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期间，两名日本军官在南京展开一场“百人斩杀人竞赛”，谁先杀满一百名中国人，谁便获胜。
这两个杀人狂魔一个名为向井敏明，一个名叫野田毅，向井敏明杀害了106人，野田毅杀害了105人。当时日本媒体对这场惨无人道的“竞赛”大肆宣扬，留下了一张至今每一个中国人看了都会怒不可遏的合影——两人并肩跨立，手持军刀，脸上挂着冷血残暴的微笑。
10年后的1947年，这张合影被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高文彬发现，立刻传到国内，中国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追捕，在追捕两名杀人恶魔的过程之中，中国代表还发现了另一个杀人恶魔田中军吉，此人从南京中华门到水西门，一路杀了300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
最终，向井敏明、野田毅和田中军吉经中国驻日代表团军事组引渡到中国，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当庭判处死刑。
然而，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竞赛”的凶手，还有漏网之鱼。
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前夕，南京电视台记者吴建宁负责拍摄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他决定和拍摄组前往台湾，去寻访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和当事人。
没想到这一次，吴建宁竟然在“国军历史文物馆”之中见到了一把刻下一把“南京の役殺107人”的军刀，显然这把刀不是向井敏明或野田毅的。
为了搞清楚这把军刀的所有者到底是谁，吴建宁回到南京的当天晚上，就给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打去了电话，将他在台湾见到了凶刀一事告诉高兴祖。
过了几个小时，高兴祖给吴建宁打来电话，此时已是深夜，高教授语气之中毫无倦意。他凭借着高超的记忆力，在自己收藏的众多资料之中找到了一张1985年的报纸：四川大竹县侨联副主席余鸿成老人曾在《人民政协报》上写过一篇文章《难忘的血债》，里面提到了这把凶刀。
吴建宁顺着这个线索，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这把刀的持有者，战犯马见塚八藏。
在1985年以前，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了解“南京大屠杀”。高兴祖从1960年开始披荆斩棘，独自搜集一切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材料，默默地装订成册，整齐地分门别类收藏在家里。所以他能在短短数小时内精准找到沉没在文字海洋之中的只言片语，他为后代人研究保存下来太多珍贵的资料。
如果说，和志同道合之人一同携手无畏走下去的，是共同的信仰和心中的忠义；那么，支撑着高兴祖踽踽独行的到底是什么？他说：是使命感。
高兴祖，江苏常州人，侵华战争爆发之时，高兴祖刚刚十岁，亲眼目睹了日军残暴的罪行。
1937年，常州武进难民营
高家一门多人投身抗日救亡。高兴祖的父亲高柏桢是一名普通的常州教员，抗战刚开始的时候，高柏桢就将尚且年幼的高兴祖兄弟托付给姐姐高兰贞，独自离家前往武汉，家人几乎得不到高柏桢的消息。
后来，高柏桢来到了上海办事处，沦陷区不少名校开始撤退到大后方，高柏桢加入到抢救和接应工作之中，与此同时，他以教员身份为掩护，一直和两个同乡搜集和传递敌伪的情报。
噩耗来得猝不及防，一日，高柏桢乘船前往苏北开会，江上风大浪急，又遇到了日机轰炸，轮船被炸毁后沉没到江底，高柏桢不幸殉职。#国家公祭日勿忘这些数字#
高兴祖兄弟当时不过十几岁，母亲在他们年幼病逝，他们成了战火中的孤儿，在老祖母的抚养下长大。
青年时期的高兴祖教授
高兴祖的堂叔高谟同样是为抗日牺牲的。“九·一八事变”后，高谟毅然投笔从戎，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他不顾自身身体条件的限制，努力锻炼，经过两次报考才成为一名中尉飞行员。在淞沪会战之中，高谟和战友击落6架日机。
1937年8月25日，高谟奋不顾身，再次驾驶轰炸机前往上海夜袭敌军阵地，在日机围截之下投掷多枚重量炸弹后，高谟顺利完成任务。在回程途中，背部受伤严重的高谟发现油量已罄，被迫在浙江临安附近迫降。人们将高谟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他稍有清醒时坚持做了作战经过报告，最终因失血过多牺牲，年仅25岁。根据作家徐霞梅的《陨落》记载，像高谟这样的常州籍空军，一共只有十几位。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战火蔓延到了常州，高兴祖跟随姑母一家向南京逃难，而66岁的老祖母坚持不愿离开老家。
高兴祖行至镇江，因为日机炸毁了桥梁，只得冒险横渡长江前往扬州。这一路风餐露宿，家人用泥灰将高兴祖的脸涂黑，炮弹的轰鸣声时远时近，他们在横陈的尸体之间藏匿潜行……这些都给少年高兴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憎恨和伤痛。
眼看着日军就要侵占南京，他们只好返回常州。此时的常州一眼望去大半已成焦土，高家的酒店、作坊，和刚刚修建了两年的新屋子全部成了废墟。一家人在一间残留的破屋子里面找到了老祖母，老祖母显得格外苍老，身上还带着烧伤。
很快，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疯狂屠杀无辜老百姓的消息传到了常州，如果不是一路受阻，高兴祖一家已经按照原计划前往南京，必定无法逃过日军的残暴杀戮。如果他们惨死在南京，留在老家的老祖母将如何面对，高兴祖无法想象。#下半旗祭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高兴祖所说的“使命感”，来自于沉没在冰冷江水之中的父亲，来自于牺牲在熊熊战火之中的叔父，来自于躲藏在残垣断壁下的老祖母，更来自于在抗战之中逝去的同胞和身体上、心理上落下无法磨灭伤痛的幸存者。这是国破家亡的切肤之痛啊！
