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的一天，北京的天空格外晴朗，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的门前熙熙攘攘，行人络绎不绝。

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远处缓缓地走来，他的左手紧紧地拎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

不一会儿，他将手提包从左手移到右手，再走上四五十米后，手提包又从右手移到了左手。

将近200多米的距离，手提包在老人的左手和右手之间倒腾了五六次。

商务印书馆

走到印书馆的门前，老人停下了脚步，他面部从容、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印书馆的牌匾。

沉思片刻之后，他加快脚步，走进了印书馆的大门。

宽敞的大厅里空无一人，老人四处张望。此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要找何人。

直到工作人员上前询问，他才晓得自己要找的部门是在二楼的外语辞书编辑室。

编辑室里格外安静，此时屋内只有一个人，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正坐在靠门的办公桌前。

此时，姑娘正低头伏案工作，出自本能的下意识，她感到一个身影突然站在了自己的身旁。

她猛然抬头，瞬时看到一位慈祥且面带笑容的老人此刻正站在自己的面前。

平日里，外语辞书编辑室很少有人往来，而姑娘却被老人的突然来访着实“吓”了一跳。

“您是要出版书籍吗？”姑娘连忙起身，亲切地向老人问道。

“是的，我要出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老人礼貌而轻声地回答。

“您说的这本词典我没有听说过。”姑娘一脸懵懂地摇着头，她继续问道：“有多少字呢？”

“200多万。”老人不假思索地答道。

200多万字，这个字数让姑娘顿时惊讶。因为，从她到编辑室工作以来，这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要出版200多万字的词典。

况且，要出版的人还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花甲老人，她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老人的答复让姑娘一时无法应对，她请老人稍等片刻后，迅速走进了编辑室主任的办公室。

听闻后，主任张文英也是惊讶不已。

因为，在她的从业生涯中也是头一回听说“一位老人要出版200多万字的词典”这样稀奇的事情，而对于老人刚刚提及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更是闻所未闻。

阿富汗的集市

普什图语，是位于亚洲中部的阿富汗的官方语言，该语言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地区使用。

当前，全球最多只有3000多万人使用普什图语。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通晓普什图语不足百人，使用该语言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

像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边防和海关等单位人员会使用到普什图语。除此之外，其它单位和个人几乎不会用到这种语言。

由此，普什图语算是小语种中的冷门。

片刻之后，张文英和姑娘快步走到了老人的面前，老人随即从黑色手提包里掏出了一个鼓鼓的文件袋递给了张文英，里面装的正是词典的编写过程和说明材料。

“我完成了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今天是来交稿的。”老人的眼睛里流露出期待的神情。

“您所说的国家任务是这本词典吗？”张文英一边翻阅着老人递交的材料，一边向老人询问。

“是的，正是这本词典，我要把它交给国家。”老人的话音刚落，突然，张文英从材料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她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

材料中的信息显示，这本词典早在上世纪的70年代就被确定为国家任务。

“可是，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多年，为什么我对此却全然不知呢？”张文英心里琢磨着。

涉及到国家任务，此事就非同一般，一向严谨的张文英自然不敢怠慢。为了考证材料的真实性，她专门来到档案室查找资料。

在陈旧的档案柜的最底下，一份尘封多年的档案今天得以重见天日，也正是这份档案的重现，揭开了34年前的一段绝密往事。

果不其然，档案证实，确有此事。

既然材料的真实性已经得到验证，那么，我们就可以推算出，从1978年立项到2014年出版为止，这本词典整整跨越了36年之久。

出版这本词典既然是国家任务，那为何持续了36年之久呢？

当年，组织编写这本词典是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委派给商务印书馆的任务，那么，负责外语辞书出版工作的张文英为什么全然不知呢？

最让人好奇的是，这位老人到底是谁？他为何会带着30多年未曾出版的词典来到商务印书馆呢？

这30多年里，关于这本词典，究竟又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957年高中毕业的车洪才

