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韩浩月：迷茫记

迷茫记

文｜韩浩月

一

　　一位朋友，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不知道用“得了”这个词来形容合不合适，相比于“患上”，说“得了”还好受一些，就好像走路不小心被绊了一下，没绊倒，不耽误继续往前走。

　　也不愿意用“不幸”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不想把它当成一种灾难，可是它的确缓慢地、无可阻挡地降临，像丹尼斯·维伦纽瓦导演的电影《降临》中深沉宏大的背景音乐一样，从远处、从高处、从背后，推进，再推进。

　　在冬日的一个大风天气去看他，他送我一幅字（别人委托我向他讨要的），而我要送他一副拓片（别人送我，我转送他）。我们约好了在他家楼下见，他告诉我把车停在地库，然后从某个出口出来，他会在出口处等我。然而那个地库有两个出口，当我从假设的那个东出口出来的时候，他跑到了想象中的西出口接我，当我从西出口出来的时候，他又回到了东出口，我们两个像捉迷藏的孩子那样，东跑西躲了十多分钟……

　　直到我说“你不要走动，让我跑”。第三次跑出东出口的时候，看见了他站在寒风里，身上穿着单薄的家居棉服。看见我，他把一个牛皮纸袋子交到我手中，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要回家。我喊住他，把装裱好的魏碑拓片交给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听我交代一下来源，他就匆匆走向楼道。我看见他的棉服被风吹得有些飘，心想他可能是怕冷，并不知道，其实从那个时候起，他已经开始遗忘了人间许多人和事。

那是二〇二〇年的冬天，疫情断断续续，已经持续了一年。我们原本一个月至少一次的酒局，变得很难聚齐，尤其是在他开始彻底缺席之后，大家聚会的动力也少了许多。不过，有十多年友情的打底，我觉得我们已经永远不可能陌生，何况，还有联系密切的通信工具微信。

　　每周七天的时间里，至少有三天我们在通微信。多数情况下，他是在交代稿子的问题，他发来的公号文章，某一个句子要删掉，某一个错别字要改一下。他说完这样的事情，我会明确地给出“好，收到，马上改”这类肯定的答复。但过不了一小时，他又会将同样的话语再发过来一次，我也在答复的后面加上感叹号再次回复过去。他仿佛有些不好意思，发来了“谢谢”的动图，来自多年老友的“谢谢”让我觉得尴尬，为了化解一下，也发了“耶”或“干杯”的动图过去，于是，有时候聊着聊着我俩就开始斗起图来，一斗就是一长串。

　　一个远方的我们共同的朋友打电话过来，问询他的状况是否属实，我沉默了几秒说“是的”，她哭了，继而跟她说到我和他经常斗图的事情，她又破涕为笑。阿尔茨海默症，阿尔茨海默症嘛，我们早晚有一天，也会走在这条路上的，希望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还能记得用斗图来打发时光。

　　二〇二一年的冬天，在一个朋友家的别墅聚会，他来了，我们轻声说着话。我轻声地问，他轻声地答，审慎说出的语句，像两件皮很薄的清脆瓷器在空气中碰撞，碰到，碎了，我们把它们捡起来，粘合之后再次放到空气中碰撞。他总是有肩膀往回退缩的轻微动作。我想凝视他的眼睛，好不容易逮到一次他的眼神，他的眼睛整体仍然是一如既往地清亮，只是多了些迷茫，那迷茫像早上山间的晨雾，不多，飘忽，可总是散不去。

　　后来他躺在大玻璃窗下的沙发上休息，向外看着不停走动的家养大白鹅，如释重负的样子。我们在旁边的茶桌上喝着茶，偶尔向他喊话，“你到底来不来喝啊”，他不回答，静静地想着事情。

