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上海76号特工总部,一名头上戴着黑色头套的囚犯被锁上沉重的镣铐,送到了地牢之中。
他叫蒋安华,是军统上海站头号杀手,曾经亲手暗杀过几十名日军。这位令日本人闻风丧胆的王牌杀手怎么也想不到,戴老板怎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策,让兄弟们白白暴露,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一、李士群掀起特工大战
1937年年底,上海陷落。
国军撤退后,戴笠迅速在上海布置了潜伏人员,实施对日本人和汉奸的刺杀惩治活动。
日本人初占上海时,情报和特工力量没有跟进,没有戴笠军统组织准备的充分,因此日本人扶持的汉奸头目屡屡被刺杀。当时日本人扶持了一个“上海市民协会”,拉拢一批上海著名的绅士、大商人进来,军统毫不手软,连续刺杀了加入该协会的三个汉奸,分别是上海南市水电公司经理陆伯鸿,上海“米大王”顾馨一,以及协会骨干尤菊荪。前两人都被当场杀死,只有尤菊荪重伤没死。
这三人影响力都非同寻常,加上军统刺杀时秉承戴笠的指示“只求战果,不顾牺牲”,刺杀时都是光天化日,要么当街开枪,要么往汉奸家里投炸弹,动静都很大,市民们无不拍手称快,汉奸们却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不再敢开给日本人当走狗。
日本人又扶持成了一个“维新政府”,以伪政权的形式,全面接管上海的行政权力,其实就是日本人的走狗、傀儡。这个伪政府接管了上海海关和税务局,一批汉奸悄悄拉起了伪政府的架子,开始向上海市民下达各种归顺日本的指令,这一下民愤更大。伪政府盐务署刚刚成立,一个叫俞模的汉奸人模狗样地当上了盐务署总督办,结果没两天,就被自己的保镖当街连开三枪打死。
戴笠指示军统特工刻意高调一些,尽可能制造威慑感。
上海站行动组也很给力,堵着“维新政府”的筹办处——上海虹口北四川路新亚酒店,伺机刺杀汉奸。等了几天没等到好机会,恰好《晶报》的主编余大雄有事到这家酒店办事,这家报纸没骨气,受日本人威胁,成天发表附逆、投日的舆论,军统特工偷潜入余大雄住宿的房间,用刀结果了这个万人唾骂的汉奸。
锄奸锄到“维新政府”的心窝里了,大小汉奸吓得浑身哆嗦,哭着喊着求日本主子保护安全。
日本占领军很苦恼,虽有军队,但拿这些军统特工却毫无办法。于是另辟蹊径,走起了以华制华的路子。
日本人选中了两个国民党中统的叛徒:丁默邨、李士群。
丁、李二逆的背景很复杂,中统一度不信任二人。1932年时中共特科在上海击毙中统上海区长史济美,徐恩曾怀疑李士群通风报信,把他抓进监狱审讯,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使尽各种手段才把李士群营救出来。
上海沦陷后,这两个败类都投降日本人当了汉奸。尤其李士群,为了投日,还颇费了一番周折。
南京沦陷时,李士群当时在中统设在南京的留守处工作,他目睹日军狂暴的推进速度,惊恐不可名状,于是弃职逃跑,躲到了汉口。中统还想留用他,给了他一笔经费,要他在浙赣铁路党部特务室当主任,继续搞情报工作。
孰料李士群已经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根本无心为国民党工作。于是带着中统发给他的经费,取道广西、云南,从越南辗转逃到香港,主动找到日本驻港总领事馆,投靠了日本领事。日本人了解到他在宁沪一带有过工作经历,便把他推荐到上海。
丁默邨投敌,则是因为当年与徐恩曾、戴笠都是一个级别,是特务处长级别的高官,但后来中统、军统分家,徐恩曾、戴笠都成了一方大佬,他却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军委会少将参议。丁默邨左思右想,认为蒋介石对他不公平,一气之下逃到上海,和李士群一起当了汉奸。
