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毛主席离开了生活11年的革命圣地延安,为了内战开启了短暂而又惊心动魄的“转移战”。
而此时作为红军统帅的毛主席,已经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了大半辈子的时间与精力。
当解放战争迎来关键性转变的时刻,他依旧是那个头脑敏锐,当机立断,保存活力,撤离延安的谋略者。
“保卫延安”成为解放战争后期,红军主力饱受国民军摧残的,最疯狂的一次打击。
由此也暴露出,蒋中正对于红军主力的忌惮与憎恶,还有对失去全国控制权的恐惧与不安。
经过七天七夜的抵抗与转移,毛主席、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顺利撤出延安,并且朝着河北的方向挺进。
直到1948年,毛主席等人正式驻扎在晋察冀军区,作为晋察冀军区司令的聂荣臻,成了毛主席的主要“守护神”。
也正是在这里,毛主席遭遇了前所未有致命性打击,然而却殊不知,这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精准打击”。
1948年4月13日,红军主力军经过半年多的“转移战”,终于来到了河北阜平。
在那里,毛主席被聂司令安排在一行木制的平房里居住,那里僻静清幽,又甚少有人经过,是毛主席喜欢的清净处。
作为红军主指挥,毛主席的住处是经过秘密筛选的,如果不是中共高层人员,不可能会有人知道这里住着毛主席。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在阜平城南居住的这一个多月,生活的相当安逸与和谐。
他不仅在这里有充足的思考和写作的时间,还有抽空组织了一下党中央会议,研究关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
可见毛主席对于解放战争的信心是十分有把握的,尽管那时,国民党的飞机还在大范围的侦查与轰炸。
但这丝毫不影响,毛主席写作、睡觉、研究作战方案,甚至他还能有闲心骑马,去城南十多里外的地方泡温泉。
这不正是“心有底气,否极泰来”吗?
以毛主席的作战经验,纵使天上落下个炸弹,只要没有炸到屋里,那觉都是要继续睡的。
直到1948年5月18日,城南静谧的天空,忽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飞机声。
那时军区司令聂荣臻正起了个大早,在院子里打太极,筋骨活动完之后,又坐在院子里喝稀饭。
而习惯在深夜工作的毛主席,在天刚微亮的时候才入睡,这排三间小木屋,依旧像往常那般安静有序。
“报告司令,城南以北的地方有敌机出现”,正在吃饭的聂荣臻,吓得碗差点从手里掉下来。
正在这时,飞机的轰隆声愈发激烈,有渐渐逼近我军司令部的趋势,果然不出五分钟,一架敌机便直接盘旋在司令部上空。
“不好,敌机好像在侦查什么,怕是一会要轰炸了”,聂司令话罢,扔下碗筷迅速朝屋里跑去。
他一面跑一面安排警卫人员,迅速向毛主席的住处集合,与此同时还将敌机侦查的情报,传给周恩来与朱德同志。
这是聂司令的秘书第一次见其如此慌张失色,想来这次应该情节很严重,不像是普通的侦查,似乎是有意而为之。
毕竟军中将领毛主席住在这,他的生命安全是要关系到整个战争格局,和中国未来发展动向的。
“让毛主席秘书还有警卫人员拿好担架,随时准备帮助帮助毛主席撤离,如果毛主席不同意,就直接将其抬上担架转移”。
这是朱德同志在得知军情之后,第一时间发来的电报,想来朱德同志还是十分了解毛主席的。
他知道毛主席向来不惧怕天上飞的和地上爬的,纵使外面天塌了,他该睡觉还是睡觉。
可这一次情况明显不同,敌军一架单独的侦察机,直接飞到了毛主席住着的上空,这分明就是冲着毛主席来的。
至于敌军是如何知道这个地方的,那时还尚未有定论,眼下最紧迫的就是马上转移。
因为根据聂荣臻司令多年的作战经验判定,侦察机过后,不一会就是轰炸机密集进攻的时刻了。
“小李,你快给毛主席叫醒,我们马上转移”,叶子龙慌忙地同毛主席秘书李银桥说道。
只见李银桥面色尴尬,又带有许多胆怯之意,还一面隔着窗户缝,向屋里眼巴巴地张望。
看来李银桥这是不敢把毛主席叫醒了,因为他知道毛主席夜间办公效率高,且白天睡觉的时候,谁也不敢打扰。
这个任务怕是让这位小秘书执行起来,略有为难之意,可正在此时,空中又飞来三架飞机。
情况已经不容小觑,聂司令见状,一把推开门,连唤三遍主席的名字,又一把将其从床上拉起来。
李银桥和叶子龙见状,也跟着冲了进去,三个人就这样两个拉着主席,一个为主席火速穿衣,顺势就要将主席抬上担架。
而此时的毛主席,刚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他皱着眉头,看起来生气极了:“刚睡就给我叫起来,天上掉炸弹了吗?”
