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之大战已告终结，于此间共产军弥漫各地，其兵力等逐渐扩大，以通化为根据地，妨碍中央军之进驻，应实行反击之准备。以推翻通化之民主政府，成立中日联合政府，改编其通化日军为中央暂编东边地区部队，各地收编国民党地方武装为中央军，摧毁共产党之长白山根据地，占领南满及全东北。
以上出自吉林通化2.3暴动事件，日伪双方勾结时定下的条约。
1946年2月3日，安东省通化（今吉林通化市），上万名已经投降的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的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
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进行反渗透，有效地平定了这场暴动事件，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战斗结束，我方击毙暴乱分子4000余人，其中3000多名为日本人。
然而，在这场暴动事件中，有130名原日本关东军卫生部队的医护人员，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他们用手术刀、手术剪等医疗器械，杀害了150余名八路军伤员与医院工作人员。
那么，在这场暴动事件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这群披着白大褂的恶魔，为何能轻松杀害150位战士呢？
1945年8月，随着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留守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随即投降。但还是有少部分的负隅顽抗者，决定拼个鱼死网破，他们纷纷潜逃至吉林南部通化市。
这些人大部分是日本关东军的下级军官与士兵，自幼接受军国主义的洗脑教育，不愿意接受日本投降的事实。
根据公开数据，截止到1945年年底，通化境内的日本居民数量多达16,000多人。其中有被我军缴械的日本关东军约6000多人，从奉天（沈阳）、哈尔滨、长春逃难而来的日本上层官吏及其家属约2000多人，包括前满铁总裁大村卓一、近卫处长大泽寅一、参议府参议高桥康顺等日军高层人物都在其中。
1945年12月初，通化市政府发布公告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虽已投降，但绝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的失败，中日人民必须永远团结，共同建设新东北。”
这则公告详细阐述了我党的立场与政策，同时告诫那些宵小之辈，千万不要抱着反动心理。
为此，通化政府在1945年底累计发放8000余斤高粱米、35,000余斤玉米面、19万元救济金，用于资助那些生活贫困的日本军民。
看上去，1945年底的吉林通化一片祥和，中日两国居民相处融洽，共同为建设新东北而作出努力。然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并不希望通化如此和平安宁。
1946年初，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光忱，给原日本关东军125师藤田实彦大佐送去一封密信。信中内容很直接：“世界大战结束后，通化日军却被八路军缴械，这乃奇耻大辱。国民党政府诚邀日军，共商大计。”
所谓共商大计，就是日伪相互勾结，企图利用暴动，或其他军事行动，颠覆通化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于是，通化市的上空笼罩了一层黑暗的面纱。
以伪满洲国民政部次长筱野破魔夫、通化支部长、伪满洲协和会参事官千叶幸雄、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李光枕联络员近藤晴雄为核心的反动组织，联合通化境内的日本法西斯残余势力准备发动暴乱。
这些人连开九次会议，制定行动纲领，本文开头第一段就是他们起草的相关行动纲领，以及事成之后日本人要从中得到哪些好处。
这些刽子手准备采取暗杀与突然袭击的手段，主要目标是中共辽东省通化省分委主席、东北民主联军、通化部队政委吴溉之、安东省通化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蒋亚泉、通化市市长樊鹏飞，通化市公安局局长李剑云、通化支队司令员刘东元等。
除了这些共产党人之外，这群罪犯还制订了一套“除奸名单”。名单上大部分是为我党工作的日本反战同盟人士，包括海智泽、内海勋、赤田山助等人。
行动之前，暴徒们也想好了退路。如果遭遇八路军顽强抵抗导致暴动失败，幸存者立刻逃往沈阳，那里有国民党辽宁省部的人接应。
倘若行动一切顺利，通化将成为日本与国民党在东北的重要据点，对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一系列的军事计划。
这场暴动前后组织安排了两个多月，通化市境内有3000余名日本人，通化国民党伪军警及地方武装200余人，包括30余名“台湾军”，700余名通化附近的土匪、流寇，遭到策反的通化支队通化县大队约300余人等。
敌人总兵力达到12000余人，还有600余名作为接应，他们决定于1946年2月3日凌晨实施暴动。
这场暴动事件虽然造成我方一定的伤亡，但八路军迅速进行还击，包括朝鲜义勇军突然参战，使得这伙暴徒自乱阵脚，最终以我方大获全胜而告终。
但通化第一医院的这场血腥事件是怎么发生的？130名原日本关东军投降的医生、护士，为何会杀死150多名八路军伤员与工作人员？