丁、李二人都有深厚的中统背景,影响力非同一般。日本人便委任二人成立了一个特工总部,由于驻地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又称“76号”。
丁、李叛变投敌,把中统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向日本人合盘托出,中统组织瞬间被击垮,大批中统特工投降,成为76号的帮凶。
丁默邨、李士群自知叛变行径为人不齿、不容,人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故而也不再要什么脸面,穷凶极恶地屠杀抗日志士,不管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新闻记者、社会名流,还是抓到重庆派来的特工,只要日本人允许,就一概诛杀,一时间杀得沪上血流成河,小儿闻而止夜啼。
紧接着,丁、李76号又把矛头对准军统,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刺杀暗战,一场延续五六年之久的血雨腥风就此展开。
二、王天木叛变
国民党留在上海滩的特工组织只有军统,戴笠按蒋介石意旨,指示上海区特工对76号展开锄奸行动,双方屡屡爆发大战。
结果大战刚开始,军统就先吃他爆亏,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居然投敌叛变,跟李士群滚成了一路。
王天木是个传奇人物,他生于1883年,河北涿县人,当年还中过清朝的举人。1930年先与与冷欣、肖洒、马志超、陈质平等人秘密成立“三民主义大侠团”,后又与戴笠、张炎元、黄雍、周伟龙、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等人结为“十人团”,专门为蒋介石收集内外情报,可以说是戴笠最铁的伙计之一。
全面抗战爆发前,王天木主要在北平、天津活动,杀了不少旧军阀、汉奸分子。1939年初,由于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出事被捕,戴笠请王天木亲自出马到上海区接管局面。
谁料王天木一去上海,便和上海区副区长赵理君有了矛盾。赵理君本来寄希望于接任区长,谁料刚走了个周伟龙,又来了个王天木,两人咖位都比自己高得多。赵理君负责行动组的工作,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刺杀汉奸,感到很不公平。
偏偏王天木也是个强势之人,察觉到赵理君的愤愤不平,他不是好意抚慰,反而表现得更加盛气凌人。王天木为了在上海区站住脚,不断拉拢部下,形成忠于自己的班底,赵理君明里不敢顶撞,暗里却牢牢守住自己那帮人马。军统上海区隐然有了两个首领、两套人马。
大敌当前,自家里却搞起了门户派别,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王天木毕竟也是过来人,知道光以势压人不行,一上来就干了一票大的,指挥刘戈青等人成功刺杀了大汉奸陈箓(在伪维新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沪上闻之一片叫好之声。
世上之事,就怕得了便宜卖乖。王天木干完此事,专程跑到香港向戴笠汇报情况,戴笠虽然挺高兴,但对王、赵二人不和也不是很满意,提醒王天木搞好内部关系。王天木表面答应,回到上海却仍对赵理君不阴不阳,逮着机会就刺激两句。
戴笠闻讯极为不满,生怕上海站出问题,便把王天木调到北方区当特派员,赵理君则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上海区区长。
