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多山，珞珈独秀，而在珞珈山上，也有一座让无数莘莘学子心向往之的地方，那就是武汉大学。

作为武汉大学的首位正式校长，王世杰可以说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创办了如今的武汉大学。

不过，这位在教育界立下了功勋的大学校长，却在内战中主张亲美反苏，选择和蒋介石站在一起，最终自然也被迫和国民党一起败退台湾。

那么，晚年的王世杰，又曾经在台湾度过了怎样的生活呢？

一，东湖之畔的武汉大学“首位校长”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预备在原本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栋新的大学，名为国立武汉大学。

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的王世杰就这样被南京政府选中，成为国立武汉大学的校长。

其实，早在1920年，获得了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王世杰在一回国，就接到了蔡元培的邀请，前往北京大学担任起了法律系的教授。

由于上课的时候引经据典，内容翔实，王世杰受到了不少学生的好评。

更是在第二年一跃升任了法律系的主任，并且和胡适等人一起对北大的校务校规进行了革新。

这是王世杰在教育界里第一次崭露头角。

在这之后，王世杰曾经过和友人一起开办报刊《现代评论》，并且还尝试从政，在蒋介石的门下依次担任过立法委员、法制局长、政务委员、教育厅厅长等职务。

不过，在筹备国立武汉大学的初期，王世杰其实并不是校长的第一候选人。

当时，王世杰正在国外担任海牙公断院公断员，而国民党湖北教育厅的厅长推荐的校长人选则是李四光。

只是，李四光正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并不愿意另谋他去。

所以婉言谢绝了这一邀请，南京政府甄选再三，才让王世杰来顶上了这一位子。

1929年5月，王世杰正式上任。

在武汉老东厂口的演讲上，王世杰说出了武汉大学的最初规划：“要办，就要办一所有崇高理想和一流水准的大学……计划十年之后，学生人数能达到万人。”

为此，他把南京政府原本规划的四个学院改成了六个，增加了农学和医学，为广大莘莘学子打开了新的道路。

然而，政府当时为武汉大学准备的东厂口面积只有40余亩，无法容纳下王世杰的这个理想。

为了实现理想，王世杰亲自在武汉四处考察、选址。

最终，他选定了珞珈山一带将近3000多亩的地区，作为新的校区地址。

只不过，新校区刚刚动工，就面临了新的难题：3000多亩地里有着不少人家的祖坟。

在中国封建传统的思想中，迁坟移地是一个极大的事情。

老百姓不惜为此和学校工人们起了争执，甚至去信给国民党的湖北省政府，言辞激烈，明确要求政府“另择校址”。

甚至还列出了王世杰修学校的“八大罪状”，造谣他“虚糜国帑”，中饱私囊。

还放狠话说，如果王世杰敢挖他们的祖坟，他们就不能保证王世杰的安全。

其实，建造新国立武汉大学的资金，大多都来自于王世杰东奔西跑筹措而来。

他甚至从武汉跑去上海，面见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几经周折，才获得了分期付款的75万银元；

而后，王世杰又去和湖北省政府，“求”来了另外75万银元。

因此，面对百姓的指责，王世杰毫不退让，据理力争。

甚至再次去电求助于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得到了一份写着“剀切晓谕，勿任阻挠”的训令做护身符。

在收到训令后，湖北省政府派员镇压，这才让王世杰的校区建设工作得以顺利地继续了下去。

整个工程从1930年开工，王世杰负责前面一直到1933年的“一期工程”。

这其中包括了文理双学院、男生宿舍、餐厅等等一共18栋楼的内容。

为了整体的学校设计臻于完美，王世杰还特地请来了当时在上海、专门研究中国建筑的美国建筑师凯尔斯，为武汉大学设计了如今这个依山傍水的如画风景。

对于武汉大学的成功创立和过程中的一点一滴，王世杰始终感到格外骄傲。

直到晚年，萧瑟客居在台湾的王世杰还请人篆刻了一方“东湖长”的图章，并且时常用这枚图章记录自己收藏的字画。

不仅如此，王世杰还在遗嘱中留下了这份念想：“以后为我立碑时，只需刻上‘前立武汉大学校长雪艇先生之墓’即可。”

这里面的“雪艇”，正是王世杰的小字……

二，抗战时期，从教育部长到外交部长

1933年，王世杰收到了蒋介石的再三邀请，希望他能够来国民政府，出任外交部长。

在王世杰以“立志办教育”为理由拒绝后，蒋介石“曲线救国”，又提出让王世杰来担任教育部长。

并且说道：“你既然要立志办教育，那我就请你来办全国的教育。这不比一个武汉大学更能做出贡献吗？”

蒋介石的热情让王世杰无法拒绝，最终接任了教育部长一职。

在离开武汉大学时，王世杰依依不舍地看完了整所学校，并且说道：“无论现在或将来，无论兄弟在校或不在校……都须继续努力。本校今后如果有遇到任何艰难困苦，是离校者与在校同仁当共同肩负的责任。”

在离开武汉大学后，王世杰又在教育界的历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1933年4月到1938年1月的五年中，王世杰付出了不懈努力，推动了全国范围内标点符号和汉语的统一；

同时，他还督促各大学做好内迁准备，使得七七事变后，不少大学得以迅速复课；另外，他也督促故宫博物院内迁了大部分文物，让许多珍贵文物免遭炮火的损毁。

随着日寇的逐步侵略，1938年秋季，武汉危矣，城内城外都笼罩在一片惶惶当中。

在国民党的政要高层纷纷撤往重庆的紧要时刻，王世杰却独身一人登上了珞珈山。

当时，为了保护学校师生，武汉大学也早已经西迁到了四川乐山。

当王世杰站在珞珈山顶上，低头俯视着下面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才建成的武汉大学。

