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范仲淹，我们大多数人熟悉的是他写下的名篇《岳阳楼记》，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是他“不为名相，则为名医”的人生理想，是他为实现人生理想而牵头领导的“庆历新政”。
其实，除此之外，范仲淹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愤青，一个敢于向垂帘太后叫板的谏臣，他曾经在宋仁宗和皇太后刘娥的“帝后之争”中仗义执言，伏阕谏诤，好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范仲淹
在宋朝的帝后中间，刘娥是最有名也是最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刘娥出身不高，她不过是出生于益州（今天的四川）、从小就没了爹娘的孤儿，被好心人收养成人的，后随炼银的工匠龚美到了京师。
《宋史•后妃传》对刘娥的出身记载颇语焉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还在潜邸的宋真宗赵恒机缘巧合，看上了这个随龚美拉风箱炼银子的“外来妹”，后来不但明媒正娶，最后还让她当上了皇后，不得不说，刘娥的经历极有传奇性。
同时，也可以从赵恒在那极为讲究出身的时代，想方设法让这样一个“不知何许人也”的乡下女子最后华丽转身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反观这个“川妹子”的不简单、不平凡处，想必她貌美如花，想必她善解人意，想必她冰雪聪明，想必她智慧通达。
总之，刘娥深满赵恒之意。即便是在刘娥没有生育能力的情况下，刘恒还让其他妃嫔所生的儿子过继给刘娥为嗣子，这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赵祯。1022年3月23日，宋真宗因病去世，赵祯顺利继位，是为宋仁宗。
由于仁宗年仅十三岁，少年天子，少不更事，因此，宋真宗临终留下遗诏说：
“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
于是，刘娥由皇后变成了皇太后，垂帘听政，大权独揽。
宋仁宗继位第二年，按惯例更改年号，是为天圣。这个天圣年号一用就是十年，从1023年到1032年。
宋仁宗一年年长大，但在刘娥的眼里却还是个孩子，不足以统揽大局、经纬天下，毫无撤帘交权的征兆。
而大臣们眼里的仁宗一天天在长大、在成熟，却仍然大事不能断、小事断不得，无法亲政，非常着急。
清平乐宋仁宗
宋人田况《儒林公议》载：
“天圣中，明肃太后（刘娥）垂帘渐久，阉宦用事，竞欲过尊母闱以徼权宠，上（指皇上宋仁宗）势孤弱，中外疑之。”
这可是“儒林公议”，一句“明肃太后垂帘渐久”和“上势孤弱，中外疑之”，道尽了当时公卿士大夫群体的集体担忧和焦虑。
就在这种情绪滋蔓中，范仲淹以其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
“七年冬，仗（朝会之仗）前诏：至日，皇帝率百僚上太后寿。”（《儒林公议》）
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冬至将至，照例举行朝贺礼，朝廷因此发出通知，是日仁宗将率百官上皇太后寿。
清平乐范仲淹
这道旨意安排，自然是仁宗的名义，当然也是刘太后的期许，甚或还是某些“以徼权宠”者的撺掇。在一个按部就班、唯唯诺诺的朝臣看来，这是作为儿子的仁宗在献孝心、作表率，无须大惊小怪，届时按品级入列出席仪式即可。
但天生有政治敏感且忧心于“一天二日”“帝后不分”的范仲淹却看出了里面的“玄机”。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义不正当的话，道理就没法讲通；道理讲不通，事情就办不成。
所谓名义，是做事的依据。“君权神授”，皇帝是国家元首，万乘之尊，代天牧民，在天下臣工和百姓眼里，是除天地外在人世间至高无上的。
那么，“皇帝率百僚上太后寿”，是要证明皇权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力呢？还是要证明“皇帝孝母”呢？如果是“皇帝孝母”，则皇帝应该率皇族在刘太后面前行家人礼，以彰显母慈子孝；如果率百官，那么所要拜的就非母后，而只能是天地了。
因此，范仲淹认为这一安排，混淆了家礼与国礼。
这一年，范仲淹刚刚而立之年，职务不过一“管理供进皇帝阅读书籍”的小小秘阁校理，位实在低，言实在轻。
但范仲淹位低不忘忧国，言轻也要发声，为此，他特上《谏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后寿奏》之奏疏，以“王者尊称，仪法配天”为由，认为“皇帝率百僚上太后寿”，“于礼不顺”，无疑将“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皇帝向太后上寿，则“于闺掖以家人承颜之礼行之可也。”
这一奏疏直接到了刘太后手上，“太后不怿”，尤其“于礼不顺”和“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的话，直把她气得半死，这不光是冲撞，更是犯上。
