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人民大会堂内部觥筹交错，一片热闹繁盛景象。此时大会堂天花板上，却隐藏着整整50人。

他们密切监视着周边环境的一举一动，仿佛在进行着神秘而特殊的任务……这些隐藏者究竟是谁？又有着怎样的目的？

神秘“50人”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为了庆祝这一盛事，中方决定举办晚宴。与此同时，中国邀请了赫鲁晓夫、金日成等众多与我国交好的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

相关部门经过讨论后决定，将宴请各国元首的地点确立在人民大会堂。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盛会，世界的目光聚集于此，容不得一丝马虎。

是以，此次宴会的总负责人，不仅需要对人民大会堂十分熟悉，还应该具有超强的随机应变能力。

经过重重选拔，沈渤与郑连福脱颖而出。在中国生产力尚且有限的情况下，沈渤曾亲身参与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创造了建筑界的“奇迹”。

也正因如此，沈渤对人民大会堂的结构、内部陈设十分熟悉，便于后期准备工作的展开。

北京国宴总管郑连福，多年来严于律己，有着接待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丰富经验。上级经过慎重的考虑，再次将此次规模盛大的国宴交由郑连福负责。

沈渤和郑连福深知此次宴会的重要性，自接手相关工作后，他们未曾有一刻松懈。小到人民大会堂的灯光、花束，大到会堂的布局，两人都亲自把关，严格对待。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安保、宴会等隐患皆被排除。众人忐忑地等待着，迎接最后的“战役”。

沈渤

1959年9月30日，沈渤却听到了噩耗。

当天中午，沈渤正在食堂用餐，突然被同事通知接到了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的电话。

沈渤急忙赶回办公室，便听到了刘仁急切的语气：“马上到我办公室来。”难道人民大会堂出了什么事？

刘仁

沈渤匆匆赶到刘仁的办公室，看到北京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他心下一惊。果不其然，沈渤听到刘仁呵斥道：“为什么人民大会堂不安全？”

在此之前，沈渤率领手下严格检查了人民大会堂的每一个角落，确保绝对安全。人民大会堂竟然存在着安全隐患？沈渤一时之间难以置信。

原来，据刘仁所说，北京公安人员在排查人民大会堂的防火安全时发现，人民大会堂的吊顶遍布密密麻麻的电线。

人民大会堂刚刚建立时，中国的钢铁产量十分有限，因此建筑工人们只得采用木质吊顶。一旦电线燃烧起来，整个会堂便处在巨大的火灾威胁之下。

沈渤一听，着实松了一口气。此前工作人员排查时便发现了此类问题，为了杜绝火灾威胁，沈渤已经命人在电线外部包裹了铁管，减少了电线与木头接触的风险。

听完沈渤的解释，刘仁却摇了摇头。尽管电线外部已经包裹了铁管，却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危险。

国宴一事事关重大，不容许有丝毫的可能性。如果宴会中途出现问题，中国在其他国家领导人眼中的能力将大打折扣。

众人原本计划更换地点举办国宴，然而此时距离国宴正式开始，只剩下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更换地点显然不现实。

刘仁下令沈渤迅速解决这一问题，沈渤便立下了军令状：“我敢负责任，宴会厅是安全的。”沈渤的坚决最终打动了刘仁，宴会的最终地点依旧在人民大会堂。

离开刘仁办公室后，沈渤找到了另一位负责人张鸿舜，二人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从常理上讲，电路引燃人民大会堂屋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为了以防万一，两人需要制定严密的计划，纵使危险发生，也应该在第一时间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

深思熟虑后，沈渤有了最终的答案。沈渤计划安排50名工人，每个人携带一件棉衣，等待在人民大会堂的屋顶上。

他们时刻关注着周边情况的变化，一旦电路引燃了屋顶，技术工人便尽快上前，用棉衣将火焰盖住。与此同时，等待在下面的人便紧急拉下电闸，杜绝更大火灾发生的可能性。

如此，沈渤的方案便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50名技术工人是人民大会堂屋顶上的核心人员，他们必须保持绝对的忠诚。一旦居心叵测之人混入其中，后果不堪设想。