老人名叫车洪才，1936年出生在黑龙江省海伦市。尽管母亲没有念过书，但她的尊师重教、知书达理让车洪才耳濡目染，受益颇深。

直到上中学时，车洪才随母亲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6中。

晚年的车洪才

2012年，车洪才来到商务印书馆时已年仅76岁。此时，他任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回忆起曾经的往事，车然（车洪才的儿子）总是对家里那个占满整面墙的柜子念念不忘。

柜子是经过特殊定做的，上面布满了很多个小抽屉，往外拉就能看到里面写满字的白色卡片。

除了父亲以外，家里没有人知道卡片上到底写了什么，而天生好奇心强的车然，在每次悄悄打开抽屉一探究竟的时候，总是被父亲发现并遭到严厉的制止。

转眼间，30多年过去了，那个神秘的柜子已经装满了车洪才积攒的数不清的卡片，卡片上写的就是普什图语汉语的翻译词条。

那么，父亲车洪才和普什图语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呢？直到长大后，车然终于了解到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传奇故事。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讲话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它促使更多的亚非拉国家在外交态度上做出了空前的转变。

为了维护和平，独立自主，发展经济，这些国家很愿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往来。

坦诚相见，持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态度的中国也敞开了外交的大门，亚非拉各国同我国纷纷建立外交关系。

尽管中国与诸国的联系日益加强，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相继出现，例如外交翻译人才严重短缺，其翻译水平也相对不高，甚至连一些新建的大使馆都没有一个翻译，这些急需解决的问题都沉甸甸地压在了外交部的肩膀上。

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抽调并组织一批在校大学生前往各国学习小语种，而此时，正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就读的车洪才就在被抽调的学员之列。

当时，国际形势主要分为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而阿富汗就被划分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阵营之列。

况且，在阿富汗根本找不到懂汉语的人，如果中方和阿方交涉的话，只能借助英语作为桥梁，所以，我国抽调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前往阿富汗学习语言正是明智之举，而当时，车洪才就是北外英语系的佼佼者。

在阿富汗的车洪才

1959年的一天清晨，车洪才穿上母亲亲手为他缝制的棉背心，外面套上祖国为他定制的深蓝色西装，又在最外面披上一件同样是祖国配发的蓝色呢子大衣，乘上伊尔18飞机前往阿富汗。

因为没有落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漩涡中，阿富汗显现出一片宁静和谐的景象，而车洪才就被送到喀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普什图语。此时，他对这门古老的语言一无所知。

能来阿富汗学习，让车洪才倍感欣喜，因为很多大学生都被派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来阿富汗的机会是相当难得。正是这一点，给了车洪才莫大的鼓励。

车洪才（左）和同学张敏在阿富汗求学时留影

在阿富汗，车洪才结识了同学张敏，而张敏也正是车洪才日后编写词典的得力助手。

在异国的求学期间，由于世界上没有一本普汉词典，如果想要将普什图语翻译成汉语，首先需要将普语翻译成俄语，再翻译成英语，最后转为汉语。这样的话，问题接踵而来。

由于翻译过程极其繁琐和复杂，结果导致记住了英语，而将最初要查的普语却给忘记了，车洪才和张敏发自内心地体会到没有一本普汉词典的痛苦。

为了取到真经早日回国，肩负着国家任务和使命的车洪才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争分夺秒，刻苦学习，仅在3年的时间里就修完了9个学期的全部课程。

1963年，车洪才学成归国。此时，国家急需小语种的翻译人才填补岗位上的空缺，所以车洪才被组织重用，他先后被派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和国际广播电台工作。

上世纪70年代的新华书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全国各地的书店中，人们只能买到《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袖珍英汉词典》等少数词典，这些词典都共有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所收词汇量不足，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常的工作和学习。

1975年，我国为了提高自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全国辞书工作会议提出，出版160种中外文词典，其中《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就是其中的一部。

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大，他的责任就有多大，光荣的使命总是眷恋有追求的人。1978年，当时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的车洪才接到了商务印书馆传达的国家任务——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接到如此重要的国家任务，车洪才感到无比的荣耀，而他出国的所学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他的心目中，这不仅是一个任务，更是一份责任，一种追求。

