他们的后生，我觉得我是望着这些不断搭起来又不断拆下去的戏台子长大的。我想着，他们既是唱戏的，也是搭台子的，也是拆台子的，一切似乎都始终杂陈在他们这些引领风尚者之间，很多乡村的戏，也就是在这搭起来与拆下去之间无尊无卑地完成了。
碓臼的气息
突然就想起了老家那个笨重的碓臼。那青灰色的气息微弱却又十分强烈，无遮无拦迎面而来，没有任何前奏，不期而遇可能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可今天，我并没有与它实质性地相遇，我此刻只是坐在午夜的电脑桌前，敲键盘的声音也不像父辈们用碓臼舂米的声音，既没有诱导力，也没有媚惑性。
是一种暗示，还是一种提醒？但这一定不是激情所致，冷冰冰的有些丑陋的碓臼应该不会让我突然产生出激情，何况我已过了激情的年月，碓臼在这方面应该已属“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那种。我老家的碓臼穿过了多少风雨才抵达我的童年时代，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就像我故乡本身，估计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底细，它也不可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对象。但今夜，它一定穿过了很多道幽暗、跨过了很多道门槛才抵达这个午夜的我的桌前。其实也不是桌前，而是眼前，也不是眼前，因为我伸出去的手并没有触摸到它的感觉，因而它类似于一个不存在的存在。我只能理解为这是它的另一存在形态。
最后一次与老家的那个石碓臼相遇是什么时候，已记不清了。记不清的东西也仍然在脑海中时时叮咛一般闪烁，既不肯离去，不肯止息，也不肯清晰起来，类似于记忆强迫症。记忆强迫症肯定是一个缺陷。人类的每一点进步其实就是不断使缺陷完整，即让缺陷不再缺陷，但我感到，这几乎是不可能。包括记忆强迫症，它的治疗方法，一般也是让患者放下，即努力让他不去思想过去，不去唤醒过去，从而让自己以及自己努力思想的那些东西进入忘川。
碓臼也是有缺陷的，缺陷到它不再是一块光秃秃的石头。与普通石头相比，碓臼的不同之处就是被石匠凿出了个窟窿，也就是这个窟窿让它成为了碓臼，而并非原来意义上的石头，因而它比普通石头少了许多部分。就是因为它比普通石头少去了许多，它才与我的祖辈乃至祖祖辈辈结下不解之缘，并演绎出许多负累。我因此一直认为，缺陷往往使物或者人异化，尽管那缺少的部分与原来的部分并无二致。碓臼如果没有这个被凿出的窟窿，没有成为碓臼，如果它还在原来的那座山上，那它会是什么样？是否反而风化了？反正肯定不会成为我记忆强迫症的一部分──我无法在乎每一块普通的石头。
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我回老家屠家田，没事的时候转到老屋的前面，偶然看见那个碓臼萎缩在老屋前面的那片杂草丛中，若隐若现，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有些像蹲在它后面已然出现多处漏洞的老屋。哥嫂侄儿们早就迁移到马路边宽敞的新房了，老屋因而无精打采。此时的碓臼呈青灰色，一动不动，给人一种分娩过后安详恬静的感觉。它的上面好像已有了些许的青苔，里面有一些不知是什么时候沉淀的黄泥巴，泥巴也因干燥而龟裂了，但它仍然光滑，线条仍然既棱角分明，又柔和舒展。当年父母，也不光是父母，而是父老乡亲们被生活打磨的艰辛虽不是历历在目，但可以从这里追索开去。我不知道岁月在这个碓臼身上到底做的是加法还是减法？但那些清纯的谷物发出的笑声，那些时时三五成群、匆忙而单薄的身影无疑已消失在巨大的虚无之中了。
虚无是一种拒绝吗？那些杂草厚重而富有弹性，有小花绽放，也有子实裸露，几乎将碓臼完全揽入怀中，如果角度不对，我当时肯定无法从碧绿的野草中分辨出那一点青灰色来。
对，的确是一个角度。角度决定一切，包括贫瘠与富有。从某个角度看，碓臼是贫瘠的，贫瘠得回到了它的原点：仅仅是一块几乎无法派上用场的石头，与其他石头相比，空洞几乎是它的全部。经过了不知多少个年月的积淀，却仍然空洞洞的。是不愿意贮藏岁月，还是岁月故意不想在此逗留？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是因为它被掏空了吗？像它一直存在着的那些年月，被掏空的那些年月是无法补充完整的。任何的补充都显得多余，从这方面来讲它又是完整的，完整得无需甚至无法去填充。产生这个想法时，我看见了身后破败的老屋，它应该也是被掏空了的，且被岁月掏空得那么彻底与不可思议。
被掏空却仍然沉重，这就是老家碓臼的属性？
