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上别人了。”梁启超写信对妻子李蕙仙说。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避免被朝廷捕杀,领导变法的梁启超逃到日本。
妻子李蕙仙、一家老小,被梁启超撇在国内,处境凶险。
李蕙仙当机立断,带着全家逃往澳门,才躲过一劫。
梁启超有名气,却没什么钱,生活拮据,李蕙仙几乎事事亲躬,洗衣做饭,洒扫缝补,以一己之力,撑起全家人的生活。
再辛苦,李慧仙都很少顾惜自己,满心牵挂着在外流亡的丈夫,担心他吃不好,穿不暖。
她天天盼着丈夫来信,渴望他的消息,见不到他的面,看看他字迹,闻一闻书信上残留的,他的味道,也能聊慰相思。
那段不知丈夫是否平安的日子,李蕙仙度日如年。
眼下她终于得偿所愿,收到了丈夫的来信,打开来,读到的却是丈夫的出轨消息。
一声响雷在脑袋里炸开,李蕙仙差点昏厥。
愤怒、委屈、害怕、平静,她很快完成了一连串情绪的梳理,回归理智。
该怎么回答呢?怎么才能让他收心呢?
李蕙仙拿着丈夫的来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恍惚地陷入回忆。
一、坚定的选择
梁启超自幼聪明,饱读诗书,为了科举考试,苦练八股文。
他的努力,早早地得到了回报,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年纪轻轻,成就如此之人,凤毛麟角。
中举那一年,梁启超春风得意,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前途无量的好苗子。
李慧仙的哥哥李端棻是乡试的考官,他非常欣赏梁启超,对他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甚为认同。
跟梁启超接触下来,发现他相貌端正,人品贵重,李端棻于是把妹妹李蕙仙介绍给他。
父兄都是高官,李蕙仙是名副其实的京城大家闺秀,以她的出身,本是不愁嫁的。
但她饱读诗书,接受了许多新思想,封建守旧的纨绔子弟,压根看不上。
在择偶上,李蕙仙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因此蹉跎了许多年华,二十一岁,还待字闺中。
二十一岁还没嫁人,于当下而言没什么问题,但在当时已经算得上是高龄剩女。
世俗的眼光,父母的催促,都没有让李蕙仙妥协,她坚守本心,等待着她的意中人。
遇见梁启超的那一刻,李蕙仙晦暗的世界,被照亮了。
这青年,不光棱角分明,英气逼人,身形高挑,气质卓然,生就一副好样貌,还腹有诗书,谈吐不凡。
他忧国忧民,胸怀报复,谈起当下乱糟糟的时局,很有自己的见解。
光是听着他说话,李蕙仙眼里,就不知不觉有了光。
李蕙仙比梁启超大四岁,但梁启超并不介意,两人相见甚欢,亲事很快定了下来。
许是想要再往上攀一个台阶,让自己配得上千金小姐,梁启超不久又参加会试,但没有考中。
会试落榜的梁启超,是不符合李家父兄对他的期望的。
他们之所以招他为婿,不止于欣赏他的才华,还在赌他的前途。期望他能高中,在朝廷获得一席之地,与李家相辅相成,发扬家业。
落第的梁启超,对于李家而言,没有任何价值。按照封建大家长的思路,亲事还没办,定是要退掉的。
李蕙仙不肯,她对梁启超的喜欢,不掺杂任何功利的想法,即便要吃苦受穷,她还是义无反顾的嫁给了他。
婚后京城大小姐李蕙仙跟梁启超回到了广东农村。
农村的偏僻荒凉和京城的繁华似锦形对比鲜明,李蕙仙颇为不习惯。但无论走泥土路脏了鞋袜,还是被蚊子叮得红肿,她都笑呵呵忍着,从不抱怨。
普通农家生活跟在京城做大小姐,也不一样。
李蕙仙不仅没人伺候,还要伺候别人,除了洗手做羹汤,还要下地干农活。
自幼娇生惯养的李蕙仙,任劳任怨,从零学起,逐渐担起主妇的职责。
辛苦的劳作既没有让她后悔,也没有让她退缩,每天能见到丈夫,她就很开心。
梁启超不问家务,埋头读书,收入有限,李蕙仙从不强迫丈夫赚钱养家,甚至卖掉嫁妆,给丈夫买书。
封建社会体系里,彩礼和嫁妆,基本持平,彩礼归女方娘家,嫁妆由女方带到婆家,自行保管。
但这并不意味着,嫁妆是女方的私人财产,通常来讲,女方会在男方家庭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拿出嫁妆来救急。
这是女子在婆家立威,提升地位的方法。
所以用嫁妆补贴丈夫这件事,是很常见的,不能因此说,李蕙仙多大方,多贤惠。
