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独处
文丨胡赳赳
现代人在丧失独处的能力，他们不知道独处的好处。因为独处有一种表象是：你看起来好像被忽略了，你是无足轻重的一份子。
独处是诚实面对自我的时刻，许多人不愿意独处，其实是不愿意面对自我——与自我打交道比与他人打交道更累。独处的时候人会反省自己，与自己低语，有时候也不得不解剖自己，人在独处时智商是最高的。
倘若到了人群中，智商便被迅速拉低了。有那么多题外的因素要考虑和顾忌：身份、地位、他人的压力等。在群体中，人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至少是不想说但又不得不说的话，首先起码的礼仪是要有的，时间长了便发展出面子的问题，冠冕堂皇的称谓，稍不注意，如若控制不好，很容易说了肉麻的话而不自知，也极其容易说了随大流的话——这时要注意了，你丧失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开始用集体思维代替自我的判断。
在集体中人会赢得一种虚妄，以为自己很重要，或尝试让他人觉得自己很重要。人在集体中追求那种肤浅的价值感：牛逼。所谓牛逼具备炫耀的一切特征。牛逼就是炫耀自己的生殖器很大很长。这是一种原始本能，它大多数时候是不文明的。这也是姜文的电影为什么让人隐隐讨厌的缘故——用文化伪装出来的炫耀，每一帧画面都是为了牛逼的目的，但牛逼和文化又是如此格格不入。牛逼是原始本能的，文化是使原始本能升华的。
不成功的文化使人驯服或者驯化，绝大多数统治者制订的文化方针都是不成功的，但这时不成功恰恰是他们的得意之作，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原始本能升华，而是为了便于统治。人在群体中或组织中，很容易被他人利用。因此人必须建造一个他自己的价值观，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免于回到独处的状态，从而受集体挟持：受人利用的价值和对他人有用的价值是一个本质的不同描述。
但是只有回到独处，人的自我才是完整的。或者说他才能不断发现那些不完整的地方，这就像一个拼图，人的自我要拼接完整，他必须反复摆弄其自身。人和他人的关系没有人和以上帝为镜像的关系重要。良知良能的发动，不在集体当中而在独处当中。集体之中的人是昏耽的，而独处之中的人是警觉的、清醒的。在集体之中，人不免要让渡出去诸项权力，以此获得一个位置；但在独处时则大可不必，你是一个本真的人，没有职务，没有社会关系，你是自己的王也是自己的奴仆——既便将来死亡，你也是这个状态，或者说这个状态是最其严峻与真实的。
正是由于其严峻与逼真，使人喘不过气来，大多数人倾向于逃避独处。独处需要训练。最开始独处时，人会啃噬他的内心。人会变得无所适从，他要面对自我的苍白与贫瘠，这是一个从一无所有到无所不有的过程。独处时发现人的丰富性，发现人性的幽微之处，也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训练。并不是说，只要你独处，你就可以获得自豪、能量或者其它利于你去集体中大吹大擂的东西。恰恰这种有所获的念头就是多余之物，是没有完全安静下来的杂质。
独处是为了完全的、完而全之地安静下来。只有安静下来，内心不起任何波澜，你才刚刚打开独处的大门。当内心不起波澜时你才可以掀起波澜。你内心足够平静，才可以充分暴怒。假若你去听贝多芬，不管他的曲子如何不屈从，但那底子是一腔子平静之水。如果你要跟贝多芬较劲的话，首先你要学会独处，摒弃掉观念与理解，沉入其音乐之中，才会穿越其激情而抵达某种宁静。否则，你会被他的激情俘获，甚至晕头转向，你在他的炮火之中抱头鼠窜，正如不堪高浓度的酒精之醉。
独处时人性得到了修复，人的机体有时间清理自己，老古话叫做“宝剑用后急需磨”，人需要在独处时重新变得完整。见多了人群中各式各样的嘴脸，比如说从善到伪善，可能只是一句话、一个动作或是一个得意的神色之间的距离。这些东西都可以为人所察觉。过犹不及，稍微过一点点，人便走向自身的反面，他从一个人性光辉的顶点下滑而不自知。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问题是这个高光时刻可以保存多久？它值得你以什么样的代价去追逐？所以说诸多表现在独处者看来都是不智的：追逐外物，追求外界事物对自己的认同，追求镜花水月般的爱情最终发现只是自恋而已。