车洪才（左）和宋强民

和车洪才搭档的是宋强民，他是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帮助车洪才一起编写词典的，和车洪才曾一起在阿富汗学习的老同学张敏也利用在国家广播电台工作的便利为他们提供帮助。

车洪才满怀信心，他和宋强民初步推断，不出3年词典的编写工作就可以完成，而且他们有信心打造出我国第一本优质的普汉词典。

在北京广播学院的5号楼里，一间狭小办公室里的灯，每晚都会亮到很晚，车洪才和宋强民就在这里执行着国家给予的任务。

宋强民制作的木制书架

为了方便阅读，宋强民给每本词典制作了木托架，而车洪才就利用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纂。

没过多久，问题出现了，车洪才发现，如果用俄语翻译普什图语的话，会使很多普语改变本有含义，而所用的这本俄语词典根本不能当作编写词典的主要依据。

为了使每个词汇翻译准确，车洪才在理解原词含义的基础上找来多部词典作为参考。通过严格地校对，他力争将每个词汇准确地翻译出来。

除了翻译准确之外，还要考虑其翻译成果的保存时间，为了长久保存，车洪才和宋强民将编撰内容抄写在硬纸卡片上。可是，美好的计划却被突如其来的变化打破了。

苏军装甲部队入侵阿富汗

此时，国际形势突变。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卡尔迈勒政权在苏联的扶植下掌握政权，但对于卡尔迈勒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并不承认。就这样，中阿关系陷入僵局。

在如此形势下，车洪才最担心的事就是政策的变化会影响到词典的编写和出版，可他还是以乐观的口吻安慰着同伴：“这个时候更需要这本词典，因为阿富汗的‘亲苏’使它成为更重要的研究对象。”

没有任何经费，繁琐而枯燥，车洪才和宋强民整天足不出户，办公室里始终传出“沙沙”的写字声。由于长期的集中精力，他们的眼睛时常感到一股莫名的疼痛感。

日子一天天过去，词典的编写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着，但车洪才还是愁上心头，他感觉速度还是太慢，如何提高效率是他一直头疼的事情。

可是，作为车洪才的夫人学平女士认为，他们的速度已经快得相当惊人，她每次来到办公室的时候，都会驻足在门口静静地看着他们专心地工作。

车洪才手抄的卡片

一个人译单词，一个人抄卡片，两个人分工协作，而满屋子里到处都是纸片。无论丈夫有多忙，妻子学平都不敢轻易打扰。

有一次，妻子学平在丈夫后背轻轻地拍了一下，结果车洪才却被突如其来的一拍所惊扰，他的身体就像过电一样瞬间抖动起来。

他，太专注了。

3年的时间一晃而过，转眼到了1981年，10万张卡片已被整理出来，它们被放入木制卡片箱内，然后再被塞进文件柜里，足足塞进30多箱。

车洪才整理出的部分卡片

眼看离成功不远，但一封调令却终止了词典的编写工作，这让车洪才很不情愿，但他又无可奈何。

原来，在1982年，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计划增开国际新闻专业。为了论证该专业是否有开办的可行性，组织上让车洪才立即停止词典的编写工作，迅速外出进行生源调查。

临行前，为了确保卡片的安全，车洪才将所有整理出来的卡片装进了文件柜，并将文件柜锁在办公室里。这一刻，谁也不会想到，这一锁竟然就是20年。

直到1984年的春节，全国调研工作终于圆满完成，车洪才回到了北京，他本以为从此可以继续安心地编写词典。可是，让他最担忧的事情还是来了。

春节刚过，组织上再次安排车洪才去筹备、开设广播电视函授班，没想到，这一干又是5年，据说著名央视主持人赵忠祥曾是这个班里的一员。

有人曾幽默地说，男人的事业50岁才刚刚开始，但车洪才的心里始终想着是他的词典，52岁的他也开始在职场上实现转变，由一名教师变成一名外交人员。

车洪才

1989年至1993年期间，车洪才先后被借调到中国驻巴基斯坦、阿富汗大使馆工作。除了要学会驾驶之外，他还要时常穿着笔挺的西服出席各式各样的宴会。

外表看上去云淡风轻，但他内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锁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办公室的柜子里的10万多张卡片。