但李蕙仙肯花钱给梁启超买书,而不是拘泥于买柴米油盐,的确是比大多数封建女性更有气量。
没有李蕙仙,没有用嫁妆换来的书,梁启超很难取得日后的成就。
义无反顾的爱情,常出现在戏文里、小说里,却很少出现在现实里。
现实里的爱情,常常要权衡利弊,寻求利好的最优解。
梁启超出身贫寒,会试不中,相当于失去了跨越阶层的唯一机会。
李慧仙嫁给他,意味着阶层下迁,也意味着物质上贫苦,身体上劳苦。
她在婚姻之初坚持选择,已实属不易;在遇到重重困难后,仍能够不反悔、不抱怨,保持初心,更是难能可贵。
李蕙仙的择偶观,放到今天,也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她没有把经济基础、社会地位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是增加人品、学识、潜力等维度,去考量男性。
这样的择偶观,不仅能让她挑到更可靠的伴侣,也能一定程度,改善社会风气。
女子多维度地考量男人,男人才不会局限地追名逐利,更愿意读书修身,为国家命运、百姓生计,奔走呐喊。
李慧仙不离不弃,默默支撑,是梁启超成为爱国志士的重要条件。
落第后,梁启超开始接触西学,师从康有为学习先进思想。
1895年,清政府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梁等人联合上千名读书人给光绪帝上折子。
要求光绪帝实施变法拯救国家,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此后,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梁启超担任主笔,写下很多言辞激昂的爱国文章。
也是这一时期,梁启超积累了大量名气,成为著名的革命人士,走上政坛。
1989年,梁启超参与了“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得罪了慈禧,成为朝廷头号钦犯。
许多共同变法的伙伴被砍了头,为了活下去,梁启超只身逃往日本。
一大家子人都抛给了李慧仙。
抓不到梁启超,衙役便到梁家去抓其亲属,一般的女人,见了这阵仗,要么哭天抢地,要么哆哆嗦嗦,话都说不利索。
李慧仙却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挡在一家人前面,镇定地跟衙役交涉。
她对来势汹汹的衙役说了一番话,这番话有三层意思:
一,梁启超一人做事一人当,没有连累老人、孩子的道理;
二,你们这些官差也有老娘、老爹、儿子、闺女,请你们换位思考;
三,如果你们非要抓人,那就抓我吧,别难为老人、孩子。
一番话,掷地有声,柔中带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衙役思量再三离开了梁家,没有抓捕任何人。
衙役走后,李慧仙没有放松警惕,她凭借聪明的头脑,断定安全只是暂时的,如果留在原地,迟早要遭殃。
以最快的速度,带着家人逃到澳门。
身在国外的梁启超得知李蕙仙保护了全家,并看准机会,带家人逃到了安全的地方,对她既感激又赞赏。
但这份感激,并却没能阻挡梁启超对别的女人动心。
二、七年之痒
梁启超的逃亡生活,并不似李蕙仙想象的那般辛苦。
逃到日本后,梁启超不遗余力的宣传保皇思想,大概就是现在英国那样,有个绣花皇室的政治体系。
受康有为邀请,梁启超辗转到美国檀香山演讲。
梁启超的一个粉丝,一位华裔商人,为了帮助他传播思想,举办了多场汇集商、政名流的宴会,供梁启超结实人脉、发表演讲、宣传思想。
受父亲的影响,商人的女儿何蕙珍也是梁启超的粉丝。
梁启超的著作,何蕙珍都反复阅读,了然于心。
她深深地认同梁启超的观点,视梁启超为伟人。
何蕙珍二十岁,青春靓丽,面容姣好,身材玲珑,被这样的女孩子眼里有光地看着,哪个男人都会动心。
梁启超也不能免俗。
梁启超不会英语,那段时间他到处演讲,何慧珍做翻译,两个人几乎形影不离。
天时地利人和,爱情的火花在一次又一次的眼神碰撞、肢体擦碰之间迸发。
梁启超鼓吹新法同时,提倡一夫一妻制,公然娶小妾无异于当众打自己的脸,一开始并没有想捅破暧昧的窗户纸。
何蕙珍从小在美国长大,热情奔放,主动大胆,不顾一切地向梁启超表白,表示不介意做妾。
女孩的主动和让步,让梁启超迷失了心智,头脑昏聩,把心思写进家书寄给了妻子。
梁启超的来信,李蕙仙乍看气得浑身颤抖。