王天木灰溜溜地去了天津,但他心里憋着一口恶气出不来,不断神神秘秘地潜回上海,做一些不为人知的勾当。
谁也不会知道,一场原本是人事矛盾的小事,因为戴笠的不察,慢慢演变成殃及整个军统上海区的大祸。
1939年7月14日,日本军警、76号特工总部突然对上海14处军统秘密联络点进行搜捕,目标直指赵理君等军统高级头目。
所幸赵理君得到卧底冒死提醒,在日本人和76号特工到达前逃之夭夭,但14个联系点遭到毁灭性打击,大批军统特工被捕。
戴笠闻讯,感到此事非同寻常。若说一两个秘密联系点被破获,以76号的本事,这不过是寻常之事。但一下子有14个秘密点位被袭破,而且还算准了赵理君在何处,这肯定出了内奸,而且是高级别的内奸。
联想到王天木经常来往于天津、上海,行踪诡秘、鬼鬼祟祟,肯定有问题。戴笠把怀疑对象锁定了王天木,命人秘密调查。然而查了一番,一无所获。王天木多年老狐狸,神通广大,嗅觉灵敏,与戴笠的本事只在伯仲之间,岂能让戴笠抓住把柄。
不过戴笠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却已下定决心解决王天木这个隐患,下令赵理君择机除掉王天木。1939年8月15日,赵理君打听到王天木又来到上海,亲自带人去刺杀王天木,王天木提前得知情况,侥幸逃过一劫。
王天木从此恨上了军统,对戴笠也彻底绝望,被刺杀的第二天,就带了一帮心腹干将主动到76号特工总部投降。李士群大喜过望,当即任命王天木为高级情报顾问。
王天木叛变引发了巨大灾难,他原来在北方工作多年,对北平、天津乃至青岛的情况都很熟悉,在他指认下,平津和青岛的军统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天津站长陈资一等人被捕后死于日寇手中。
上海军统组织也受到重大打击,在刺杀陈箓事件中立下大功的刘戈青也被76号抓走。刘戈青本来与王天木交情不错,他受戴笠之命去劝说王天木反正,结果被狼心狗肺的王天木陷害,成了李士群的阶下囚。
三、陈恭澍发动反扑
没了张屠户,也不能吃带毛猪啊。
军统是国民党留在上海最后的力量,蒋介石对这个领域非常看重。不光是为了那点可怜的军事情报,更是为了在大后方宣示国民政府的存在感。
有这个政治大帽戴着,戴老板只能不顾一切地继续向上海派遣特工。
特工都好说,戴笠在后方办了不少特工培训班,有大量的年轻特工可用。最关键的是派谁去上海当区长。经过王、赵这一番恶斗,不仅王天木叛变了,赵理君也臭了大街,无法再统领上海的残部人马。戴笠趸摸了一圈,最后决定派陈恭澍(音同数)火线救急,担任上海区长,重组军统人马。
陈恭澍也是军统著名的杀手,此人生于1907年,河北人。早年曾参与过多次刺杀汉奸,旧军阀张敬尧、汉奸军阀石友三都死在陈恭澍手下。
1939年3月还曾到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虽说功败垂成,却也杀得汪精卫魂消气夺。
陈恭澍为人精明,枪法过人,又舍得出力工作,故而极得戴笠信任。
陈恭澍一上任,就展现出极其凌厉的作风,带着一批骨干人马,把基本组织恢复起来了。
他分析之前赵理君、王天木时代的失误,主要在于情报组和行动组之间的信息传递环节太多,环节一多就容易有纰漏,给日、伪分子渗透刺探留下机会。陈恭澍改变了环节,把情报组和行动组大体上合并起来,谁打探到情报,谁就去刺杀,在最短时间内结果目标性命。
本来按陈恭澍的计划操作下来,军统组织恢复往日规模也不是不可能之事。但戴笠太过性急,没过一个月,就连连发电问陈恭澍,能不能刺杀?能不能刺杀?说得陈恭澍耳朵都起了茧子。
陈恭澍虽然不胜其烦,却一直按兵不动,刺杀行动可不是步兵冲锋,光着膀子就能上,没有情报就刺杀那不是送人头吗。
戴笠越等越不耐烦,发电报质问陈恭澍:“自从你去河内刺汪不成,性格居然大变,胆小如鼠成这样,这可不是你的作风啊!”
