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文学：“泛文学”时代的危机与变革

一、从“终结”到“泛化”

今天的中国文学，已进入“泛文学”时代，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从新世纪初期到现在，这一话题不时被提起，但从未引向深入，那些重量级评论家很少发声。事实上，泛文学现象在表面的扩张、推进的情势下，已逐渐显露出种种问题、弊端，它不仅困扰着高雅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现代文化的建构。只是在一片日新月异、高歌猛进的文化热潮中，我们被裹挟前行，没有意识到这一现象、潮流的潜在意义和后果。

20年前，美国文论家J·希利斯·米勒，在中国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章，借德里达有关论述，宣示了他的“文学终结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 [1]这一论断在中国文坛引起一场“地震”。有人无奈赞成，有人激烈反对。钱中文先生曾反驳说：“终结的只是某种文学思潮､某种文学体裁､某种文学形式的消失､转换与更迭，而不是文学自身的终结。”[2]与此同时，关于“泛文学”的讨论，却一直没有形成热点。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文学的变迁、泛化、衰微，引发了文学终结论的产生。而文学终结论的喧嚣，又证实了文学时代的“不复存在”。但学界热衷的是那个预言式的结论，而把事实和过程给忽略掉了。20年时间过去了，历史证明，文学的时代确乎过去了，但文学本身并没有终结。那种头顶光环、代表至高价值的高雅文学，被各种各样的潮流所淹没，被边缘化；而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审美，却渗透在各种通俗文化、艺术之中。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学，成为新世纪的浩荡潮流。

文学在走向“泛文学”的历程中，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告别“革命”，走进“市场”，融入整个世界格局和发展大潮中。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关键的文明转型期，即从传统的农业文明与文化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与文化的转型。这一转型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历经一百五十多年，由慢速、中速、快速，提升到1990年代的加速转型期。内在的诉求、驱动，外在的刺激、逼迫，把中国推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中国的社会体制、国情民情，自然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但在许多领域，已与世界接轨、相连相通。有些地域还处在较不发达状态，有些区域则已进入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而在思想、精神领域，传统、现代、后现代，更是错综混沌、此消彼长。全球化浪潮席卷着每一个国家，或许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会逐渐消除差别，实现一体化；但在政治、文化、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部分，则会在交流、融合中，发生更多的博弈、碰撞。而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又会在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共生中，形成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抗、渗透。

中国的现代文化、大众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舞台上，像野草一样蓬勃地生长起来。在当下，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同时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不仅仅由知识分子去创造，同时也由广大民众去共造；不仅仅是传统的，更是现代的、后现代的。正如美国文学理论家詹明信所说：“文化横扫社会领域，极速扩张着自己的地盘。可以说，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从经济价值和国家权力，到各种实践，再到自我的心理结构，都已在某种既原始又非权威的意义上被纳入了‘文化’的范畴。”[3]

当下中国的文化已经由过去同一性的主导文化，分流成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等多种形态与类型。自然，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单纯的、一色的，特别是在今天，文化的借鉴、融合已成为一种常态。但每一种文化，又都有自己的立场、倾向，这又是不容忽视的。而在这多种文化类型中，大众文化又与其他文化“结盟”，成为一种潮流性文化。但这里的大众文化概念，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概念迥然不同。既往的大众文化指的是那种政治支配下，为动员和鼓舞人民而创造的通俗易懂的文化作品。而现在的大众文化，正如文学理论家王一川给出的定义：“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4] 大众文化概念的内涵之变，让人恍如隔世，感慨系之。我们曾经历过没有书读，没有文化活动的荒芜岁月，今天大众文化变得如此丰富多彩、喜闻乐见，自然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但事实上，这种普及化、泛滥化的大众文化，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西方学者早已对这种现代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评论。一种是肯定性立场。如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等，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民众为自己创造的东西，对民众、对社会都有积极意义。另一种是否定性立场，如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等，他们认为资本控制下的大众文化，把人都塑造成了无个性的人，把人物化了、异化了。两种观点都有合理性、都有深广影响，但却难分谁对谁错。在中国，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虽已起步，也有成果，但却仅仅局限在学术圈。

