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随着台湾戒严时期的结束，两岸关系就此得到缓和，大量的台胞陆陆续续返回了家乡。而这其中，广东丰顺县埔寨镇也迎来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手持着“叶依奎”的身份证拄着拐杖，小心的穿行在小道间，寻找着自己的亲人。
起初，对于“叶依奎”老人，众人未有过多注意，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贫困台胞对待，每个月给他20元的补助。
然而，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当“叶依奎”报出自己42年曾用的真名“谢汉光”的时候，却立即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在为他恢复党籍，给他离休干部的生活待遇的时候，中组部的调查也就此揭开了老人过去数十年间一段不平凡的往事。
那么，这个化名为“叶依奎”的老人究竟有着怎样不平凡的经历呢？而他为何要隐姓埋名40多年呢？
上世纪40年代，在日本战略转移计划的转变下，中国远征军开赴国外作战，而随着本就消极抗战的蒋介石紧接着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甚至在之后指挥部下不断蓄意制造摩擦，再掀反共高潮。
而在同一时期，在广西大学农学院就读的谢汉光，因为在校期间学习十分出色，被安排到了柳州，担任黔桂铁路农场的主任。在柳州任职期间，思想先进的谢汉光借用自己职务之便，为来自广东亦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先进人士以及地下党同志提供避难的场所。
因为环境恶劣，不少长途奔波的同志也因此病倒了。而在得知这些情况后，热心的谢汉光常常会衣不解带地照顾他们，竭尽全力为他们提供医药物资。慢慢的随着谢汉光与共产党的缘分愈来愈深厚，他所在的农场也因为地理位置安全，逐渐成为了我党与先进人士的联络点。
1945年，此时历经数年的抗战，日本天皇宣布了投降。谢汉光也辗转来到香港，与方方等人取得联系，这其中经过几番考察，意识坚定的谢汉光终于得偿所愿地对着鲜红的党旗，举起自己的拳头，宣誓入党宣誓仪式，正式成为了共产党员。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得以重回祖国怀抱，为了在后续进一步对台湾的形式进行了解，中共中央立刻向台湾派遣了大量的干部，以用于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建设。
而在同一时间，谢汉光曾经的老师也即将赶赴台湾担任林业试验所所长。此时的他突然想起了，在大学中成绩优异的学生谢汉光，在他看来如果将这个学生带上，一定能让他就此谋得一份好差事，也能弥补自己到台湾时无人可用的空缺。因此在出发前，他专程致电一封，邀请谢汉光一起到台湾工作。
此时经过精心培训，谢汉光已经具备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党员的能力，而此时台湾建设根据地急需人手建设。因此，当谢汉光将自己老师给自己来信的消息上报组织后，组织认为这是谢汉光入台好的机会，于是决定将他派往台湾为党组织建设做贡献。
而此时，谢汉光刚刚成亲9天，看着泪眼婆娑的妻子，谢汉光很是不舍，但是在被妻子问及要做做何事的时候，谨记组织交代的谢汉光只是连连摇头，给妻子抹去泪水后表示“我很快就回来”。
此次前往台湾将会面临什么，又或者能否活着回来谢汉光一概不知。但是，他很清楚，组织需要自己，所以他还是一往无前地离开了。
在抵达台湾后，谢汉光在老师的安排下进入了台湾省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并借由这一身份掩护自己的地下党工作。
在谢汉光到达不久后，蔡孝乾也在中共中央的任命下，被调派到了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这其中，在蔡孝乾的组织领导下，地下党在台湾的工作全面展开。在这里他们先后创建了中共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高雄市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等组织。
此时谢汉光的老师已经离开了林业试验所，在离开之前，为了让学生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他还动用自己的人脉，将谢汉光推上了所长的位置。随着地位的水涨船高，谢汉光拥有的权利也随之增大，做地下党工作也更得心应手。