高兴祖教授
高兴祖在乡间念完小学，又在常州私立正衡中学和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完成了中学的课程。高兴祖在正衡中学学过3年的日语，已经开始尝试探究日本这个国家的走向和民族性格。
为了实现报国之梦，高兴祖毅然报考了南京大学理工科，发榜之时却被南京大学的历史系录取。高兴祖没有去报到，一个月后南大又送来通知书，高兴祖这才去南京入学，1954年毕业并且留校任教。#南京大屠杀唯一动态影像#
无论前往何方，无论将来从事什么职业，高兴祖一直坚定着，要为牺牲的家人和遇难的同胞们做些什么。他一直承担着日本史的教学工作，又先后前往北京外交学院和北京大学东语系进修和学习日语，他也一直在进行着日本史、日本外交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工作。
1960年，日本岸信介政府与美国缔结《日美安全条约》，引起中国举国上下的一致抗议，也引起了毕业留校的高兴祖的注意。经历了抗战浩劫、学习研究了一段时间历史的高兴祖明白，中日关系的道路必定不会平坦。
他和胡允恭先生和查瑞珍老师，决定将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史小组的研究课题，成立“南京大屠杀调研小组”，组织了7名学生，潜心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给逝去的烈士和老百姓们一个交代。
从这一天起，高兴祖将这个庞大的课题作为一生的主要研究目标，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其中。
高兴祖在日本演讲
而当时学术界并不看好高兴祖的研究小组，文史界厚古薄今，各大学的研究学科大多是古代史，认为近、现代史不值得研究。高兴祖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他走访了一大批幸存者和见证者，在学生们的协助之下，研究小组搜集了第一批珍贵的民间资料：包括访问记录、档案抄件、报刊资料和书籍，这些都存放在历史系所在的西南大楼底层的一间教室之中。
这期间，高兴祖又找到了居住在上海的吴世民老师请求帮助。他们两人在上海报刊图书馆抄录了一周的资料，吴世民还帮助他完成了《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寇暴行实录》的第一章和第四章。
然而这本书完稿后，因为各种原因并未出版公开，江苏人民出版社为表歉意和遗憾，为高兴祖印了15本样书作为纪念。
这本书虽薄，但在一代又一代南京大学历史学的师生眼中，它就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原典”。
书稿未能出版，对高兴祖的打击已经非常大，1963年，南京大屠杀调研小组解散，几位老师和学生都相继离开，从事其他课题的研究，只剩下了高兴祖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义无反顾地守着这块阵地。
他一直认定“仇恨可以放下，但记忆不能遗忘”，即便幸存者一位接着一位离世，即便新时代的人们已经将这些遗忘，但他从未气馁，继续着他的研究。
1979年，在系领导的全力支持下，高兴祖将这本书稿进行了增添、修改，改名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以日本史编写小组的名义作为内部刊物出版。高兴祖托历史系的同事找到同事在张家港市某印刷厂的亲戚，帮忙印刷，只为了省一些印刷的费用。
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对侵华战争的史诗进行了扭曲和篡改，将“侵略”改为了“进入”，妄图将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进行淡化或删改。
右起：原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高兴祖教授和两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日本国内学者否认侵略、美化战争已经成长为一种猖獗的风气，大肆鼓吹“虚构”论，拓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甚至写下了《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饶有深意地说：“没有日本否定历史，就没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在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刺激之下，1983年，修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被正式提上议程；1985年，在抗战胜利40周年到来之际，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馆。
在此之前，高兴祖一直是一个人在斗争着，多少次发表论文和出书都是阻碍重重。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愿意出版《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一书，最初此书并没有受到重视，全是高兴祖一个人在跑经费、跑印刷和跑校对。
1987年，《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再版，终于受到了国内关注。高兴祖亲自翻译的日本版，在日本两次出版，引起了轰动。
此时距离南京大屠杀过去50年了，调研小组解散也已经过去了24年了，没人知道高兴祖是怀揣着怎样的心情，孤独地撰写着文稿，进行着翻译工作。南京大屠杀30万死难者的数字，也是高兴祖几十年发掘、考证、整理、统计之后才逐渐明确的。
他的文字犀利求实，他的证据无可辩驳，是当时对抗日本右翼势力“世纪谎言”的有力武器。他还是大屠杀死难同胞研究、慰安妇研究、荣字1644细菌部队研究等众多领域的开拓者。