联想到如今的惨淡经营，甚至连校舍都即将落入日寇之手，王世杰不由得潸然泪下，“久久不愿离开”。

撤离到重庆后的同时，蒋介石还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军事参事室，并且任命王世杰担任参事室主任一职。

这个部门尽管听起来十分不起眼，办公处也只是在重庆桂花街的一个小院子里。

然而，这其实是一个“实权极大”的部门。

无论是外交、财经，还是国共关系、战后复员等事情，军事参事室全部都负责出谋划策，多少有点“包罗万象”。

在后来记载中，外交家顾维钧曾经评价王世杰是一个“很谨慎又认真的人”。

在这位曾经参加过巴黎和会的外交人员的眼中，王世杰的外交经验“非常不足”。

但是他却胜在能够轻松理解蒋介石在外交上提出的看法和意图，并且能够顺着蒋介石的思路提出各种建议，因此颇受蒋介石的赏识。

因此，在1945年7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王世杰代替宋子文出任国民党的外交部长。

在这之后，他陆续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包括《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内的六十多份公文——时隔12年，王世杰还是被蒋介石推到了外交部长的职位上……

三，晚年的思乡岁月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诡计多端的蒋介石为了留出时间准备内战，连发三道电报，邀请毛泽东等人来到重庆，签下了《双十协定》。

而在国民党方的签字代表团中，王世杰赫然在列。

可是，在《双十协定》签署不过三天，蒋介石就在国民党内部下达了“剿除共匪”的密令。

作为真正支持双十协定的王世杰，收到这条密令后忍不住长叹一声，但却无力反抗。

1948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宣布下野。

王世杰跟随辞去了政务委员和外交部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一起退到了台湾。

自此再也没能有机会踏上故乡的土地。

在建国后，王世杰自知很有可能再也无法返回让他牵肠挂肚的那个武汉大学，便提议在台湾再办一个“国立武汉大学”。

可是，这个建议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否定了。

理由是：“禁止以大陆地名为台湾大学的名称。”

王世杰再三申请不过，只得悻悻作罢。

1950年初，蒋在台湾开始策划复职，将王世杰再一次卷入政治漩涡。

虽然王世杰多次拒绝蒋介石的委任，但还是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后因政治见解不同，又被蒋介石免职。

其实，比起在政治上“站错队”和打压异己，在教育上，王世杰一直主张开放而自由的学习环境。

早年间他还在武汉大学主持工作时，对于招聘进来的教授和老师，王世杰一直主张兼容并包，并不拘泥于国民党员的身份。

正是因此，武汉大学“校风活泼”，更是出了不少后来鼎鼎大名的人才，例如闻一多、叶圣陶、朱光潜、吴其昌……等等等等。

而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少大学生走上街头，呼吁政府积极抗日。

当时的湖北省政府为了阻挠学生，逮捕了不少青年人。

王世杰听说后，主动找当时的政府主席何成浚交涉，敦促他提前安全释放学生，并且放行了两三百学生抵达南京参与游行。

在王世杰儿女们的记忆里，晚年的王世杰对于大陆的思念愈来愈重。

退休后的他，经常在自家院子里读苏东坡的诗词。

尤其是苏东坡的《西江月》，王世杰每每读起来，都感慨完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而在读到《定风波》里的那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时，王世杰常常独自站在院中，长叹一声，而后潸然泪下。

1980年，王世杰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弱。

在一次手术后，亲友儿女劝他前往美国进行疗养，然而王世杰却拒绝了：“台湾，总归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我就算死，也要灰留孤岛。在将来，也许有一阵风能把我送回故乡，这样，我也能含笑九泉了。”

1981年4月，王世杰由于病情加重，在台北病逝，享年90岁。

直到临终前，王世杰还在拉着儿女的手，殷殷地嘱托他们未来一定要回到自己崇阳的故乡，为父老乡亲们“做点好事”。

直到看着儿女们的点头，王世杰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年轻的时候，作为学者文人的王世杰就酷爱收藏各种名人字画，其中有不少珍品，例如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八大山人等人的真迹。

在晚年思乡时，王世杰更是再三提起，自己毕生所罗列的这些文物，等百年之后要全数捐给武汉大学。

只是可惜的是，在他真正故去后，他的子女将这些珍品全数捐献给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不过，在1985年，王世杰的亲友们还是遵照遗愿，向湖北崇阳捐款修建了一个水井；

除此之外，王世杰的女儿们还在崇阳捐献了一栋“雪艇图书馆”，代替王世杰，为故乡的文化发展添砖加瓦。

五，结语

作为国民党的“一把手”，蒋介石的亲信幕僚，王世杰身上所背负的罪行不少。然而，作为武汉大学的首位校长，王世杰可以说呕心沥血，为中国建起了一栋兼容并包的优秀大学。

在教育方面上，王世杰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和对武汉大学的深厚情感，无疑是值得我们肯定并且为之纪念的。

如今，东湖之畔的武汉校园里，也立起了王世杰的石像。

这位在晚年仍然对国立武汉大学魂牵梦萦的首位校长，终于可以笑看莘莘学子在和平安定的新中国里求学、成长，看着优秀的他们为祖国的发展与壮大，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又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