不过，老屋一直没有坍塌，它仿佛不愿就此塌下了却自己。它在等待什么，始终不肯从这里简单地消失，好像是被什么力量支撑着，而不是被那几段土墙与几根桁梁以及上面青灰色的瓦片支撑着似的。像祖先或父辈打给我们的一个结，等着我们来解开它。碓臼当然无法坍塌，但它似乎在萎缩。我不知它是否真的萎缩了？但我没有，其他也没人找到那个萎缩的部分。
老屋没有走到它的尽头吗？走到尽头的路是消失还是得到了拓展与延伸？我感觉到老屋即便轰然一声倒下去，它也仍然在延续，仍然是一个结，仍然坚定地存在着。存在就是一种抵达。杂草丛中的碓臼也是如此，它要抵达什么？我想不出个究竟，郁而不明。白居易所述“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是这种景象吗？碓臼一直不说话，老屋一直不说话，茂盛的杂草也一直不说话。我不知道到底是杂草莅临碓臼之上还是碓臼莅临杂草之上？它们似乎只有在此时，方能产生结合的可能。
其实，每一条道都是古道，每一条道古人都曾经行走其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的感叹印证了这一点，包括我家老屋前面的这条被荒草侵蚀着的影影绰绰的道路。它们被不断修改与掩藏，祖先的脚印被庄稼覆盖，庄稼又被祖先的脚印覆盖，但路仍然存在着，只有修改，没有其他。在这条被修改的道路上，我想，一定既有阳光的照耀，也有洪水的冲洗，既有果实的飘香，也有猪牛屎溺其上。这种轮回就是我老家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庄子说的“道在屎溺”可能也是因有了此发现而思考出的结论。
历史其实在任何时期都是辉煌的，包括那些一笔或数笔带过，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历史。但碓臼的辉煌连接的是贫瘠，我家老屋也是如此。而打破这个连接却需要抛弃。但实质性地抛弃，似乎谁说了都不能算。实际上，老屋的青灰色的瓦片上已长出了几棵或数蓬杂草，在秋风中枯黄地摇曳。与那个被杂草揽入怀抱的碓臼相比，它们哪一个都比一棵小草更低。
碓臼最初给我的记忆是父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就是一次抛弃，一次对碓臼的抛弃：宰相刘罗锅中榜后，喜报传到家时，他妻子还在碓臼旁边舂米，她听到喜报后，立马站起身说了一句话：拍拍身上灰，永世不筛米。我仿佛看到那个碓臼旁，刘罗锅妻子的脸被她自己因扑打身上而溅起来的灰尘遮住了。如果从审美的角度来考量，当时她的脸应该是扭曲的，既被阳光也被尘土所扭曲。这扭曲对应的应该就是人性的另一存在形态。碓臼因而在我的记忆深处是沉重的，它远远超出它笨重的肉身。
实际上刘罗锅一生无法抛弃的恰恰就是那飞起又落下的尘土，因拍打而飞起的尘土，没有多长时间又慢慢落在了他的身上，挥之不去。这是他妻子企图抛弃的碓臼为他定下的结论。每个人都逃脱不了这个结论，正如前文所述：谁说了都不能算。
在我的记忆中，碓臼的主要功能或者说实质性的功能简单到只是把谷物粗糙的外壳脱去，从而使谷物的核显露出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动作，碓臼进行了千年。千年的时间，碓臼始终只能将谷物的外壳脱去，而没能把自己的外壳脱去，仍然一副青灰色，仍然是一块坚硬的石头。即便是现在它躺在杂草丛中，我也仍然只能看见它的这个形态──石头的形态。
想起宋代理学家程颢的诗《秋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我不知程颢说的是我自得，还是物自得？程颢在这首《秋日》中继续写道：“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从程颢的角度出发，我想那静静地躺在杂草丛中的碓臼应该就是天地之形，亦属通道之形了。
通道之形却只能躺在老屋前面的杂草丛中。哥嫂侄儿那些宽敞亮堂的房子不会收留它，我亦不能将其搬入我在这个小城的住处。只有每年枯萎一次的杂草为它腾出了储存的空间。草们常常莅临其上，覆盖它。因而它的高度时时低于一棵草的高度。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屠家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安徽中青年作家班学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天津文学》《散文》《散文选刊》《山东文学》《诗歌月刊》《青海湖》《安徽文学》《奔流》《散文百家》《散文选刊》等50余家省以上报刊。作品多次在省内外获奖。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