所以独处的人早就看穿了这一点，他们不玩这样的虚妄的游戏。既便玩一下，也只是浅尝辄止。或者是为了照顾他人虚与委蛇一下。因此独处的人有时候表现得很无情，也不讲情面，也会被他人痛斥为自私。但正是因为他不在意这些外在评价，他才能独处下去，也因此这些外在评价自然失效。
不使自己的观念放逸，这是独处时慢慢锻炼出来的专注力。独处时人的思考能力是聚焦的——用思考能力的说法会引起误解，严格来讲是某些思考自己涌现，就像打开水笼头就有水一样，事物自如的涌现，这才是思考能力。
如同锻炼你的肌肉，如同你的肌肉会拥有肌肉记忆，大脑的这种锻炼也是如此，在旷日持久的一点点施压时，大脑的结构也会变得强健起来，你可以阅读少数人读得懂的哲学著作，这种能力在世俗生活中用不上，但对于精神生活而言，简直是必杀技。
独处时精神首先会杂乱，这像健身时你坚持不了多久一样。但你要每天独处一下，一刻钟到一个时辰，你自己选择。独处时你的欲望减轻，你的负担便也自然而然地减轻了。独处时你不抱有目的，因此你的身体的运行再也不是俯冲式或推进式的，你进入到了一个纯粹的无目的的世界。
独处时你一无所有，所以你无所不有。起初要借助书、音乐、书法或其它的感官刺激，你才能专注下来，但要明晓这只是引渡的工具，最终你要放弃它们，任何一种感官的摄入都要放弃。婴儿七窍未凿前就是这个状态。当你的感官得不到任何刺激时，它便恢复了它的灵敏和易感。假如说此时你认识到独处的好处，那么亦是危险的。因为你会停留在感官的敏锐上，不愿意再往前踏足一步。许多人到这里就停滞下来了，探索自我的内心既然是向未知的进发，就不免有些恐惧。现成的功劳足以使你成为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个依靠某一方面的特殊技能而立世的人。
这种半浅不深的独处危害极大，停留在这个状态中，一辈子都走不出来。“耽于定境”，说的就是这回事。诸多的歌手、作家，他们用一种曲风、一种风格来叙事。一方面他们踌躇于其优良，一方面他们又苦闷于其重复。这些作品很好，但是缺少变化。创造力停顿在那里，再也无法突破了。一个艺术家，每天都活成了明日黄花，这还不够悲哀吗？
要想避免自我重复，要想避免自己对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你还是必须回到独处那儿去。你要继续独处，放弃常人的功名和富贵——这个损失不免有些大，但到底是值得的。一开始他们领先，当他们打出八环时你还上不了靶，但最终，最终你打出十环时他们仍是八环。
自我重复，是常人的特点。同样的错误，也因为自我重复可以反复去犯。比如说找女人，他们拥有诸多前妻，再找的对象还是前妻那个类型。比如喝酒，每次必得把自己喝倒，而且还要指点一下他人或江山。比如做事，本来做得还不错，撒尿时对同伴说你看这件事我做得牛逼吧。与其说是错误，不如说是习气。年数越长，习气越大。职业人士都有其习气，读书人也难免，掉书袋就是一种，显得高明又是一种，像我这样滔滔不绝地说教，当然也是一种。要去掉习掉，还是要回到独处中来。只有在独处时，人才可以发现其习气——不发现就无从改正——发现之后，就可以循例去改。“去蔽”说的就是这档子事，把习气去掉，天性自然显现。
生病能增长智慧的原因是，生病时你大多数时候必须独处。你躺在那里，开始发觉到无聊，总想寻摸点事做，伺养一下自己的官能。手机因此是个好工具，它解决了无聊、烦闷还有空虚。再好的工具，你沉溺其间，便会受其控制。独处时关闭机能，便是要摆脱任何控制。结果有了手机，独处便不称其为独处：思维放逸、精神耗散。一个个浅短的瞬间愉悦接踵而来，像沙丘般地宏伟却随风而逝。拿起手机，愉悦；放下手机，人就变傻了。以前是看电视，现在是看手机，都会让人变傻——你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思考，用他人的言说填满大脑。
独处是为了不被洗脑，但一种虚假的独处是被手机洗脑。只有创作是独处最好的伴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创作要写出未知的东西。创作是你与神一起发现、显现。手机要定点使用，作为午饭后或晚饭后的消遣，那是没关系的。手机会让自己误以为自己很重要，生怕别人找不到自己，或耽搁了什么事儿，朋友找倒还罢了，要是自家老板找，那可真是麻烦。手机成为人束缚人的工具，手机把人撕裂成了碎片。因此你看那些善于独处的人，他们使用手机的反射弧都很长，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节奏，这个节奏不受手机的控制。