对于封建传统女性而言,丈夫出轨,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是致命的侮辱和打击。
封建体制下,女性不懂得经营感情,不懂得经营自己,她们把身心奉献给家庭,没有任何保留。
丈夫是天,是她们的一切,丈夫爱上别人,等同于天塌了。
李慧仙们常年居家,每天每天重复琐碎的家务,庸庸碌碌,无法从自身获得价值感,只能从家庭和丈夫身上寻求。
公婆喜欢,七大姑八大姨夸赞,儿女有出息,丈夫疼爱,都是她们的工作成绩,是她们人生价值的体现。
丈夫有了新欢,对李蕙仙们而言,不只是婚姻失败,也是人生价值的崩塌。
岁月流逝,容颜老去,丈夫爱上年轻貌美的新人,李蕙仙们除了愤怒,还有深深的自卑。
连她们自己也认为,没有好看的皮囊,她们对丈夫而言,就应该是没有价值的。
李慧仙读过些书,算是个明事理的女人,有些事情上,的确比当时的女人思想先进。
但在处理丈夫出轨这件事上,她没能跳出封建女人的思维模式。
李蕙仙琢磨来琢磨去,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如下:
你不是女子,我自然不能要求你从一而终。如果你真的喜欢何蕙珍,那我就禀明父亲大人,让他为你们做主,成全你们。如果真的像你信中所写那样,就不要记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说白了就是,你要纳妾我没意见,但你得先过你爹那一关。
可梁启超过得了他爹那一关吗?
过不了。
梁启超常年在外,其亲爹和后妈,甚至弟弟妹妹,都是李蕙仙照顾。他做出对不起李蕙仙的事,他爹一定不会答应。
梁启超之流政客,都注重名声,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亘古推崇的孝道,他们万不敢违背。
梁启超的爹身体不好,一旦他因纳妾之事气大伤身,甚至去世,那梁启超不孝的恶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看到李慧仙的回信,梁启超瞬间清醒,果断拒绝了何蕙珍的追求。
倒不是良心发现,想到了妻子的好,主要是为自身政治生涯着想。
李蕙仙处理问题的方式,如果用封建视角评判,必须打满分。
干净利落,审时度势,不哭不闹,既没撕破脸,又留住了丈夫。
如果用现代女性的视角审视,则不及格,甚至可悲。
李慧仙读过许多书,办过《女学报》,倡导女性解放,创办上海女子学堂任校长,鼓励女人接受教育。
但这些都没能改变,她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刻画出的刻板女性形象。
她和那些没读过什么书的传统小脚女人一样,把自身命运,牢牢地跟家庭、丈夫捆绑在一起。
聪明、坚强、能干,但没有自我。
丈夫出轨,她没有首先关注自身,关心自己有没有受到伤害,愿不愿意原谅他,能不能继续跟他过日子。
而只是考虑,怎样留住丈夫,保住女主人的地位。
何蕙珍事件后,李蕙仙做了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她从娘家领了一个丫头王来喜回来,给梁启超做通房。
同样是女人,为什么李蕙仙能容得下王来喜,容不下何蕙珍呢?
王来喜出身贫苦,没有娘家背景,大字不识几个,没法与梁启超产生心灵共鸣。
说白了,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工具,调和夫妻关系的玩偶。
何蕙珍不止有年轻的身体,还有智慧的头脑,梁启超对她有欣赏,有共鸣,是货真价实的爱情。
李慧仙长相一般又上了年纪,外貌上跟小自己十岁的何慧珍,相差悬殊。
她跟梁启超结婚多年,早就过了感情蜜月期,一旦何蕙珍进门,丈夫的人和心,就都会被抢走。
再者,何蕙珍娘家背景不容小觑,又是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不可能听李蕙仙的话。
更重要的是,梁启超跟何蕙珍相识时,李慧仙膝下无子女,这一短板在封建女性看来是致命的。
一旦何蕙珍抢先生下一儿半女,李慧仙就会更加有危机感。
封建女性李蕙仙们,通常能够接受跟别的女人共享丈夫,但她们十分在意女主人的地位和权威。
所以李蕙仙宁可主动把对她不构成威胁的王来喜领回家,也不会让何蕙珍进门。
时代造人,李蕙仙再聪明,也没能跳出时代的局限,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