总是突然强制性地调动，让车洪才编写词典的工作一再搁浅，他为此总是夜不能寐。

再也没有什么比卡片的安全更让车洪才担心的了，在出国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始终让他终日忐忑不安，而一想到此事，他就格外痛心。

有一次，学院为了改善教师的办公环境，特意组织工人对办公室进行装修，车洪才刚好经过，他突然发现办公室里存放卡片的柜子不见了。

情急之下，他四处寻找，结果在水房找到了柜子，而让他大为惊讶的是，白色卡片洒落一地，原来是工人们打开其中的两个抽屉，把卡片铺在地上睡觉。

车洪才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看着洒落在地上的一张张卡片，他简直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对工人怒喊道：“你们简直是在犯罪啊！”

工人们对突如其来的怒吼吓到了，他们压根不清楚眼前的这位中年男人为什么如此伤心，他们更不知道，他们铺在地上睡觉的卡片对车洪才有多么重要。

车洪才的眼睛湿润了，他俯下身来，小心翼翼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卡片，他把卡片全部拿回了家。可是，经过检查，最后还有少了将近100张卡片。

这一件事之后，车洪才好多天都闷闷不乐，他的话也开始变少了，闲暇时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坐着，这一次，他是真的伤心了。从那以后，他都不愿意再多看柜子一眼。

纳吉布拉（中）

战争难料，1992年4月，苏联一手扶植的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失去了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阿富汗武装游击队。

从此，中国和阿富汗的关系又再次步入正轨，而在巴基斯坦的车洪才又被派到阿富汗。

来到阔别30多年的阿富汗，车洪才倍感亲切，在这里，他又看到了希望，因为他可以为编写词典搜集材料了。可是，国际形势的再次突变，又将他的愿望化为泡影。

车洪才来到阿富汗才几个月的光景，阿富汗又爆发了激烈的内战，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已经严重威胁到中方人员的安危。为了安全起见，中国大使馆人员必须全部撤离。

在阿富汗被炮弹摧毁的民房

在阿富汗的街头，到处都是一片被炮火轰炸后的狼藉景象，而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里的一扇对着窗户的沙发里面，有人竟然发现了一枚子弹，而这个沙发正是车洪才经常坐的地方，车洪才后怕地感叹到：“幸亏那天我没坐在那里，否则我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更让人恐怖的是，在中方人员撤离之前，13颗火箭弹击中了我国大使馆，造成大使馆楼层坍塌，多处房顶被击穿。更让人揪心的是，其中一颗火箭弹卡在了房梁钢架之中，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眼前发生的灾难，让车洪才深深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他感叹到：“我的命都不是我来支配的。”

危机过后，车洪才平安地回到了祖国。可是，时隔多年，此时已经无人提及那一个重要的国家任务——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学院里的领导已经更换，卸任的领导已经赋闲在家，新上任的领导又对此事全然不知。

没有人提及编写词典的事情，也没有人听取车洪才的汇报，更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车洪才是真真正正地被遗忘在角落里。

这样的生活苦闷、单调，车洪才百无聊赖，1999年，他办理了退休手续。

车洪才在家中

本·拉登的名字，其实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车洪才就早已知晓。

即便是退休在家，他无时不刻关心着阿富汗的局势，他推断，正规军肯定混入到了塔利班组织内部，否则塔利班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局势。

结果不久之后，9·11事件爆发，美国处于高度警备状态，时刻提防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恐怖袭击。

可是，尽管美国再怎么加强防范，但终究难防各地的自杀性爆炸袭击。由此，世界进入到“全球反恐的战争时代”。

由于长期在阿富汗作战，美国军方急需懂普什图语的翻译人员，他们还曾公开向全球招聘既会说英文、又会讲普语的人才，但至于有多少人报名参加，这个却无从知晓。

车洪才

2000年，北京广播学院再次邀请车洪才作为特聘教授重返校园，并教授普什图语。

在课堂上，他不时会提及曾经费尽心血还没有完成的词典，同学们听罢，无不为之惊讶，所有人都支持老师一定要完成词典的编著工作，半途而废实属可惜。

此时，中国和阿富汗的关系日益加强，两国交往也开始逐渐频繁，同时对懂普什图语的人员需求量不断上升。

在中国甘肃，一名阿富汗的人违法贩鹰，开庭审案中缺少翻译，还特意从北京调派车洪才的学生前往协助。

在乌鲁木齐的机场，一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懂普什图语的同志刚下飞机就被一群阿富汗人团团围住，因为他们不会填写出入境的表格。