不久后，谢汉光突然收到组织信息，苏慧大姐表示“你有一个校友很快也要到台湾，如果可以请你帮他安排一个工作尽快安顿下来，方便他能展开工作。”
1947年，苏慧口中的张伯哲如期抵达，作为同校友，又算是广东老乡的两人一见如故。谢汉光十分高兴，他先是将张伯哲安顿在自己家中，而后又借以张伯哲也曾与自己就读同一专业等为由，将他安排在了所里担任科长。
除此之外，陈仲豪、徐懋德等人还在谢汉光的帮助下，得以见到在基隆中学担任校长的地下党同志钟浩东。在台湾安顿下来后，他们借用基隆中学教师的身份，创办“海燕读书社”带领学生一起阅读进步书记，宣传新思想，发展地下党势力。在谢汉光的帮助下，台湾地下党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快速开展着。
“二二八”事件
此时正值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刻，随着我军一路势如破竹，国民党政府在战场上损兵折将，原本胜券在握的蒋介石，也因为国民党有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防御变得暴躁不安。
而远在台湾的地下党人数也从原来的70多人发展到了900余人，这其中从日本人手中接过台湾政权的国民党，非但没有按照台湾民众所期望那般让所有人得以从封建殖民中脱离出来，反而是变本加厉的对之进行压迫，只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让所有台湾人民对于国民党积怨深厚，“二二八”事件也因此爆发。
再次之后，国民党快速派兵对台湾进行镇压，大量的学生与人士遭到屠杀，这也导致了至此以后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这其中，为了在国民党草木皆兵的时刻不被暴露，1947年12月，谢汉光积极与自己的同事做着研究，并一起在相关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林分调查与初步研究》的论文。
光明报
可是，在台湾地下同志与国民党斗智斗勇之时，更加严峻的问题还是出现了。这其中，陈仲豪、徐懋德等人为了向台湾人民宣传新思想，经常在基隆中学旁边的一个掩蔽山洞里印刷《光明报》，起初这些报纸只是在民间散落，并未被国民党人发现。
但是随着时间进入1949年，我党已经在三大战役中将国民党盘踞在大陆的主力部队尽数消灭，我党倘若就此将台湾解放，那么这将会真正实现全中国的解放。
同年6月，在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之际，《光明报》刊登了我军在三大战役中夺得胜利的新闻，并一连印上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台湾将解放，同胞们做好准备”等标语。
一时间，《光明报》在整个台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在很多公共场所都有这些激动人心的攻台标语的出现。在这一事件爆发的一个月后，曾有人将自己捡到的一份《光明报》上交给时任台湾主席的陈诚。陈诚看到后脸色十分不好看，早先自己在大陆时在东北惨败，而今又在自己的眼皮下出了这样的岔子，他不敢怠慢，连忙将这一信息上报蒋介石。
在知晓这一情况后，蒋介石勃然大怒，此时在大陆已经没有他容身之所，他在早先就曾一再与人强调“只要有台湾在，自己一定能卷土重来”，所以此时如同丧家之犬的蒋介石，当即召集国民党的各个高层开会。
在会上，蒋介石一连数次拍桌，痛斥这些将领的办事不力，要求他们在限定期间内破获中共《光明报》的主谋。
蒋介石的一声令下，台湾陷入了白色恐怖中，各个特务、警备队全都出动，而这其中高雄警备队在捕获的几个台湾大学生口中获知，基隆的校长以及在校内有众多教师是共产党员，而《光明报》就是从这里传出的。
得知这一消息，大批特务将基隆中学团团包围，搅得所有人惶惶不可终日。而这其中，陈仲豪得以侥幸逃脱，而后几番赶路才得以来到位于高山林海中的林业试验所找到谢汉光。
不久，在其他地下党员的帮助下，陈仲豪手持“林辰康”这一假身份证，由其表弟帮忙购买抵达汕头的机票，随后由“老洪”的护送，这才得以脱险。
但就在所有人思考着，究竟要怎样才能将台中地区被破坏的地下党组织重建起来的时候，新的噩耗再次出现。随着基隆中学这一地下组织的摧毁，国民党在蒋经国与有着“活阎王”之称的谷正文领导下，开始用更残酷的手段，对我党在台湾的活动进行镇压。
1950年，谷正文通过渗透到高雄市工委的特务处，抓到了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随后又从这条线抽丝剥茧，挖出了蔡孝乾的身份。尽管在这其中蔡孝乾得以侥幸逃脱，却不幸遗留了一本记载着“吴次长”3个字的笔记本，这一极度敏感的信息导致我党驻扎在国民党心脏的吴石被暴露，并连同他的副官等人一起被枪决。