通化市第一医院即为红十字医院，是我党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医院。1945年8月，原日本关东军130人的卫生部队，向我八路军投降。
八路军完整保留了这支卫生部队的建制，将他们派往吉林红十字医院继续承担救死扶伤的任务。
1946年2月3日夜，卫生部队的最高领导柴田中尉，组织130余名日本医生跟护士，分成三个战斗小组，向医院内我方工作人员、伤员，少部分朝鲜义勇军发起突袭。
打斗过程中，八路军通讯员王洪魁被残忍杀害。150余名失去战斗能力的伤病员，被这伙暴徒用手术刀、手术剪直接刺死。甚至还有的日本医生将手无缚鸡之力的麻醉伤员，活活掐死，现场十分惨烈。
杀害完150余名伤病员后，暴徒向医院工作人员宿舍发起攻击。千钧一发之际，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大队长郑炯锡，与八路军通化支队通讯员王振福两位同志，死死抵住房门，奋力反击，打死打伤三名敌人，掩护我方工作人员冲出包围圈。
在打斗过程中，朝鲜义勇军高应锡连长带人及时赶到医院支援，经过约半个小时的激战，现场击毙了大部分的女护士，只有少数人逃离。柴田中尉则带领30余人，趁着夜色逃离现场。
2月4日凌晨4点，天还没亮，落荒而逃的柴田中尉一伙人在通化附近的山上，被搜捕队发现。他们分为5个小组，向着奉天、安东、朝鲜等地逃亡。在逃亡过程中，有20余人被八路军搜捕队活捉，剩余几人下落不明。
随着通化暴动事件被镇压，当地中国居民义愤填膺，他们请求八路军，希望能严惩在通化境内的所有日本人。
但八路军没有答应群众的要求，本着公开、公平的原则，详细审理每一个与这场暴动事件有关联的日本人，做到不漏一人，不错一人。
事后统计，在这场暴动事件中，我军参战干部与战士共500余名，工人自卫队、民兵自发组织1000余名。除医院被杀害伤病员，加上牺牲的26名干部战士之外，我方大约伤亡200~300余人。
敌人叛乱总人数达到12,300余人（据中日双方的记载，数字有出入，最保守估计也有1800余人），被我八路军击毙1000多人。事件过后，首批处决20余名罪犯，又陆续处决内应分子以及100多名战犯。
那位一手策划医院血案的柴田中尉，不久后被处决。原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则是在全城大搜捕的时候被发现。八路军在枪决所有日本主谋者的时候，唯独留下了藤田实彦。
后来将他五花大绑，放在展览会上向所有参观者和游人反反复复地承认罪行。每次见到日本人来参观，藤田实彦都会鞠躬谢罪：“真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
最后，藤田实彦羞愤成疾，病死在通化民众医院。
然而，在这场通化暴动事件结束后，八路军也在思考三个问题。
首先，敌人策划这场事件前后约两个多月之久，为何我方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或者做好准备？导致损失200多名干部战士？
其次，也是同学们最为关心的一点。那支原日本关东军130名的卫生部队，为何能轻松杀害150多名八路军战士与工作人员？
最后一点，当时东北民主联军为何没有及时参战，反而要依靠朝鲜义勇军与通化支队联合才平定这场叛乱？
根据我的看法，这场暴动事件之所以会发生，与国民党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且整个事件当中既有我方渗透特务，还有敌人反水的投降告密者。
共产党、国民党、投降日军几方势力斗智斗勇，八路军事先通过蛛丝马迹预料到这伙人可能会有暴动行为，只是不清楚具体时间。加上当时正处春节，思想稍微有些懈怠属人之常情。
那群日本医生护士为何会轻松杀害100多名八路军伤员与工作人员？答案也很简单，伤员没有什么战斗能力，大部分人刚刚被注射完麻醉药，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更谈不上会拿起武器进行反击。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这100多名八路军战士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手术刀、手术剪极其锋利，这群日本医生、护士精通人体组织器官，他们能用医疗器械救人，也能用它们杀人。
这场医院惨案没有任何猫腻，就是日军卫生部队以怨报德，犯下令人发指的残酷罪行。
其次，当时东北野战军（当时还是东北民主联军）为何没有及时参战？
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吉林四平打响一场战争，即为四平解放战。1946年初，毛泽东主席曾经电令林彪，让他全力攻下吉林四平。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正在积极筹备四平解放战役，日军就是趁这个机会偷袭，打了一个时间差，所以东北民主联军没有及时参战。
东北民主联军内部有不少朝鲜族同胞组成的部队，这群朝鲜部队是当时暴动事件中唯一一个没有内应的部队。
因为朝鲜义勇军部队对日本人无比憎恨，也是对日本人大开杀戒最彻底的。他们反应及时，迅速参战，联合我通化支队平定了祸乱。
这场暴动事件反映出抗日战争结束初期，我党处理多民族混居的问题上有些马虎大意，情报收集方面还略显稚嫩，容易遭到敌人反渗透。
可是已经投降的日本军人，包括医生、护士和其他在通化当地生活多年的日本普通居民，受到军国主义挑拨，与国民党政府给出的所谓承诺，试图以暴力手段彻底控制通化，实属痴心妄想。
最后借用蒲松龄《聊斋志异·狼三则》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结束语：“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