陈恭澍顶不住压力,只好仓促上马。幸好他硬顶了戴笠一段时间,得以把情报、行动的人马都拉了起来,具备了制裁汉奸走狗的基础了。
陈恭澍从1939年下半年发动了对76号特工总部和伪政府头目的反扑。
最著名的要数成功刺杀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和流氓大亨张啸林。
张啸林案本号已经专文解说过,有兴趣者可自行观看,此处不再多说。我们简要说一说傅筱庵案。
傅筱庵投靠日本人,当上了伪上海市长。戴笠本来不想干掉此人,而是寄希望于借助他的力量,寻机刺杀汪精卫。
戴笠为何有这样的奢望呢?在他眼中,汉奸们都是唯利是图的人,只要开出的价码够高,就足以使其为我所用。
戴笠派了两个少将级别的高级特务,到上海找傅筱庵商议,诱使他为军统做事。戴笠的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却没有正确估量形势。当时日本人的势力正盛,国民军在正面战争一败再败,根本看不到何时能胜利,你军统出钱再多,一旦事泄,连命都没了,谁还在乎你那点钱。
傅筱庵果断向汪精卫举报,反过来诱捕了两名特务。戴笠又恼又悔,没奈何,只好指示陈恭澍尽快解决傅贼。
陈恭澍立即组织人刺杀。若一开始就秘密刺杀,可能还好办一些。两名少将特务一联络,弄出这么大动静,打草惊了蛇,傅筱庵生怕军统报复,换了住所不说,出入还带着不少保镖,经过闹市区还要乘坐装甲轿车。陈恭澍组织了好几次刺杀,都没能成功,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刺客冲到近处打了两枪,却被保镖挡了子弹,刺客当场被抓,无法逃脱后,刺客举枪自杀。
正当陈恭澍苦恼时,手下的行动大队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他们在傅筱庵家中找到了一条内线。这名内线叫朱升,是傅筱庵最信任的仆人。朱升早年随傅筱庵之父为仆,主仆感情非常深,他一直伺候年轻的傅筱庵生活。傅父临终时,专门交待傅筱庵一定要照管好这个忠实的仆人,同时还向朱升托付,要伺候好傅筱庵的起居生活。后来朱升一直跟随傅筱庵二十多年,专门伺候他的饮食起居,与傅筱庵的关系无人可比。
忠义之人必有忠节。朱升虽然只是个身份卑下的仆人,却有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对傅筱庵投日当汉奸很不齿,多次劝说傅筱庵反正,不要遭世人唾骂。
傅筱庵对他的话总是不听,朱升反复规劝而无果,心情极差,忧郁苦闷。他工作之余,经常到傅家附近一家酒馆喝酒解闷,言谈中和酒保、跑堂的说起来傅筱庵投敌,流露出很大的愤怒之情。这家酒馆正是军统在傅宅附近设立的暗桩联系点。于是趁机接近朱升,慢慢将他说服,请他一同锄奸。朱升答应他们,提出最后再劝一次傅筱庵,如果不听就一同刺杀他。
陈恭澍推行情报、行动一体化,这一组行动队的人员这才能主动刺探情报,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可以说是对陈恭澍工作的肯定。
朱升回去再次劝说傅筱庵,傅筱庵只是笑笑,说您老根本不懂军国大事,还是不要再来讲这些无用的话了。
朱升又急又怒,终于定下杀心。军统特工大喜,本来想让朱升拿一把枪结果了傅筱庵,但朱升不会使枪,仓促教会他,临场也容易发生意外。而且用枪极容易引起保镖注意,朱升不好逃脱。最终商定,朱升反正出门入户很便利,直接让他用菜刀杀之。朱升按他们的策划,趁半夜傅筱庵熟睡时,摸进卧房,三下五除二用菜刀结果了这个大汉奸。随即施施然骑自行车出了傅家,在军统特工接应下,找了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度其余生不题。
傅筱庵之死引起汪伪政府巨大震惊,李士群深以为恨,他知道此事肯定不是单纯的义仆刺杀主人,背后必然有军统黑手,于是再度发动对军统的攻击。