文学是文化中最活跃、最纯粹、最受读者喜爱的一部分。它根植于文化“厚土”，因此与文化息息相通。多元共存的文化又滋养了多种多样的文学。政治主导文化产生了主导文学或称主流文学，精英高雅文化孕育了高雅文学或称纯文学，民间草根文化生长了民间文学，大众文化衍生了大众文学或称通俗文学。其中大众文学凭借资本的力量、市场的操作、现代传媒平台，一方坐大，成为整个文学中的一种主潮。新时期逐渐形成了主导文学、精英文学、民间文学的“三分天下”。而从1990年代开始，大众文学异军崛起，构成了“四分天下”。其数量、气势、规模，已远远超过了其他几种文学。几种文学类型之间，形成了一种既分流、又交融、亦博弈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主导文学、高雅文学要借助大众文学的招牌，彰显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大众文学要汲纳二者的内容与形式，充实丰富自身。民间文学要搭乘大众文学走向广大世界，大众文学要借鉴民间文学增添底层的“地气”。矛盾、博弈也在交融中进行，高雅文学、主导文学在不断地抵制、批判大众文学的功利性、商业性；而大众文学也在持续地批评、责难高雅文学及主导文学的边缘化、无市场。

历史证明，文学并未“终结”或“不复存在”。但文学确实发生了巨变，不再“唯我独尊”，衰弱了、边缘了、泛化了，这似乎可以称为文学时代的“终结”。但泛化之后的文学却以另一种形态出现，在大众文学的领土上郁郁葱葱地滋长出来。中国的大众文学，近二三十年来有了膨胀式的发展。言情文学、青春文学、职场文学、校园文学、历史文学、科幻文学、武侠文学、侦探文学、奇幻文学、盗墓文学、网络文学…… 这林林总总的文学，绝大部分是小说文体，也有纪实文学、散文随笔，有的是纸质文本，有的是电子文本。有些类型，如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在现代文学中就有了；有些类型，如职场小说、奇幻小说、网络小说等则是199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这些大众文学，自觉地汲纳高雅文学的思想、精神与表现形式，使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有了一定提升。譬如二月河的清朝帝王系列小说，在历史叙事中融入了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尽管遭到不少人质疑，但在历史小说创作上有重要突破。譬如刘慈欣的《三体》等科幻小说，在科幻创作中融入了现代科技的前沿思想、天体物理知识以及纯文学的表现方法，使他的科幻小说走向了世界。一种大众通俗文学，只要写到某种极致，同样可以抵达乃至超越高雅文学的高度。大众文学顺应了广大民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传播了某些纯正的思想文化理念，自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它是在功利化、商品化的模式与程序下生产的，其作品中也蕴含了许多落后的、庸俗的、腐朽的思想价值观念。对于后者，我们需要特别地警惕、批判。

2019年3月27日，《文艺报》发表了一篇由纳杨等采写的《文学阅读新样态观察》，作者就“新浪网你最喜爱的作家”投票活动，北京开卷信息公司“畅销书排行榜”发布，进行了综合分析，两个榜单中位列前茅的作家，都是文学界、学术界陌生的，如南派三叔、唐家三少、张嘉佳、陆琪、蝴蝶蓝等，均为通俗文学作家。而纯文学作家中的莫言、贾平凹、余华、严歌苓、周国平等，排名在后，得票甚少。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到，当前文学创作和阅读存在着‘泛文学’现象。文学的‘泛化’，不再仅仅指向文学书写、创作方面，也体现在公众阅读的接受、期待、需求等方面。在当下文化生活中，这种‘泛文学’的文学样态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5]

二、“泛文学”背后的危机

所谓“泛文学”，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方面是文学的思想、精神、形态、意境特别是语言，在大众文化中的扩散。譬如流行音乐充分发挥了诗的意境和描述，电视连续剧借鉴了小说花样翻新的故事编织，各种畅销书灵活运用了文学文体和写作手段；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商品广告中，大量移植了文学性的意境、细节、情节、语言，把文学的方法与手法，进行了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文化和艺术形态，在消费文化的强势流行，现代传媒和电信网络的迅速普及，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趋众心理的驱动下，已经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如有些评论家所称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文学在整体上已经弱化，但文学的气氛、情调、“部件”却构成了一种无形的世界，我们就沉浸、穿行在这个世界里。另一个方面是纯文学的主题、故事、人物、形式、语言等，在通俗文学中的渗透、强化。中国既往的通俗文学，更多地借鉴中国古典通俗小说、西方通俗小说的模式和套路。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通俗文学，融合更多的现代小说元素，有了全新的发展。譬如言情小说有了更浓厚的现实思想和内容，新编历史题材小说更注重了人物性格的塑造，奇幻小说尽情施展了艺术想象、幻想、虚构的表现方法，科幻小说则借鉴了纯文学对现实、对历史、对未来的关切与深思，而网络小说把纯文学的叙事套路、细节运用、非虚构手法使用到了某种极致。通俗文学始终在不懈地效仿、吸收高雅文学，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艺术品位。我们在当下的通俗文学中，感受到了更多的文学性、艺术性。

