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开封沉浮
文丨远人
一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二月,步入而立之年的苏轼从自己仕途的第一站凤翔府卸任返京后,入登闻鼓院为官,行呈递表疏之事。该职位于苏轼显然大材小用。到五月时,龙图阁直学士吕公著举荐苏轼学士院试策。做太子时就久闻其名的英宗打算将苏轼直接越升,召入翰林,授起草诏令的知制诰一职。
在英宗眼里,人要经过考试,才知有没有能力和适合什么职位,但苏轼却是无所不能之人,自可破格擢用。不料,素来对苏轼赞赏有加的宰相韩琦这次坚决反对。面对英宗亲询,韩琦的回答有自己的深思熟虑:“苏轼之才,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之,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韩琦的话不无道理,此时的苏轼,毕竟只在凤翔府当过三年判官,虽才学惊人,资历终究不够,还须经一段时间培养,方可堵住他人之口,为朝廷重用。
见韩琦的反对理由充足,英宗没有坚持己见,又问了句:“知制诰既未可,且与修起居注,可乎?”所谓“修起居注”,即专门记录皇帝言行,乃天子近臣。韩琦继续劝谏的理由如出一辙:“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且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他日擢用,亦未为晚。”
在今天来看,英宗与韩琦的这段对话对苏轼仕途影响颇大,使之未能步入更高一层的官职。从中确实可见,改变人命运的,往往是瞬间之事或他人的三言两语。在很多时候,人提前身入不一样的位置,会为未来埋下不一样的种子。现在,这颗种子被播入另外的土壤。英宗诏令苏轼为直史馆。该职位得经一两年锻炼,才能担起如知制诰那样的重任。
随后发生件小事,倒让人看到苏轼的性格。韩琦位高权重,得罪的人自也不少,当一众执政官中有人将他与英宗的对话告知苏轼时,苏轼说道:“公所以于某之意,乃古之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欤!”这件事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朝廷没有任何可称隐私的事件,哪怕皇帝与臣子的单独交谈,也总有神秘莫测的渠道将之流传于外;二是苏轼胸襟坦荡,韩琦同样无个人私见,但他们并不能保证大宋船只上的其他水手们也都勠力同心。当两年后神宗继位,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登场,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都因反对变法而或主动或被动地先后离京。那时无人预见大宋明日将遭遇怎样的险风恶浪。当大宋船只最终沉没海底时,这些名震当时的人物都已作古,但若追根溯源,曾经制定朝廷决策之人,谁又真正脱得开干系?苏轼以为阻拦自己进翰林的韩琦有古人君子之风,但不等于自己的人生也将被君子之风庇护。接下来一年不到,苏轼就猝不及防地遭遇了两次重大生活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