一时间日伪、租界警察、76号特工纷纷出动,大规模搜查军统潜在的联系点,企图把军统骨干分子第二次铲除。
四、戴笠瞎指挥导致大败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军统理应暂时忍耐,先把自己保护好才是正理。但戴笠得意于前方特工连连做出的成绩,认为形势一片大好,连续向陈恭澍下了两个指令,正是这两个不切实际的指令,让上海区陷入灭顶之灾。
第一个指令是刺杀日本军人。
为啥有这样的指令呢?当时有人提出,不能只把暗杀对象定为汉奸走狗,而应把他们背后的主人——日本人也作为暗杀对象,以打击日、伪之嚣张气焰。
陈恭澍暗暗叫苦。
杀日本人不是不行,日寇与我不共戴天,理应诛之。但上海的敌我力量根本不对等,留在上海的特工力量极为薄弱,拿有限的家底和敌人硬拼,太不值了。
况且普通日本军人的影响力远不如傅筱庵、张啸林这种大汉奸,拿有限的资源猎杀这些价值不对等的目标,实在是极大的失策。
但军令一下,绝不容改。
陈恭澍只好下令行动组伺机诛杀在沪日本军人。特工们纷纷出击,一开始颇为顺利,因为普通日本军人毕竟没有防暗杀的必要,行走在大街上都是不设防状态,特工们一击必中,经常得手。
连续出了几件暗杀日本军人事件后,李士群意识到这又是军统在搞鬼,于是联合日本宪兵队进行反扑,几乎每次遇到街头袭击,76号特工总部都及时应援,数十名军统特工在交战中命丧当场。
陈恭澍刚刚费尽心力建立起来的军统力量,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
第二个指令,戴笠命令上海区策动工人运动,目的是扩大声势。这个命令非常无厘头,后世学者提到这一节时,都无法理解这个行动的必要性。军统向来是和工人运动作对的,替国民党、蒋介石残杀过不少工人领袖,此时反要来搞工运,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或者戴笠纯粹是心血来潮,从中共当年在上海搞大规模工运从而占据政治主动权中汲取的灵感。
陈恭澍感到难以执行,军统向来在工人组织中没有安插过内线,仓促间很难打入。而且扩大活动面后,工人组织中鱼龙混杂,难保军统交通员不会增大暴露风险。
但戴笠不管这些,一边下令强制推行,一边忙不迭地给上海区拨付经费,要他们尽快搞出点动作来。
陈恭澍只好硬着头皮上。
搞了一段时间后,虽然打进去几个小特务,但广大工人对发动工运不感兴趣。不是说工人失去革命热情了,而是现在处于敌占时期,敌我矛盾是赤裸裸的你死我活关系,出去搞罢工、示威立即会遭到屠杀。陈恭澍悻悻然不知如何向戴笠交差,好在戴笠过了心血来潮那股劲,也不再过问,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但世上之事往往是做者无心,盯者有意。
军统扩大活动范围后,消息很快传到李士群的特工总部,76号的特工顺藤摸瓜,抓住了军统活动的踪迹。加上前期大规模暗杀日本军人,行动组好几个骨干分子被摸准了行踪。李士群亲自指挥特工进行了大搜捕,一举擒获了上海区第四行动大队副队长万里浪,后者当场叛变。
万里浪在电视剧《潜伏》中曾有过出镜,比起电视剧里的无关紧要,其历史原型无比残酷、无比凶恶,又了无节操。万里浪叛变后当即供出大批军统特工联系点,76号特工根据他提供的信息,破获了上海区一处核心联系点,生擒上海区书记齐庆斌,并在那里得到了区会计的账目表,上面记录着上海区所有特工的账目支出,以及相关活动信息。
76号随即与日警、宪兵发动规模空前的搜捕,日军方面还出动了军队配合,一副大战又将开打的样子。军统局根本无以应付,大部分特工都被抓捕,在绝对的劣势面前,军统人员连反抗都放弃了。
陈恭澍本人提前接到警讯,立即去找齐庆斌商议,结果自投罗网,也成了76号的俘虏。