文学的“泛化”，促进了大众文化、通俗文学的强劲发展。客观讲，通俗文学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特别是历史小说、科幻小说、网络小说等类型文学，收获丰硕。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通俗文学鱼龙混杂，存在着大量平庸、低俗、粗糙甚至“有毒”的作品，优秀之作比例甚小。特别是在价值观念上，可谓藏污纳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残余，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负面价值观念，混杂并发。譬如等级观念、奴性思想、民粹主义、机会主义、男尊女卑等等，譬如功利主义、拜金思想、暴力展示、恶性竞争、极端个人主义等等，它在有形无形中侵蚀着每个人的思想和灵魂。当下通俗文学，绝大部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产物，它迎合着人们的世俗欲望，激发着人们的“恶”的本性，使文学偏离了真善美的轨道，逐渐把人“异化”成了“非人”“空心人”。通俗文学已成为整个文学的一股主潮、一种支配性力量。高雅文学虽然还在坚守、貌似坚挺，但在“洪水猛兽”般的通俗文学面前，显得渺小而脆弱。当我们置身在大型书店、书市的时候，这种感受尤为强烈。在这样的文学大势面前，高雅文学也力图变革、突围。譬如向通俗文学借鉴、靠拢，在内容与手法上寻求突破，但往往成效甚微。譬如坚守精英立场与写法，以不变应万变，而结果总是更加落寞。

每个时代畅销书的变化，都真实地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的阅读需求、精神境界。2020年8月，网络上流传着笔名叉少的一篇述评文章：《畅销书40年：从〈红高粱〉到〈乖，摸摸头〉》，文章详实地梳理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畅销书的演变轨迹。1980—1990年，人们争相购买的是，莫言《红高粱》、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路遥《平凡的世界》、钱锺书《围城》，西方经典小说《基度山伯爵》《红与黑》《简·爱》，西方社科理论著作《存在与虚无》《梦的解析》《人论》等等。1990—2000年，人们热购的是，余华《活着》、王朔《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汪国真的诗、韩寒《三重门》、蔡智恒《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赵忠祥《岁月随想》、J.K罗琳《哈利·波特》等等。2000—2020年，最畅销的书籍是，斯宾塞·约翰逊《谁动了我的奶酪》、刘卫华、张欣武《哈佛女孩刘亦婷》、郭敬明《小时代》“三部曲”、易中天《品三国》、于丹《于丹〈论语〉心得》、大冰《他们最幸福》《乖，摸摸头》等等。这篇综述仅仅是从畅销书的排行角度观察，并不能完全说明复杂的社会、文学问题，但至少可以从中窥见，40年来，高雅文学的阅读需求一路下滑，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读物则一路飙升。文章结尾引用了季风书店创办人严博非的一段话：“今天人类终于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的消费世界，当所有的神圣事物都不再与我们的世俗生活相关的时候，所有的个人都将成为孤独的失去理想的个人，再无某种终极关怀将他们连接起来。这时的人类将不再能应对大危机，社会一旦发生崩溃将无法重建。”[6]