　　他穿着红色的外套。窗外的人工湖，被玻璃映射得更加波光粼粼，那些光在无限地扩大、外延，大白鹅展动翅膀的那个瞬间，我看见了时间的大海，视线开始变得模糊，我们都成为了困在时间里的人，我们所在的地方，成了一座孤岛，而他的红外套，是孤岛上唯一鲜明的旗帜……

　　有人喊我的名字，“韩浩月，韩浩月，喝酒”，我从迷茫中醒来，看见桌子对面有人跟我举杯，他是聚会上刚刚认识的人，我花费了一点时间努力记住了他的名字，但在他找我喝酒的那个瞬间，他的名字仿佛被无形的东西吞噬，我尴尬地起身，走到他的身旁跟他碰杯，嘴里说着“敬您，敬您”。回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我打开手机，找到专为聚会建的一个小群，找到了他的名字，那个时刻，我回到了清醒当中。

二

　　忘记了是在哪个城市的高铁中转站，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局促、不安和孤独，感到头晕目眩，仿佛不像是在地球，好比穿越到了某个时空，我成了被丢弃出队伍的旅人，焦虑地前后张望，想要抓住一个人随便问一个问题，可路过的人走路的速度都太快了，我亲眼看到一个挎着篮子的大婶，都以貌似七十码的速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根本没法让她停下来交谈几句。

　　很少坐高铁，平时出远门，要么是飞机，要么是自驾。第一次坐飞机给我留下不太好的体验，这么多年一直深刻地停留在脑海里。要寻找对应航空公司的柜台，去排队打印登机牌；要找安检入口，并且在去安检的通道中，不断在登机牌上搜索候机口——虽然工作人员在登机牌上标示候机口的位置画了一个圈，但该死的每次我都没法一下看清这个圈画在哪里，第一次找到之后，想要第二次查看，又得重新再找一次。有时候还要坐摆渡车，啥是摆渡车，是百度生产的车吗？机场不是建在陆地上吗，怎么和船搞在一起了？我不知道机场摆渡车是干吗用的这个笑话，曾被朋友讲了好几年。

　　我特别喜欢小的机场。小机场太可爱了，一切都是迷你的，五分钟转个圈就把机场逛完了，进了大厅就可以直奔柜台，拿到登机牌转个身就是安检口——通常还没什么人排队，起飞也比较准时。而且小机场的飞行员在飞行的时候似乎也更利落一些，有种天阔任鸟飞的自在与豪爽——这更符合我在农村生活的体验，少年时扛着锄头去玉米地锄地，出了村口，天地顿宽，怎么奔跑都没关系，惊起一滩雀鸟。

　　那次在高铁中转站的体验，精准地唤醒了我已经遥远的农民身份。尽管我经常自嘲骨子里的农民意识与长久难以去除的乡村生活习惯，但事实上这个人如果坐在你面前，如果他不刻意强调的话，几乎没人会觉得三十多年前他的腿还经常被埋进泥土里。城市把我变成一个喝星巴克、用苹果手机、走进五星级酒店也不再左顾右盼的中年职员。城市生活的规划和教训，使得我处在日常生活的运转轨道当中时，一切会安排得有条不紊。但高铁中转站破坏了我好不容易在城市里获得的安全感，它甚至让我在某一刻觉得自己赤身裸体，虽然旁边的人没有一个拿正眼瞧我，但还是让我觉得羞赧无比。

　　不得不说我国的高铁中转站建设实在太扎实、太超前了，它不像是建设于三两年前的建筑物。如果允许我做一个大胆的想象的话，我认为它出现于二〇五〇年更能符合我的接受度。

　　之所以数度强调高铁中转站而非高铁站，是因为中转站只是高铁的一部分，它为从一个城市跨往另一个城市但两个城市又暂时没实现直达的旅客提供中转服务。它其实是整座高铁站中一个比较小的组成部分，简单地说，是一个半封闭性质的通道。通常我们认为，通道都是狭窄的，比如城市两座大厦之间的过道，比如马路下面的地下通道，因为狭窄，我们早已养成遇到通道便快速通过的习惯，以免人群堆积。