西方的心理学家正在研究积极心理学的某一个课题，关于深度工作与深度学习的问题。他们的建议是深度工作需要一间小屋子，能够使人保持专注，不被他人打断，浸泡式地完成一个项目。每次至少需要三四个小时不受间断。这样以来，其创造力可以得到最大的发挥。大卫·林奇在《钓大鱼》中也说，你想好好地画上一个小时，得花三个小时让自己安静下来。契克森米哈赖提出了“心流”理论，他认为当一个人的头脑或身体在自觉完成某项艰难却有价值的工作时，这时因专注而产生的忘我就发生了，也就是心流，它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感。或许“心流”可以对应着马斯洛的“高峰体验”，满足感可以对应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但总之，这样的精神活动都必得是独处时方能产生的。只有在独处时培养出这样的能力，在人群中，其抗干扰能力、保持独处的特性方能派上用场。
没有独处经验时，首先就会被无聊击垮。百无聊赖时，人会做一些平时不会去做的举措：强迫自己数瓷砖；焦躁地踱来踱去；折纸或者乱涂乱画。殊不知创造力正是从适应无聊开始的，无聊时你会发现平时顾不上去发现的事物，你的神经也会敏感起来，你会观察到家里宠物每天的变化，水仙花今天的姿态有什么不同，今天的米饭和昨天煮出来的味道有何不同。因为无聊，平时完全忽视的事物都会发起光来，因为获得了你的注视；而注视本身就是一股力量。注视充满着活力，注视使事物微观的部分彰显了出来。而使事物微观的部分得到彰显，本身就是艺术家要具备的敏锐。这一点同性恋比普通人具有天分，某类自闭症的人群又比同性恋更具有天分。在写作时，词性与词性之间的微妙差别，写作者要体味得出来才行。抽完大麻或服完酒精，音乐会缓慢地一轨一轨进入耳膜，十米开外的细小谈话也会因神经放缓的叠加，听得清清楚楚。独处就是要让神经缓慢下来，官能也重新陌生化，好奇之心升起，周边充斥着灵性的事物。
布莱森就是这样写出《趣味生活简史》的，某天他无聊地望着窗外，想为什么眼前是一道高坡而不是平原？还有他现在居家生活的一切是怎么演变过来的？你想，要不是无聊，谁会对此产生好奇心，这些看似无用的破天荒的想法掀开了科学发展史的帏幕。
拥抱无聊、拥抱痛苦。虽然说叔本华持悲观主义，他将人生视作一个钟摆，在无聊和痛苦间徘徊——得到了无聊，得不到痛苦。如果这是人生的实相，那实在是有必要热切地拥抱无聊的，因为它是存在主义的根基。如何把无聊转化为有趣，这是莫大的善事，也是能事一件。对抗虚无，有时只在于有趣。独处时可以很好地把无聊进行到底。为一些平日里不会去为之事。平日的生活大多时带着功利和实用思想。无聊时则只想着有趣，不会去考虑功利和实用。检验一个人是否充满魅力，就在于他是否把无聊的时刻过得欢快而充实。这样以来，既便是监狱也关不住他。他能左右手互搏，自己和自己进行想像的谈话，他完全不依赖外界与外物的刺激，他是自我完备的。既便万物皆离他而去，他仍然能将万物召唤而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大约便是这层意思，并非真的万物都是他的。
如果你不能适应无聊，那么随之而来就会觉得痛苦。独处对有训练的人士而言是享受，未曾训练的人就会觉得难受。痛苦尾随空虚而来，焦虑、烦躁不安，要冲破一个铁屋子，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可是铁屋子和旧世界只是观念啊，打破一个铁屋子，又会有一个新的铁屋子；新世界来了，依然会变旧的。中国的道家讲究“勿忘勿助”，尼采则表述为“你既不能实现心中的欲望，也不要丧失心中的欲望”。哲人所见略同，实现即助、丧失即忘。勿忘勿助，又暗合了孔门的中庸之道。
“慎独”是古典中国人的自处之道，《中庸》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也就是大人，对品行高尚之士的称谓，他们有一门功夫是专门在没有第二人在场时用心理意识扫描自己的操行作为，他人不在场时，你有没有淫邪和贪恋的想法。这时你与天理同在，要运用良知的勇气，约束和检点自己，查漏补缺，走向完善。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在修身方面功夫很深，他叫曾国藩，他这样说道：“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糟粕，比如过多的繁文缛节对人性的捆绑，以及三纲五常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然而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和独处有关的优势原理：一个是慎独；还有一个是主静。