经典文学被颠覆，文学标准与价值失范，是“泛文学”时代的常见现象。经典文学是文学历史大浪淘沙留下来的典范性作品，是一代一代文学家创作精神与经验的结晶，它是文学继往开来的基础与保证。文学经典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冲击下，众多的经典作家与作品受到质疑、颠覆、改写。重排经典作家作品排行榜，改写文学史，置换语文教材中的经典作品，改编、戏说、大话经典文学。譬如《红楼梦》《西游记》等四大古典名著，被改编成电视剧、漫画、动漫等，有的努力遵循原著，有的纯粹变成戏说。譬如文学名篇《愚公移山》《孔乙己》《荷塘月色》《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等，在林长治的《Q版语文》中，被随意地篡改和戏弄。譬如红色经典《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岩》等，在电视剧的改编中也被胡乱地曲解、戏改。这种改编主要特点是，对崇高进行“祛魅”，把严肃变成笑谈。我们并不一概地反对对经典文学的重估、改造，文学经典并非一成不变，它总会在时代的前行中不断修正、确立。但为了利益、市场，不惜以摧毁经典为代价，则是一种愚蠢的反文化的行为。经典作家作品被解构了，经典文学的标准与价值被动摇了，又直接影响了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阅读与批评，为什么今天的文学生态呈现出诸多乱象？这与市场经济下资本对文学经典的颠覆，有密切的关系。

文学的“普泛化”“民主化”，导致了作家队伍的庞杂，作品质量的下降。过去的作家队伍阵容小人数少，文学体制设有的专业作家都是精兵强将，而大多数是在基层工作和劳动的业余作者。他们是真正喜爱文学并把文学当作生命的一群人，他们创作的数量不多，但却凝聚着全部的心血和辛劳。正是这样的文学群体，创造了几次文学的高峰期。但今天的状况完全变了样，既往的专业作家体制渐渐消亡，更多的是业余作家、职业写手、自由撰稿人，还有庞大的匿名写作者群，自娱式的写作者。文学作品的发表园地，除了传统的报纸、刊物、图书，还有现代的网络、公众号、客户端、博客、微博、微信。文学的门槛大大降低，甚至没有。每个人都是作家、编辑、出版人。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互相渗透、交融。优秀的、平庸的、低劣的文学作品，搅作一团。过去从事文学创作、编辑的，是一个单纯、稳定的群体。但现在这个群体进入许多“非文学”人，他们不爱文学，仅仅把文学当作职业，甚至当作工具。现在文学队伍规模远远超过了过去，但出色的作家、编辑却越来越少。文坛渐渐变成一个平庸、骚动、功利的江湖。这样的文学生态，怎么能诞生独特、杰出乃至伟大的文学作品呢？

文学的传播、阅读、批评，是文学建构中的重要链环，但现在存在诸多问题。现在电信、网络的飞速发展，为文学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便利。博客之后有微博，微博之后有微信。特别是微信，传播文学作品及时、快速、安全，成为人们阅读文学的重要平台。传统的报纸、刊物，也大都办起了公众号，纸质媒介、电子媒介双管齐下，使文学作品的传播如虎添翼。但另一方面，海量的作品、缭乱的文体，使阅读的选择、方式成为难题。一般读者对作品的选择变得盲目，细嚼慢咽变成囫囵吞枣。“浅阅读”成为文学接受的常态。此外，文学批评作为文学建构中的关键环节，本应肩负着准确评价作品，引导大众阅读，影响作家创作的多重使命。但现在的文学批评，有相当一部分，放弃了批评的“初心”，降低了文学批评的标准，把批评转变成一种赚取人情、名利的途径，在批评中滥用“批评权”，无底线地为作家作品唱赞歌。给读者的阅读造成误导，对文学生态带来伤害。这是“泛文学”时代的一个严重“病灶”。

三、文学史的昭示

不管是中国文学、还是西方文学，不论是古代文学、抑或现当代文学，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总是结伴而行，相辅相成。在古代，高雅文学往往源于通俗文学。通俗的、民间的草根文学，走进宫廷、进入书房，经过加工、提炼，成为高雅文学。而底层的通俗文学，也主动汲纳、靠拢高雅文学，使自身变得细腻、雅致起来。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构成一种互动、互为关系。而到了现代，特别是当下，二者的关系矛盾、对峙、暧昧起来。民间文学处于一种保守、停滞状态。通俗文学借助现代传媒与现代科技，在资本、市场的运作下，发掘各种资源，激活各样文体，如火如荼地繁盛起来，成为重要的、普遍的大众文学。高雅文学与主导文学，虽然也在努力支撑，抢占阅读市场，但在浩浩荡荡的通俗文学大潮中，只能置身边缘，被遮蔽、淹没。高雅文学对通俗文学，自然有借鉴、有交融，但更多的是批评、抵抗。通俗文学对高雅文学，倒表现出更多的效仿、结盟姿态，但也绝不愿变成“孤芳自赏”的高雅文学。这种文学态势是耐人寻味的，也是需要改变的。