毛主席一面嘟囔着,一面还想往炕上靠靠,全然不知危险将至。
而聂荣臻司令却一刻也见不得毛主席怠慢,遂让警卫员一起出动,愣是将毛主席抬上了担架。
这么一闹,毛主席也彻底不想睡了,索性躺在担架上,呆呆地看着天空,仿佛还没从刚才的事情中回过神来。
毛主席刚被抬到防空洞,他居住的地方忽然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又是两声震耳欲聋。
这下毛主席彻底醒了,他看着自己居住的地方冒着浓烟,窗户被震得粉碎,就连喝水的暖瓶都被炸到了空中。
而当毛主席回过神来看一看秘书李银桥时,他已经又累又惶恐地瘫坐在了地上。
不仅李银桥瘫坐在了地上,连聂司令都被吓个半死,假如再拖延一分钟,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主席站在洞口,眺望着远处的滚滚浓烟,心中若有所思,想来他是对这次轰炸有些新的见解。
聂荣臻似乎看出毛主席的眼中带有一丝不一样的色彩,那种既坚定又深邃的目光,似乎要穿透那层浓密的黑云。
究竟是谁,能够如此精准地找到毛主席在晋察冀军区的栖身之处?
党内同志当中难道又出现“敌特”分子了吗?
毛主席面无表情,又思绪万千,聂荣臻司令站在一旁,不用多言也揣测出一二。
只是在事情还未调查清楚之前,谁都不好在妄下结论,眼下最重要的事,是帮助毛主席继续向下一个驻扎地转移。
可此时敌机依旧在上空盘旋,似乎在寻找躲避的人群进行轰炸,至于转移到何处,聂司令也陷入了沉思之中。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轰隆声已经停止,只剩下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汽油弹的味道。
那三间小屋已经被完全烧毁,毛主席屋里一些重要的情报和文件应该也无一幸免。
正在此时,聂荣臻司令忽然想起一个地方,那便是距离晋察冀军区十五里外的一处山村。
当年聂荣臻司令在和日本人打游击战的时候,时常在那个小山村里居住。
那个村子叫花山村,正好就坐落在两座山根的交界处,飞机从山顶上过,压根就察觉不到那里有人家。
再者,我军擅长游击战,有山傍山,有水傍水,山和水是最容易发现敌军动向,而又极难被反侦察的地方。
如此,聂荣臻司令便带着毛主席一行人,向花山村的方向转移,在这个曲径通幽之处,毛主席又放下戒备,狠狠地补了一大觉。
而睡醒之后的毛主席,还是那个足智多谋,眼界深远,且富有自信的红军领袖。
而这个充满自由活力的小山村,在毛主席短暂的逗留之后,又成为了历史上最有名的山村之一。
直到1948年5月27日,毛主席等一行人,顺利抵达西柏坡,与朱老总和刘少奇同志胜利会师。
而毛主席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西柏坡的这处庭院里,苦心研究,运筹帷幄。
最终在其卓越的政治眼光与超前的战略判断能力之下,指挥出关键性制胜的“三大战役”。
而在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一年前在晋察冀军区那次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之谜,也逐渐浮出水面。
然而使得我军破解这次危机之谜的关键要点,却是在一封被截获的电报上找到了蛛丝马迹。
那原本是我军截获的一封,由潜伏在我军的敌特分子,暗发给国民党军统部的一则电报。
电报里的主要内容,是对敌特分子刘从文的嘉奖,并且将其授予国民党中尉的名衔。
既然是敌特分子,又叫刘从文,还是半道加入国民政府的,想必此人依旧潜伏在我党主要领导的身边。
果不其然,我党在查阅敌特分子档案之时,查到了刘从文这个人的相关记录。
原来早在晋察冀司令部在管片建立烟厂之时,这个人就开始为国民政府卖命,并且还多次向我军主要人物下手。
至于之前为何没有被发现,是因为其隐藏在后厨,刘从文根本没有机会靠近我军领导人。
那时敌特先是买通我军烟厂的经理孟宪德之后,又开始蹿腾孟宪德发展下线,这才将刘从文收买过来。
好家伙,原来敌人一直就在身边,当真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国民党的人就是擅长在内部瓦解我军。