《礼记》中有这样的话：“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中国的读书人希望自己像个妇女一样安娴静谧。“静、敬、进”是中国文化在修身方面的三字诀：独处时要安静、对他人时要敬重、做事时要精进。静负阴，进抱阳，以敬涵之二者。北宋之理学家周敦颐则在《太极图说》中言：“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圣人就是君子和大人的精神领袖，圣人是日月，君子和大人们是星辰。圣人之所以能够“立人极”，成为天下所有人的楷模，正是因其通过“主静”的方式获得“中正仁义”之道。
在独处方面，西方的思想家们也有自己的心得。除了中国有“三年不窥园”的独处狂人、隐居高士，西方也有像梭罗这样的人，远离喧嚣与群体，在一个小小的瓦尔登湖畔独自生活。他言道：“我含蕴着，并养育着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时。”这句话对应着中国圣贤们的一种方法——暗养圣胎。读书人不仅要安静得像个妇女，而且是个怀孕的妇女。
梭罗说“我觉得经常独处使我身体健康”，我觉得经常独处使人身心健康。他对独处有现代性的精彩描述：
我发现人若大部分时间用于独处，将有益身心。
与人为伴，即使是挚友，
也很快会有厌烦或虚度光阴的感觉。
我爱独处，我发现没有比独处更好的伴侣了。
出国，身在熙攘人群中，要比退守陋室更让人寂寞。
心有所想，身有所系的人总是孤身一人，不论他身处何地。
独处与否也不是由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来确定。
在剑桥苦读的学子虽身处蜂巢般拥挤的教室，
实际上却和沙漠中的苦行僧一样，是在独处。
农人终日耕于田间，伐于山野，
此时他虽孤单但并不寂寞，因他专心于工作；
但待到他日暮而息，却未必能忍受形影相吊，
空有思绪做伴的时光，
他必到“可以看见大伙儿”的去处去找乐子，
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以补偿白日里的孤独；
因此他无法理解学子如何能竟夜终日独坐
而不心生厌倦或倍感凄凉；
然而他没意识到，学子虽身在学堂，但心系劳作，
但是耕于心田，伐于学林，这正和农人一样，
学子在寻求的无非是和他一样的快乐与陪伴，
只是形式更简洁罢了。
与人交往通常都因唾手可得而毫无价值，
在频繁的相处中，我们无暇从彼此获取新价值。
我们每日三餐相聚，
反复让彼此重新审视的也是依旧故我，
并无新奇之处。
为此我们要循规蹈矩，
称其为懂礼仪，讲礼貌，
以便在这些频繁的接触中相安无事，
无须论战而有辱斯文。
我们相遇在邮局，
邂逅在社交场所，
围坐在夜晚的炉火旁，
交情甚笃，彼此干扰着，纠缠着；
实际上我认为这样我们都或多或少失去了对彼此的尊重。
对于所有重要的倾心交流，相见不必过频。
想想工厂里的女孩，
她们虽从不落单，但也少有梦想。
像这样方圆一英里仅一人居住，那情况会更好。
人的价值非在肌肤相亲，而在心有灵犀。
……我的房子里有很多伙伴，
尤其在无人造访的清晨。
我把自己和周围事物对比一下，
你或许能窥见我生活的一斑。
比起那湖中长笑的潜鸟，
还有那湖，
我并不比它们孤独多少。
你看：这孤单的湖又何以为伴呢？
然而它那一湾天蓝的湖水里有的却是天使的纯净，
而非魔鬼的忧郁。
太阳是孤独的，
虽然时而在阴郁的天气里会出现两个太阳，
但其中之一为幻日；
上帝是孤独的——魔鬼才从不孤单，
他永远不乏伙伴，因从他都甚众。
比起牧场上的一朵毛蕊花，
一支蒲公英，
一片豆叶，
一束酢浆草，
一只牛虻或大黄蜂来，
我并不孤单多少；
比起密尔溪，
风标，
北极星，
南风，
四月春雨，
正月融雪，
或者新房中的第一只蜘蛛，
我也并不更加孤单。
独处是通向智慧和真理的入口。人不能独处，是他无法忍受自己。他对自己不满，总想变得更好，于是到人群中去四处学习、打听，殊不知最好的学习方式就是一个人面对自己，直至可以接纳自己、承认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人走向充分而完全的圆满。只有当你不需要他人时，他人才需要你。只有当你觉得自己不重要时，他人才觉得你重要。只有当你抛弃世界时，世界才不会抛弃你。