计划一经制定，相关人员便开始了严格的审查，终于在下午2时挑选出最终人选。

此时晚间宴会近在眼前，相关人员快速行动起来。得知自己需要担任如此艰巨的任务，50名工人都兴奋不已，跃跃欲试。

按照相关人员的安排，50名工人分散在大会堂顶棚的各个地点，密切关注着一举一动。

为了以防万一，沈渤还制定了第二套方案：开辟求生通道。如果50名工人无法阻止火灾的进一步蔓延，国家首领与政府首脑将从这一通道快速离开，将损失降到最低。

确保退路后，沈渤等人也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求生通道的开启需要预留大量的距离，然而此前宴会餐桌的位置、面积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

参加宴会4647人，将分为10桌子，除此之外还需要预留两个备用桌，如果再开辟一条求生通道，整个宴会厅将变得异常拥挤。

一时之间，沈渤陷入了纠结。经过严密的考虑，众人制定了新的方案：以主席团为中心，距离主席台稍远的桌子，改为11人一桌，如此便预留出几张桌子的位置，保存了更大的空间。

一切准备就绪，安保工作万无一失。

人们并不知道的是，此次宴会过后，派遣专门人员前往大会堂天花板上检查电路问题，成为检修常态。20多年，始终如此。

菜品选择，用心良苦

沈渤解决了安保的隐患，整个宴会的压力，便转移到了国宴负责人郑连福的身上。

正常晚宴，菜式是关键，食品安全不容马虎，菜的味道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心血。不同国家的领导人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正所谓众口难调，国宴菜品又该如何准备？

郑连福拿不定主意，只能请教周总理。周总理思考片刻后说道：“这次国宴的菜式，主要以淮扬菜为主。”事实上，周总理的这一建议，有着自己的考量。

中国美食众多，其中有著名的八大菜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特色。川菜、湘菜辛辣，油盐较重，让人过瘾。

然而国宴涉及不同人群，众人有着不同的忌口。如此，特殊的味道便不能被所有人接受。在周总理看来，淮扬菜清淡，咸淡适中，适合所有人享用，是国宴菜品的最佳选择。

确定了菜品的大致方向后，郑连福便开始了准备工作。按照472桌，每桌近20盘菜品计算，此次国宴总共需要烹饪7000多道菜品。

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对服务员、厨师都是极大的考验。为了保证此次菜品的口味，郑连福决定邀请厨艺顶级的淮扬菜师傅。

然而此类人才少之又少，郑连福跑遍了整个北京城，从各大饭店借来有口皆碑的“大师傅”，确保菜品的美味、正宗。

厨师聚齐后，按照整体淮扬菜的标准，开始了具体菜品的研究。尽管此次在中国设宴，厨师们依旧需要兼顾西方人的口味。

也正因如此，郑连福等人按照中西结合的原则，创新了国宴的菜式，迎合了所有人的习惯。国宴厨师郭成仓老人回忆：“当时餐桌上摆放的全是冷菜，是一次中国式的冷餐会。”

郭成仓

1959年9月28日，国宴菜单制定完成，根据其记录可知，当时的宴会类型为“中冷餐”。综合健康等多种因素，厨师们最终决定添加两道热菜。因此，最终的菜式为冷餐加上两道热菜。

菜品烹饪量巨大，前期准备工作压力极大。为了确保及时上菜，国宴厨师决定将菜品的前期准备交给北京饭店。

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在接到相关任务后紧急行动，经过繁重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半成品的准备。国宴负责人派遣专门的人员前往北京饭店，一路护送着食材，前往人民大会堂。

北京饭店

基本菜品准备完毕，如何上菜又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宴会厅内餐桌众多，情况复杂，如何确保每一盘菜都能准确无误地运送到对应的餐桌上？

最初，郑连福带领着众多有经验的服务员进行上菜模拟，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尽管服务员认真记忆，碍于大会堂面积大，桌子摆放复杂，不免产生错、漏的情况，服务员身在其中，并不知晓具体的错误。

有人建议请一名头脑清醒的指挥者站在远处，统筹协调整个上菜过程。经过讨论，此方案很快被否决。

郑连福认为，指挥者一个人的声音，根本无法到达大会堂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远处的服务人员没有听到指挥，整个上菜过程将混乱不堪。