可我军内部的警戒还是很严密的,要想接近首长以上的人物,谈何容易,更何况他们都是经过政治审查的。
每一个走进党中央内部的人,都有着坚定的解放信念和构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想。
与那些平日里只知“算计”、“谋权”,篡夺革命果实,而将黑手伸进同胞的“政党”不一样。
因此他们致死都不会明白自己是如何被抓,又如何被识破,进而又一次次任务失败的。
“起初是接到暗杀任务,我首先想到的是乘人不备在饭菜中做手脚”,被戴上镣铐的刘从文坦白地说道。
至于为何此举未能奏效,则要将功劳归功于聂荣臻司令的执着与谨慎,毕竟毛主席的安全是他的主要职责之一。
那时毛主席刚到城南村,他所居住的三间小木屋,都是特别搭建的,根本没有人知道那里住着谁。
敌特分子即便想要靠近毛主席,并在其衣食住行上做手脚,是极其不方便也是无从下手的。
因为毛主席的所有饮食,都是聂荣臻司令的亲信专职负责的,可以说毛主席活着聂司令就活着。
他们不仅餐餐有人监督,从做好到运送的路上,都是聂司令的手下亲自护送的,刘从文下手失败是必然的。
除此之外,刘从文还交代,他曾尝试性地想要离开厨房亲自送饭给毛主席,由于聂司令的禁令,他连这个机会也没能得到。
如此未果,刘从文便与烟厂经理孟宪德商议,等毛主席外出之时,身上带着匕首与步枪,伺机而行。
可惜的是,毛主席从未只身一人出过阜平城南区,所到之处也尽是警卫员相伴于左右。
以至于刘从文都没能,精准地掌握毛主席的外出时间,因为他总是白天睡觉,晚上灯火通明。
即便刘从文想要殊死一搏,也得见到毛主席的人才行,白天他在睡觉,门外是警卫与秘书。
晚上他在工作,门外还是警卫与秘书,恐怕在刘丛文还未走到毛主席的院外,就已经被发现端倪。
因此,刘从文在万般无奈之下,便摸索到毛主席的精准住处,再将此密报给国军敌特部门。
像刘从文这种为了钱财和名利,不惜背叛我军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思想格局的人。
他们只想在烽火战乱之中,为自己谋个一官半职或者万贯家财,从不考虑中国人民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发展。
只可惜,正义的光始终照耀在那颗鲜红的赤诚之心上,从未给予暗黑势力有机可乘的机会。
至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之后,刘从文带着镣铐与孟宪德一同被送上审判的法庭。
他们不仅对国民政府策反他们的事供认不讳,还如实交代了加害我党领导人,和危害国家安全一事的相关经过。
敌特分子被审判
这便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纵使时代风云变幻莫测,新中国成立大局已定。
该秋后算的账,一笔不能少,该在敌特分子手中讨回来的鲜血与生命,一个也不能放过。
如此看来,刘从文与孟宪德这帮人,早知现在又何必当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作恶多端的人就要为自己的言行买单。
当然,在抗战时期,像刘从文与孟宪德这种人,多之又多,否则我军在革命道路上就不会意外失去无数革命志士。
话到此处,不免心生寒意,说到底都是同根同族之人,在未能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之时。
却为何能够因为一己私利,不顾革命的正确性选择,毅然决然地选择站在我党的对立面,并且痛下狠手。
好在邪不压正,毛主席依旧是那颗闪亮的红星,带领我国人民从战乱疾苦走向平等安定的新生活。
关于往时那些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危急时刻,就当作是历史发展对我党的重要考验。
如此,吾辈才能站在先烈们的肩膀上,带着梦想与对祖国的热爱,迈向下一个新的世纪,走向更远处的深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