一次，一名芬兰的电视台记者采访高兴祖：“战争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你为何还不能忘记？”
高兴祖坚定地回答：“你们欧洲国家现在不还在追捕漏网的二战战犯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图图说过，如果试图忘却，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自己的健忘而痛悔莫及，因为邪恶的过去阴魂不散。”
有人将高兴祖这么多年的坚持说成“执着地复仇”，其实，他从来都不是复仇者。他和日本老兵东史郎是朋友，曾经多次帮助他在南京取证，高兴祖还在1997年12月于日本大阪、京都、神户等地作南京大屠杀的陈述，晚上还和日本朋友一起扎起白头巾，手拉手肩并肩地参加纪念大屠杀60周年的提灯游行。
高兴祖曾深有感慨：“尊重历史理应是中日友好的前提，怎样看待南京大屠杀，看待这场侵略战争，这是一个日本人到底是不是我们朋友的试金石！”
高兴祖就是这样一位有骨气的中国文人，很多人第一次见到高教授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因为他平时沉默寡言，说话声音比较低，举止斯文。但一旦和他说到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高兴祖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绝不含糊。
199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成立，高兴祖被公认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1999年春节，高兴祖的少年同窗、作家殷志扬来南京采访他。
他的寓所空空荡荡，案头和床头都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照片。高兴祖的妻子和长女不幸先后离世，高兴祖就一直住在老屋子里面。他的小女儿高宁定居美国，一次次催促父亲，希望父亲能来美国团聚，颐养天年。
即将80岁的高兴祖不舍得离开，他一个人守在这空巢之中，守着满书架的文献和图书资料。他笑着对老同学说：“天伦之乐谁不想，可我现在还不能走,如果去美国定居，那还研究什么南京大屠杀，什么侵华战争？”
在高宁的强烈要求之下，高兴祖也曾去美国探亲，然而他绝大多数时间还是泡在图书馆里面，从早到晚翻阅、摘抄。
2001年1月8日，身体一向很好的高兴祖因为急病逝世。高宁不在身边，当她匆匆赶回南京，走进高兴祖的书房之时，发现书桌上还有一封信，里面是高兴祖刚刚写好，还没有来得及寄出去的一篇关于日军大屠杀研究的稿件。
高宁知道，父亲一生最牵挂的事情就是希望全国人都记住“南京大屠杀”这个史实。高宁将父亲所有的藏书进行了分类整理，中文书籍一共四百八十三本，日文书籍一共一百三十九本，全部无偿捐献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纪念馆专门开设了高兴祖先生藏书专柜，供中外学者研究使用。
高兴祖在日本小学
提到父亲，高宁印象之中，他是一个很温暖很念旧的人。因父母早逝，高兴祖由老祖母一手带大，祖母擅长纺织，一家人的衣服和裤子都是老祖母亲自织布并用土布裁剪、制作的。后来高兴祖来到了南京念大学，穿着的衣裤还是老祖母纺织的棉布缝制的，当了教授后，他将这些早已不合身的衣服都收藏在箱子里，他一辈子都记得老祖母的辛劳、苦难和屈辱。
高宁说：“父亲似乎活着就是为了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不管跟他谈什么，最后都会谈到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史学家，他希望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200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立20周年，南京市政府首次颁发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贡献奖奖章”，分别授予高兴祖教授、陈君实先生，松冈环女士，张纯如女士。
陈君实先生是福建晋江人，生前为纪念馆雕塑、标志碑及广场改造工程捐资数百万元，致力于爱国主义教育宣传；
松冈环是一名平凡的日本家庭主妇，她为探索、记录南京大屠杀真相奔走数十年，并传播给日本民众，日本右翼对她恨之入骨；
张纯如女士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女作家，她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个月内就打入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帮助中国人民找到了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而因残酷史实与骚扰报复，张纯如精神崩溃，选择饮弹自尽。
这三位人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经有所耳闻，但对高兴祖教授的名字，在此次颁奖前，很多人都比较陌生。而他的贡献奖奖章上，写着的是001号。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部
高兴祖是这四位获得特别贡献奖奖章的人物之中，唯一一位江苏人，也是唯一一位常年住在南京的学者，他被誉为“新中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拓荒者”，他的一生都在为30万遇难者四方奔走、大声疾呼。
他在南京这片他付出一生心血的地方居住了50年，他离开的20年里，他的文字依旧在战斗着，惊醒着世人。今日的祖国河山不容外敌侵略分毫，但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记得，那些从未见过我们、却深爱着我们、为我们献出生命的人们，高度警惕着，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