源远流长的文学史证明，一个时代的文学，应该是一种多元化文学，而在这种多元格局中，高雅文学要成为主流文学，以涵养广大民众的精神和性格，推动社会和国家的进步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是一个有主流、有支流，二者和谐促进的文学时代。它与改革开放的历程同调同步，它与广大民众的精神心理紧紧相连。它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起到了启蒙、推进的巨大作用。与此同时，新时期文学以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追求，呼唤、扶助了通俗文学的生长、壮大。创办通俗文学刊物，引进通俗文学作品，倡导通俗文学研究，使既有的通俗文学体裁、引进的通俗文学文体，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如历史题材小说有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三部）等，科幻小说有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等，新武侠小说有冯育楠的《津门大侠霍元甲》等，传奇小说有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等，言情小说有琼瑶、三毛的一系列作品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有的属于纯粹的通俗文学，有的则富有高雅文学的品质，人们往往把后者放进纯文学中。通俗文学作品满足了广大读者消遣、娱乐、审美等多种阅读需求，同时思想内容旨在表现求真、崇美、向善，与中国文化合节合拍。通俗文学竭力吸取高雅文学的思想意蕴、人物塑造、艺术形式，有效提高了自身的思想艺术水准。高雅文学也虚心借鉴通俗文学的民间书写、叙事方法、语言技巧，增强了生活气息和可读性。

进入1990年代之后，随着商业化、世俗化社会的展开，一切美好、深刻、崇高的东西，受到质疑、解构。文化领域涌动着“去精英化”“去经典化”两股思潮，正如陶东风、和磊所说：“新时期以后确立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市场、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新传播媒介的综合冲击下受到极大的挑战，精英文学和精英文化感受到了极大危机。去精英化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启蒙文学’和‘纯文学’，更直接威胁到了其核心价值，即文学自主性。去精英化否定和消解了精英文化关于启蒙、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崇高性、神秘性和稀有性。” [7]高雅文学作家的桂冠堕入尘埃，他们的创作精神与经验遭到冷落，而不少高雅文学作家也纷纷“下海”“入俗”。而众多的文学爱好者、自由撰稿人，进入文坛乃至体制，文学阵容良莠不齐。经典文学“祛魅”之后，受到随心所欲的利用、剪裁、改写，其思想、内容、写法、语言等，以碎片化的方式，进入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中，新奇的、人造的通俗文学大量滋生，一个“泛文学”时代开始了。

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矛盾、争论不时发生，高雅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挑剔、批判是经常性的，而借鉴、靠近是在有意无意之中。通俗文学对高雅文学的汲纳、靠拢是主动的，而批评、否定是在一定限度的。正是在这种争论、竞争之中，实现了他们各自的成长、壮大。程光炜指出：“通俗小说在新文学的批判和排挤下，不但没有灭绝萎缩，反而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艺术定位，稳步扩大了自己的创作阵容和阅读市场。这使得新文学开始反思自身的立场和姿态。从1930年起，新文学界连续开展了三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创作上也明显增加可读性，并在长篇小说领域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与此同时，通俗小说也走向成熟，与新文学一起构成了30年代现代文学的整体繁荣。” [8]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了调整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关系的成功范例。

西方现代文学的发展，也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20世纪以来，是西方各国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西方现代文学突变的关键时期。在西方重要国家，如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等，现实主义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涌现了众多重要作家作品，但在总体上现实主义文学退潮，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并成为主潮。后者包括象征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未来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意识流小说、新小说派、“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等等。可谓变幻莫测、丰富多姿。但同时，西方发达的现代传媒和市场运作，也使现代通俗文学得到了长足发展。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虽有矛盾、博弈，但并未构成势不两立的局面，而是多元共存，发挥着它们各自不同的功能与作用。美国文学研究专家陶洁如是说：“在美国，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大众文化与纯文化之间似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或势不两立的矛盾。这大概跟美国建国的历史、社会背景等有关系。美国人民由各国移民组成……平民性、通俗性历来就是美国文学的一大特点。被今人肯定为大师的一些美国作家往往是从创作通俗文学或编辑大众文化刊物开始他们的文学生涯。”[9]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二者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却有着轻重层次之别。高雅文学无疑是整个文学中的“重器”，居于核心的、引领的地位；而通俗文学处于边缘的、基础的位置。