然而如果指挥者拿着扩音器，将会影响宴会的整体效果，恐怕也会被嘲笑“草台班子”。

多个方案被否定后，郑连福陷入到焦虑之中，一时之间无所适从。郑连福向着窗外望去，突然发现了街道上井然有序的车辆。

每一名司机都需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如此不用近距离指挥，也能将命令下达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郑连福灵机一动，想出了红黄绿灯的指挥方法。不久后，在郑连福的授意下，工作人员在大会堂安装了不同颜色的灯管。一千多名服务员的所有行动，全部围绕灯管展开。

“黄灯”亮起来，服务员们需要做好准备工作；“绿灯”亮起，服务员们开始走动，按照程序上菜。“红灯”亮起后，服务员们需要立刻停止一切行动，站在原地。

如此，宴会的上菜过程也有条不紊地展开。不久后，宴会的服务人员便开始了礼仪培训工作。

此次国宴需要注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有过留学经历的周总理亲自上阵，给服务员们讲述注意事项。

服务员们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他们认真聆听着周总理的建议，勤加练习，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当年的国宴服务员的张善兰说道：“我去送水的时，紧张到路都不会走了，毛主席看出后，就跟我交流。”

张善兰

得知张善兰来自蓬莱，毛主席说道：“蓬莱是个好地方，那个地方出仙人。”众人笑起来，紧张的情绪也得到了舒缓。

在毛主席等人的帮助下，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宴会的准备工作与正式开宴皆有条不紊地展开。

据国宴参与者介绍，众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在品尝相关菜式后赞不绝口，都竖起了大拇指。对于服务员们的服务，他们也表示出了由衷的赞叹。

大国盛会，彰显气度

1959年9月30日下午，赫鲁晓夫乘坐飞机，降落在北京。中国对苏联十分看重，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彰显中方的气度与礼节。

在此期间，保安、厨师、服务员等宴会参与者均已就位，等待着最终的国宴。此次宴会规模空前，中方派遣5000多人参与，足以显示出新中国的能力与诚意。

晚7时，在《东方红》音乐的伴随下，毛主席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等人一同进场。

晚间8时，周总理致辞后，宴会正式开始。各国领导人纷纷举起手中的酒杯，表达对新中国的祝愿，大厅之内，气氛一片祥和。

然而此时人民大会堂顶部，却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场景。50名技术工人紧紧盯着每一个角落，生怕出现风吹草动。作为此次大会堂安保的负责人，沈渤的心更是提到了嗓子眼。

后来，沈渤表示：领导人上台讲话时，他虽然面色平静，却没有关注讲话的具体内容。沈渤时刻牵挂着天花板上的情况，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纵使众人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宴会依旧出现了小插曲。

服务员在上菜过程中，因为太过紧张不慎摔倒，手中的盘子落在地上。然而宴会厅内众人交谈甚欢，服务员出现的失误，被没有被过多关注。

后来，厨房又发出如此巨大的声响，安保人员怀疑是炸弹爆破，紧急前往后厨。

原来，因为厨师操作失误，产生了巨大的气压差，锅盖被顶飞，重重地砸在了地上。那时宴会厅内依旧掌声雷动，这一插曲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3个小时后，宴会圆满结束，人民大会堂的所有的负责人，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正如沈渤所说：“这是生命中最长的三个小时。”各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相继退场，50名技术工人秘密离开，完成了自己最终的使命。

此次宴会过后，众人对人民大会堂的消防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相关部门经过讨论后一致决定，将大会堂的木质顶棚替换掉。

后来，中国的各项建设已经提上日程，便对大会堂进行了改造，铸造了新的钢铁龙骨吊顶，彻底杜绝了火灾危机。

1959年的国宴，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中国的文化、能力与气度。其中所包含的外交关系与目的，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于新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对参与整个宴会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更是一次突破性的挑战。

参考资料

[1]《 解放日报》 ，2014年10月3日，《“开国第一宴” 餐桌上的艺术 》

[2]《建筑创作》，2014年第Z1期，《人民大会堂建设纪实》

[3]《中国民族博览》，2000年第04期，《国宴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