76号这次大获全胜,把军统局在上海的十个部门、八个行动大队、五个情报组的人员名单全部登报公布,所有抓获人员先劝降,再审训,其中一部分人在王天木等人劝诱下叛变,一部分被关押,少部分坚持不降的骨干分子被屠杀。最后,连陈恭澍都带头叛变,供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情报,76号据此再进行深挖,把军统在上海的老根彻底拔了个干净。
至此,戴笠在上海苦心经营的特工组织全遭破坏,连同上次王天木叛变造成的损失,军统特工损失多达千人。
此事发生在1941年11月,军统势力在上海荡然无存,此后直到抗战胜利,再也没恢复任何情报、暗杀能力。
五、抗日功臣之死
被杀的军统骨干中,不乏刺杀日军的有功之人。
比如我们文首提到的那位死囚蒋安华。蒋安华是上海区第三行动大队队长,在他主持或亲自行动之下,不少日本占领军被击杀。
按照戴笠制定的原则,击杀日本军人要遵循以下原则:
1.以身着军服的单个日本现役军人为格杀对象,不论其军阶高低、官职大小,无须事先奉准或报备,得手便当场干掉。
2.其执行地点,以日军占领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
3.尽可能避免殃及我国居民安全。
蒋安华率第三大队屡屡出击,先后组织了50多次刺杀活动,杀死日本军、警40余人,重伤20余人。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刺杀日本工部局警务处副总监赤木亲之。
赤木亲之,1941年被杀时45岁,日本广岛县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
此人虽不是现役日军,但他自1938年5月起兼任公共租界警务处日籍副总监,实际掌管工部局的警务工作,主要职责就是打击军统,犯下累累血债,多名军统特工栽在他的手上,可以说,是一个凶残的刽子手。所以他虽然不是日本现役军人,还有外交官的身份,军统还是决定对他实施制裁。
负责制裁行动的仍是蒋安华的第三行动大队。组长李正梁(化名李亮),副组长叶东山亲率李德昌、周振芳、俞森林和杨景文等 4 人,前往愚园路埋伏,叶东山担任现场指挥。
此事发生在1941年6月17日。那天赤木亲之和妻子礼子乘车汽车驶至地丰路与愚园路的交叉口处,忽然一辆排子车被早已埋伏于此的杨景文推出,挡住了赤木汽车的去路,汽车被迫刹车停下。
周振芳、俞森林迅速冲到车近前,朝车内开枪,不料赤木的妻子连惊带怕,扑到赤木怀中,枪弹都打在她身上,而未击中赤木的要害。赤木只受了轻伤,此人危急之际爆发出凶蛮本性,冲出车外与特工俞森林扭打起来,其他特工对他又开3枪,击中头部和腹部,赤木这才倒地毙命。
与赤木缠斗的俞森林因抽身稍迟,被特警看见并追上,在百乐门饭店前被抓捕。
赤木是日本人在工部局警务处的最高领导,他的死无疑给了日本占领当局沉重一击。故此案由工部局警务处会同日本上海宪兵队协力办理,对军统上海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
76号对军统第二次大搜捕中,蒋安华的第三行动大队未能幸免,整个大队60多人,只跑了一个人,其余全部被抓。
蒋安华是多次刺杀行动的主持者,日本人对他极为残忍,多次用酷刑折磨他。军统方面动用各种关系,对狱中军统同仁进行营救。大概是打通了周佛海的关系,蒋安华没有被杀。1944年,军统将其营救出狱,但76号特务在日本人授意下,暗中追杀蒋安华,蒋安华不幸罹难。
纵观戴笠在上海区的作为,虽然极大震慑了日本、汪伪,以及社会上一些汉奸分子,但其总体运筹实难说得上有力,刺杀日伪分子付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而且军统上下之间互不信任的状况,在恶劣环境中全部暴露出来,王天木和陈恭澍一夜之间投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戴笠的人品有所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