四、文学是“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

文学的变革与社会的变迁总是紧密相连、相互激荡。当下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面对艰难曲折的社会转型，将会有更为卓绝的探索和深广的改革。在这样的社会大变局中，高雅文学不能甘居边缘，不能与通俗文学随波逐流。它需要脱颖而出，从自身开始变革，肩负起参与现实、推动社会的重任来。

鲁迅当年在评价短篇小说时，不无感慨地说：“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其少见的。” [10]这是他对短篇小说的期待，也是对整个文学的期待。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精神探索、精神追求、精神高度。它是一个时代的魂魄。而小说、文学，正是这种精神所居的大宫阙。文学的内涵、功能是复杂而多样的，鲁迅赋予现代文学的是时代的“精神性”。这或许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可宝贵的一种品质和品格。今天的纯文学，要努力回归到这样的品质和品格上来。

承担起对生活、社会以及人的存在的“勘探性”使命，是高雅文学在转型时代的一种重要选择。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被译介到国内，他的小说理论和观念，深刻触动和影响了众多作家。他说：“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11]“如果说小说的存在理由是把‘生活的世界’置于一个永久的光芒下，并保护我们以对抗‘存在的被遗忘’，那么小说的存在在今天难道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必要吗？”[12]小说家对生活、社会以及人的存在状态的把握，不能依凭现成的理论教科书，也不能遵从大多数人的成见，而要深入、执着地去探索、发现，揭示出其中的深层规律与动向，人在其中的种种生存状态，从而用文学照亮存在的世界。小说家的职责就是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这些独到见解是吻合现代小说的艺术特征的。譬如鲁迅的《阿Q正传》，揭示了辛亥革命在社会底层激起的种种波澜以及一个流氓无产者在其中可悲可叹的生存状态；譬如汪曾祺的《受戒》，展现了贫困落后岁月中一个小和尚和一位农家女“年轻生命”的“美好”“欢乐”。这些都是作家对社会与人的存在的一种独特而天才的发掘。今天的世界，世事沧桑、斑驳陆离，人在窘境、上下求索。怎样把握社会演变的内在规律与走向，人的存在的种种真相与命运，以及社会与人的关系的奥秘和真谛？这些是高雅文学需要解答而且能够解答的重要课题。

秉持对现实、对人生的“批判性”精神，是高雅文学需要弘扬的一种宝贵传统。文学是歌颂的，更是批判的，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文学的批判性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世纪初期，法国的蒲鲁东在《艺术的社会使命》一书中，就提出“现实主义是批判的”论断，到高尔基则作了准确的阐释与正式的命名。于是有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浩荡潮流和数不胜数的伟大作家与作品。但文学的歌颂性与批判性，是摇摆不定、时起时伏的，就像一台敏感的天平。“五四”新文学是主张以批判为主的。鲁迅说：“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13]为社会、“改良社会”“为人生”“改良这人生”，明确的创作目的和追求，使鲁迅的文学作品充满了批判性，并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种最宝贵的创作传统。我们并不一概反对歌颂，但歌颂过头就滑向了瞒和骗的文学，失去了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恪守批判性精神，才能产生优秀的、杰出的作品。譬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作家一方面肯定了主人公勤劳、善良、诚实的品格，一方面又温情地讽刺、批判了他身上的愚昧、盲从、奴性等国民劣根性，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譬如李洱的《应物兄》，展现了市场经济社会中，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命运，特别是主人公应物兄人性的逐渐“异化”和心灵的蜕变轨迹，作品蕴含着沉痛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在今天，高雅文学特别需要在两个领域的批判。一个是对现代性“异化”的批判，现代资本、市场，包括大众文化和文学，如何把人“洗脑”，灌输了满脑子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如何把人变成“工具”“物品”，进而成为社会、市场、科技的“奴隶”。这些都应当进行深入的反思、批判。另一个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鲁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深入地揭示了中国民众愚昧、麻木、奴性、自大等国民性格。现在要从鲁迅止步的地方重新出发，既揭示依然残存的旧的国民性，又批判今天滋长的新的国民性，譬如功利、内讧、狭隘、虚妄等国民性格。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正在发生最深刻的变异。正如鲁迅所说：“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4]