而后，随着蔡孝乾再次被捕入狱，本就贪图享乐意志不坚定的他选择了叛变，至此省工委武功部部长张治中被捕、宣传部部长洪幼樵也在撤离的途中，因为蔡孝乾的出卖被抓。随后，在台湾潜伏的1800余人也陆陆续续因此入狱。
在敌人即将出动兵力对谢汉光抓捕的过程前，一个陌生人急匆匆拿着张伯哲送来的信件，赶到谢汉光处，要他紧急离开。
收到信件后，谢汉光马不停蹄地仗着自己对地形的了解，撤离到了台中畜牧场。然而经过打听，谢汉光却发现自己的老同学梁铮卿被不幸抓捕，就连张伯哲等人也埋没了踪迹。
3月29日，台中警察局又放出了所谓的“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逃案”。最后谢汉光被国民党列为了追查要犯，要求各个部门加以注意。
谢汉光知道，恐怕此时所有地下党同志都陷入极境了，而今的他只能依靠自己，于是他按照信件上的潜伏意见一路逃到了台中南屯村，而后又在同学的掩护下，来到台东。
这其中，一个名叫杨溪伯老汉，对于这个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十分奇怪，他连忙出声叫住了谢汉光“小伙子，你是谁，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谢汉光连忙答道“我是国民党军，但是在军队里实在待不下去了，刚从国民党军队里逃出来的，但是没有户口怕国民党查，所以只能逃到这里，不知道老伯能不能给我只条生路。”
听完谢汉光的话，杨溪伯看他可怜就把他带回了家，但是因为担心国民党可能会有追兵前来检查，连累他的家人，所以又在妻子儿女的强烈要求下，连连向他道歉，把他带到了20里以外的深山里。
然而，这里的村长在看到突然多了一个陌生面孔的时候，连忙喝止了谢汉光“诶诶，你是谁，为什么突然闯进我们村里，快走！”
谢汉光再一次向解释了自己国民党逃兵的假身份，随后掏出两枚金戒指，说要送给他，见钱眼开的村长动摇了，随后又在谢汉光的一再请求下，答应让他住了下来。
为了给他解决没有户口的问题，村长决定让他顶替村里有个早年上山失踪已经很久的村民叶依奎，并帮他办理了身份证和户籍。就这样，来自广东的谢汉光正式成为了台东高山族的农民叶依奎。
在此后的数年间，谢汉光一直顶着假名生活。可尽管如此，他也无时不刻地关心着台湾地下党组织的消息。但此时国民党已经败逃台湾，对于大陆更是虎视眈眈，想知道大陆的消息更是奢望。
慢慢的，谢汉光逐渐和村里的人熟稔了起来，村里人看他孤身一人，想要给他说一门亲事，但是却被他毫不犹豫的拒绝了。此时的他依旧想念着老家里的妻子，并且他相信只要他坚持下去自己一定能重回组织，看到红旗高高飘扬的一天，而这一等就是38年。
1987年，随着蒋介石的去世，在中央的几番争取下，两岸的关系终于得到缓解，并开放了探亲限制。此时谢汉光已经70多岁了，担心自己如果再不回家恐怕就真的要留在台湾的他，第一时间提出了申请，而后拿着叶依奎的身份证回到了老家。
几经辗转，谢汉光打听到了妻子曾秀萍消息，并在努力地寻找，终于得以和老妻团聚。而在这其中，谢汉光才知道早年和他一起共同战斗过的许多战友都牺牲了，而他的身份也随着这些人的离世，成了无人可证的“历史”，所以在起初当地的政府只是将他当成了回家投亲的普通困难台胞，每个月发放20元的补助。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谢汉光通过多番打听，得知曾经在台湾基隆中学任教做地下党的陈仲豪还活着。在女儿的陪同下，谢汉光与陈仲豪两人在历经生死后，终于得以再次相见，在这其中，谢汉光将自己是如何逃到台东又是如何成为叶依奎的经过一一同陈仲豪讲述，为此陈仲豪眼含热泪，紧紧的握着谢汉光的手，连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了解到谢汉光遇到的困难后，陈仲豪联系了一同在台湾工作过的徐懋德，并在谢汉光的要求下，为在国民党手下牺牲的张伯哲办理烈士荣誉手续。经过众人的几番努力，徐懋德终于收集到证明材料，转交中央。
对于这些为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功臣，中央十分重视，并派出中组部的一位司长级的领导，专门负责此事。
终于，在1994年，为新中国奉献了一生的谢汉光的身份终于得到确认，中央为他恢复了党籍，补办离休手续。
但很遗憾的事情是，1996年，谢汉光老人在家中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享年7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