独处的人不仅可以摆脱恋他，也可以摆脱自恋。自恋的人总要走到人群中去收获赞美、暗示多情。但独处时人不需要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影响，当一个人成熟时，他不用向别人来证明自己，也不用从他人那里找到存在感。萨特之所以言“他人是地狱”，是稍显刻毒的论断，但道理也很明显：与他人相处时，你会浪费、损耗太多太多的时间。独处时，一般而言，一天能写一篇长文章，或者读一部著作。这种知识的积累，比起在他人面前侃侃而谈、或听他人侃侃而谈，或是开没必要的会，听无必要的话，以及要在空话、套话中举办无意义的仪式，然后就是大吃大喝，互相吹捧——这种形式感普遍存在人类当下的生活中，并贯穿整个历史。
所以说一个人应该自给自足，自在自为，独自成为一个整体。独处者可以与整个人类为伴，但不要与具体的个人为伴。一旦遭遇到个人，不免有情感上的纠葛、心理上的冲突，还有那些鸡毛蒜皮中的磕磕绊绊和恩恩怨怨。
人们经常感慨知音难寻、知己难找，要想寻得知音，还得从独处那儿去找。人群当中是找不到知己的。所谓知心者，是形成了一个精神共同体，有着难以言喻的默契。早在身体和语言接触之前，就在心灵中形成了共振。作者的知己，常常在隔代的读者那里；当代的知己，也通过手谈、笔谈、隔空的精神去相遇和交往，比起见面寒暄所费的周章，实在是高明许多。独处时心心念念、念念不忘的那个人，才是缘份很大的知己。知己是神交的对象，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知己不会是过从甚密的伙伴。两个人的生命意识程度相近，才会有这种心灵相交。
海德格尔晚年住在南黑森林的滑雪小屋，像农人一样扎根土地，从事心灵与思考的写作。他兴致勃勃地写道：“孤独有某种特别的原始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对此，中国的哲学家不这么表达，中国人说“一念不生全体现”。一念不生即是独处的最终结果，这个时候，事物的本质和实相、事物的整体面貌就会自动地、清澈地闪现出来了。
当然，我们要探讨的是独处，仅仅独处便够了。不用管它是孤独的，还是寂寞的，或是孤寂的。它们的词性当然有微妙的差别，但后几个都是形容词，而独处则是动词。动词的优越性立马显示出来了，它是一个行动之词，你只需要如此这般，便可以进入独处的状态。不会像年青人那样，把寂寞当作孤独，把孤寂视作老年人的专利。
现代人把独处叫做“宅”。宅在家里不出门，玩游戏、吃泡面，以此降低消耗，也不与现实社会发生关系。他们的欲望也降低了，似乎变得佛系。这是一代青年人的写照，无论是发生在日本或是中国，都有大量这种颓丧的年轻人存在。宁可啃老，也不出门工作。而且的确，出门累死累活，一天通勤四个小时，房租都赚不回来。换句话说，他们是被迫宅着的。因为对自己的前途无望，便索性以抵赖之姿去对抗社会。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他们的时间用错了地方，你想，整天窝在家里玩网络游戏，这和独处之道的原理是极相违背的——形式上是宅了起来，但实则是把家里当作了网吧。也未见其在无聊中生发出新的创造力，反而是游戏的上瘾症发作，成为一个电子瘾君子而已。
因此来说，独处完全不在于形式。如果你有了独处的能力，既便在人群之中，也是泰然自若的。你不会因为排队、等座而烦躁不安，也不会因为无人搭理而恼火。你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独处的时光，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漫游，或者只是观察熟悉街道的微妙变化。你可以就此去体察人情与世事百态，从参与者变成旁观者，你成为了那个洞若观火的人。
选自胡赳赳《论孤独》，中译出版社 2021年9月
胡赳赳，作家，艺术评论人。历任《新周刊》首席记者、主笔、副主编、总主笔，前后十二年；出版有随笔集、评论集、诗集等著作多种，现为多家机构文化顾问。著有传媒专著《理想不死》；艺术评论集《空，欢喜》；杂文集《北京的腔调》《中国的倒影》；曾在纽约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做客座研究，现主持喜马拉雅FM汉字文化类节目《赳赳说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