强化对精神、心灵的“引领性”作用，是高雅文学的一种优势和长项。文学并不能直接改变社会、改变人生，它只能影响人的情感、心理、思想及整个精神世界，转而达到改变社会、人生的目的。因此，用文学引领人们的精神世界，是现代文学着力的重心。鲁迅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15]这句话昭示了文学表现的“焦点”，以及文学要达到的“目的”。即文学之“火”来自国民精神，又引领国民精神。现代社会的转型，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国家的现代化，另一个是国民的现代性。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国家物质文明建设突飞猛进，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国民的素质并未能同步，这已成为阻碍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顽瘴。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认为：“一个现代社会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要求公民具备某种品质、态度、价值观念、习惯和意向。”[16]把传统农民、市民，改变为现代市民、公民，道路何其漫长？而高雅文学的精神启蒙、引领作用，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是那种迎合大众心理、趣味的通俗文学，所难以担负的。

突出文本思想、意境的“哲学性”内涵，是高雅文学的一个高远目标。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他们对思想艺术的追求不尽相同。现实主义钟情于对现实的精准把握，浪漫主义执着于对理想的深情向往，现代主义痴迷于对世界的新异洞察。但它们又都有一个潜在的艺术诉求，就是对表现对象的哲学性观照。西方的哲学家如黑格尔，把文学与真理推向极点，认为文学同哲学一样都在揭示真理。他说：“当真在它的这种外在存在中是直接呈现于意识，而且它的概念是直接和它的外在现象处于统一体时，理念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了。美因此可以下这样的定义：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17]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他从“真”推导出“美”来，从“美”推导出“理念”——哲学来，文学与哲学在最高层面上相遇、融合。当然，他也推导出最终哲学取代文学、文学终结的结论。200年后中国“文学终结论”的争论，也是黑格尔预言的回声，这里且不去赘述。文学实践证明，文学作品的思想意蕴抵达哲学，可以升华文本的意境与品格。譬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命若琴弦》等小说，把人生命运中的生与死、过程与目的等，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思辨、去描述，使作品具有了浓郁的诗意与阔大的境界。当下的文学，格外需要这样超然的、峻拔的艺术杰作。

唤醒文学思想和艺术上的“创造性”生机，是高雅文学走向新生和强大的驱动力。高雅文学是整个文学变革、发展的“催化剂”。“五四”新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无不是以高雅文学的某种文体、方法的率先突破、探索为标志的。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不能说没有变化、创新，但实在太微弱、太局部了。传统文学创作精神与经验，在“去经典化”潮流中，处于松懈、淡化状态。新的创作方法与形式，还没有形成。大众文学中的方法与技术，有些有价值，但却有过多的科技人工痕迹。有些青年作家，青睐“个性写作”“非虚构”，但“自我”的、“写实”的创作，显出的是“小家子气”，并不能构成文学变革。今天的文学变革，似乎空前艰难、复杂。一是中国社会的转型，进入所谓的“深水区”，而我们的作家对这场大变局的把握力不从心。二是当下的文学，走到一种十字路口，道路方向的选择让作家们困惑迷惘。因此，文学的变革、创新，首先要解决作家的社会观、文学观，即如何准确认识当下的社会、当下的文学。其次要解决文学继承什么、发展什么。在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上，一个是充分汲取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的传统精神与经验，特别是古代文学我们根基太浅，需要扎实补课；另一个是积极借鉴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学的创作思想与方法，90年代之后这种借鉴几近停步，需要重新启动。还有一个是对大众文学的批判与吸取，这同样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

注释

[1]［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钱中文：《文学的乡愁》，《社会科学报》2006年1月12日。

[3]引自［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6页。

[4]王一川主编：《大众文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5]纳杨、聂梦、宫铭杉：《文学阅读新样态观察》，《文艺报》2019年3月27日。

[6]叉少：《畅销书40年：从〈红高粱〉到〈乖，摸摸头〉》，“叉烧往事”公众号，2020年8月27日。

[7]陶东风、和磊：《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8]程光炜等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

[9]陶洁：《灯下西窗——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10]鲁迅：《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11]［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孟湄译，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