但这座高铁中转站的通道实在是开得太宽了，宽得像北京的一条大马路，站在这边说话对面会听不见，是需要配合着打手势才能实现沟通的那种宽。我是在刚进入通道第一米的那个瞬间，产生踏空感的，面对这么宽的通道，我瞬间忘记了自己的下一程该往哪里去。我手机里的转站信息清晰地写着转站入口是18（也可能是28），一眼望去，一排印刷在白色标记牌上的红色数字，犬牙交错地出现在视线里，我要去的入口肯定在这一堆数字之间，我要找到它。

　　我举着手机像举着探测仪器抑或举着保护自己的手雷一般向前进。经过第一条通道时，用视线的余光看见有高铁已经完成了乘客的换站工作，开始“起飞”——是的，就像飞行员拉升起飞杆那样，想象中，高铁驾驶员也拉动了他的起飞杆，列车在铁轨上以飞一般的速度飞了起来。飞机也好，动车也好，起步的那几分钟动静是最大的，所以出处为《新唐书·南蛮传中·南诏下》中的“呼啸”这个词，在古代被形容为风声、喊声、笛子声、武林人士召集好友打群架时的声音，而在现代常被用于交通工具身上。

　　一个写作者的本能，让我哪怕意识到自己的紧张与焦虑正在体内落叶一般呼啸、聚集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去观察眼睛所看到的景象。这条中转通道不仅宽，而且高，高得像教堂的大厅，像夏天中午的晴空，一个成年人向上扔一粒石子，也没法轻松做到让石子触顶。这种高与宽，带给个体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自己像只蚂蚁，一只徒劳的蚂蚁，怎么也追不上、搭不上时代列车的蚂蚁。

　　通道一侧的诸多分岔口，被设计成了拱形门的形状，这使得它们看上去更具备一种神圣感与庄严感。配合这种神圣与庄严，乘客必须回报以虔诚与尊重，而尊重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快通行速度与通行效率。一切都在以精密的形式运转着，在我短暂而又聚焦度很高的观察里，列车停下了，车内人鱼贯而出，有人把半个身子探出来，用手捏着烟屁股狠狠地抽了几口，然后飞快地跑出来把烟蒂扔进垃圾桶再飞快地跑回去，再晚一步列车员就会吹响他的哨子了。车外的人快速有序地进入，在可能连一分钟都不到的时间里，列车就完成了它的装卸，像一只精力旺盛的、飞跃到一半不得不落地的、弓腰驼背的猫一样，把剩下的这一半力气，一鼓作气地“发射”了出去。

　　我必须要在十五分钟时间内完成换乘，所以不能把太多时间用于满足好奇心方面，如果时间充足，我可以停留大半天，在这里感受科幻大片一样的感觉。我一边不停地记录与摄入信息，一边用焦急的步伐赶往自己的18（或28）通道，好在头脑当中一贯冷静的那个部分，在空旷与宏大带来的迷茫中起到了探照灯的作用，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换乘通道，紧三步慢两步地转入了一个人群聚集口，乘客们在此接受二次检票。

　一个女人绝望的哭声从人群边上传来，这边的一群人大约二三十人，她自己在那边组成了“一群人”，这边的一群人在看着那边孤独的“一群人”。之所以把她形容成“一群人”，是因为在她哭泣的声音里，我瞬间分辨出了或属于她或不属于她的诸多身份，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位母亲，一个很少出门的农妇，一个从中年奔向老年的中老年人。她的哭声在告诉我许多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在当时我没法思索，现在可以推测：她可能要去目的地所在城市看望自己上大学的女儿，她的女儿遇到了麻烦需要她去解决；她可能是去一个从未到过的城市看望她离异多年的丈夫，在死之前他希望再见她一面……太多太多可能性了，没法一一假设，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她被挡在了二次检票口的门外。