盛怒中，她命宦官将范仲淹的奏章直接交给政府，意思是让宰相们看看你们用的是什么官，这官说的是什么话，看看你们如何处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官……光火之下颇有些耍权弄威的意气。
范仲淹此举以及刘太后之怒，吓坏了一个大臣，谁？晏殊，时任资政殿学士、兵部侍郎。为何？因为他是范仲淹的老师，公认最欣赏范仲淹的资深大臣，且多次向刘太后推荐他，他此时所任秘阁校理之职，就是晏殊举荐的。
清平乐晏殊
范仲淹犯颜直谏，冲撞此时大宋的实际掌权者，让晏殊不禁汗涔涔起来，耿耿之下火急火燎把范仲淹叫到自己府上，以恨铁不成钢的语气严厉批评道：
“尔岂忧国之人哉？众或议尔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
意思是你忧国是假，邀名是真！这“大帽子”扣得真是吓煞人。范仲淹向老师解释自己的动机，晏殊不听，说不要强词夺理。
回去之后，范仲淹左思右想，因担心“搢绅先生诮公（晏殊）之失”，无面目跻身于老师门墙，特连夜奋笔疾书写下《上资政晏侍郎书》，给老师写了一封信，坦陈自己：
“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明言自己：“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
然后针对老师所谓的“好奇”说：
“若以某好奇为过，则伊尹负鼎，太公直钩，仲尼却侏儒以尊鲁，夷吾就缧绁而霸齐，蔺相如夺璧于强邻，诸葛亮邀主于敝庐……此前代圣贤，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耳！”
又针对所谓的“邀名”说：
“若以某邀名为过，则圣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劝……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高，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某患邀之未至耳！”
而且，范仲淹在此信中将自己反对仁宗率百官上太后寿解释得十分明白深刻：
“一人与亲王皇族上寿于内，则母子之义亲，君臣之礼异。与百僚上寿于外，是行君臣之礼，非敦母子之义。”
母子君臣各安其位，各尽其礼，这才真正是“合情合礼”之举，其结果：“实无减皇太后尊崇之威，又足存皇帝贵高之体。”
晏殊阅后，不知作何感想。
其实，晏殊之所以急着把范仲淹叫去斥责，目的不过是为了避免引火烧身，他当时也明白对范仲淹说：
“苟率易不已，无乃为举者之累乎？”
怕受牵连嘛。
连老师都是这种态度，其他遑论，范仲淹这道奏疏，果然石沉大海。
范仲淹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懂投机取巧，不知趋利避害，他曾在《灵鸟赋》一文中慨然言志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要说的话，不会因为“太后不怿”的威严而闭口，也不会因为执政的暧昧而噤声。
前章意未尽，接着又上疏。
天圣八年（1030），仁宗年已弱冠，二十岁都满了，刘太后却依然恋恋于“一帘之下万人之上”而无丝毫还政于仁宗的迹象，范仲淹见此，在上次上疏不过数月之后，又直接向刘太后上了一道《乞太后还政奏》，毫不讳言说仁宗“春秋已盛”，请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
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一道奏章，如同一道挑战最高权力的炸雷，在刘太后处引发雷霆震怒，然后又波及中枢，百官哗然。最后，刘太后在反复权衡挣扎之下虽然没有举起屠刀，但这样的目无尊长的官是万万不能留在阙下了，于是将范仲淹贬至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让你鞭长莫及，狮吼无门。
范仲淹就这样心灰意冷地离开了朝廷，走上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贬谪之途。
这次贬谪，不过是范仲淹仕途坎坷的一个开端，但其立朝谋国的态度和理想，已初见端倪。后来，范仲淹仕宦浮沉数十年，曾为州郡官长，曾为边将，曾为执政，用金人元好问的话说是：“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始终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穷其一生，奋斗不已，是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的一代宗臣，成为了士大夫争相赞颂的楷模。
南宋朱熹评价范仲淹道：“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可谓深得其精神气质的精准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