　　是身份证丢了吗？是健康码的颜色变了吗？是不知道怎么从手机里调出电子客票了吗？时间并不允许我过去问她一下，因为我要在几十秒的时间里让安检人员查看健康码，刷身份证进站。她的哭声总共在我耳边响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可是一直到现在，我都能清晰地感觉到哭声在回绕。是的，一个陌生人的伤心与绝望，是如此能够深刻地刻入另一个陌生人的脑海。

　　坐在动车座位上的时候，松了一口气，但整个人并没有轻松下来，刚刚过去的一切，在迅速地缩小，凝聚成一小团，逐渐变灰变暗，朝着记忆深处消失。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大脑，其实也是片大海，可以分为浅海与深海、前海与后海，在寂静的深海处，停留着太多声音、影像、故事与往事的残骸，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被翻腾上来，但大多数时候（百分之九十九），它们如同腐败的厨余垃圾一样，慢慢地分解、消失……与此同时，浅海与前海的沙滩上，阳光正好，孩子欢闹，遮阳伞五颜六色，音乐若隐若现。

三

　　迷茫与混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迷茫的体积很大，重量又很轻，有一部美国电影，说的是一个小镇遭遇大雾包围，电影里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走出那片大雾，看完它之后每次想到迷茫这个词，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这部电影的画面。我记不得电影的名字了。

　　混沌很小，很重，像一棵千年大树的一个切面，再精确一点形容，就像一块用了许久的老切菜板，油腻，混浊，不透气，看着就让人分外压抑。混沌属于年轻人，迷茫属于中年人，什么属于老年人？我还没体验过，我猜，那恐怕是清澈。之所以这么猜，是给当下的自己一个暗示：往清澈的方向走，老了之后，把自己变成一摊水、一汪水、一滴水，某个时刻太阳光斑一闪，这清澈就消失了，多好。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混沌，是二十来岁时在我们市里的一个十字街头，喝醉了，先是在街角的公用电话亭，不停给一位朋友打电话，邀请他出来喝酒，他说他正在上班，我说上什么班啊，上班有喝酒重要吗？打了几次之后，电话就再也没人接了，估计他是把电话线拔了。

　　于是我很伤心（其实是为撒酒疯找借口），于是我在我们市里一个交通最为拥挤的十字街头，把自己兜里有的东西都掏了出来，一边掏一边扔，身份证，扔了，钱包，扔了，回县城的车票，扔了，这些东西扔完之后，感觉把自己也扔了。在意识到再无其他可丢弃的时候，酒醒了，我看见街心站着一个傻瓜，在一番张牙舞爪之后，正垂头丧气不知所终，不远处的警察正在向他逼近。我看见天空盛大、空气透明，我的五官之间，有不远处小树林传来的花香鸟语在游动。我看见一些东西在从我的身体里撤退，现在我知道了，那是属于一个年轻人的混沌，如同一个硬壳一样，破碎了。

曾经被我打电话邀请出来喝酒的那位朋友，几年前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去世了。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开车走在高速公路上，心里特别痛苦，但车速一如既往，服务区还远，没法停下来大哭一场。虽然我们已经多年不再联系，但这个事件重新又把我推到了那个时间段。在人开始轻视一切的时候，唯有死亡能带来一锤重击。从那之后，每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都会产生一种迷茫的状态（或者叫惆怅也行），希望能够一直开到世界尽头，看看那边，是不是有人在等我。

　　我居住的公寓楼背后，就有一条高速公路，通过阳台的窗户，高速公路上的状况一览无余。疫情严重困守家中的时候，我时常在阳台上放一张马扎，坐在那里向外看许久。我的两只猫有时候也会陪伴左右，怔怔地望着窗外。

　　某一天，我把窗外空空荡荡的高速公路拍成了一张照片，发给我那位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朋友看——只有一张照片，没有附加任何留言，他没有回复我。

　　但我知道，他一定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