国际形势发展的需求，加上国内各行业对懂普什图语人才的渴望，车洪才内心里的希望之火再次被点燃，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将词典编著完成。

温度为零下4度的内院里，车洪才在打太极

2008年，车洪才暂停授课，这时他已经完全恢复“自由”，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追求理想的空暇时光。这一年，他已经72岁了。

在车洪才的呼唤和感召下，原来在阿富汗喀布尔大学的同学张敏再次回到了他的身边，他们继续开始完成这一项国家曾委派的神圣使命。

张敏

事实上，车洪才担心张敏的身体健康状况，但张敏却诙谐地说道：“不要紧，离死还早着呢，坚持把此事做完，这也是我的一大心愿。”

被视如珍宝的卡片已经被时代所淘汰，考虑到将来印刷出版的问题，他们需要将卡片上的词条一个个输入到电脑里。

但是在输入的过程中，由于普什图文软件和系统出现不兼容的问题，时常出现一些状况。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得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很是浪费功夫。

为了将这些纸质卡片上的内容转为数据格式，车洪才几乎每天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数个小时。

最终，5万词条、合计250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被完整地输入到他的东芝牌笔记本电脑中。

经过努力，词典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车洪才这颗悬了30年的心终于静了下来。

长时间用眼损伤了车洪才的视力

长时间且高强度的用眼，损坏了车洪才的眼睛，导致视网膜脱落。为此，他先后做过两次眼部手术，其视力大不如以前。

殊不知，这位视力不佳、耳朵也背的老先生将要完成我国第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可是，这回事儿除了在商务印书馆的档案室里有记录外，早已无人提及。

如果拿搞外交和编词典相比较的话，车洪才更愿意去编著词典。从长远的影响来看，外交工作很多人都可以做，但是编词典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的。

因为，编词典需要极强的韧劲，而这个韧劲需要长久地坚持，有人曾说过这么一句话：“编词典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

不幸的是，2000年，一位曾经陪同车洪才一起编著词典的同伴宋强民因病去世。

一听说车洪才重新编写词典的事后，宋强民的夫人从美国打来电话问询出版的事情，她在电话中说：“如果出版需要钱的话，我愿意赞助，我觉得我的丈夫这辈子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愿意为他完成最后的心愿。”

不求名，不求利，车洪才这么多年坚持着初心，没有忘记30多年前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他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的理想。

在商务印书馆里，张文英听完车洪才的故事后，她被这个故事深深地震撼到了，她发自内心地对面前的这位白发老人肃然起敬。

张文英站起身，朝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郑重地说道：“我代表商务印书馆决定即将出版您的词典，按照相关规定，词典将会在2014年出版，每一千字稿费80元。

结语：

车洪才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着前行的人，无论是组织的委派，还是命运的使然，他从来没有真正主动去选择他的人生，而是一直被动地服从与接受。

直到机会成熟，他将余生倾注到词典的编写工作中时，他才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这或许就是他曲折的“词典人生”吧！

尽管这项国家任务被遗忘了几十年无人问津，但车洪才却始终不忘。36年后，他默默地花了自己36年的精力去完成了这项枯燥、繁琐的国家任务。

他没有动用国家的一分钱，更没有拿着编写词典的资料去评审职称，因为在他心里，这不仅是一项国家任务，更是自己的一份责任与追求。

车洪才的事迹被各大媒体报道后，全国为之感动，面对记者们的种种提问，车洪才总是淡淡地回答：“我用36年完成了国家任务，很满足，也很踏实，我的一生，值了！”

有人抱怨命运的不公，有人怀揣梦想却半途而废，扪心自问，我们缺的或许并不是理想和追求，而是缺少在实现理想和追求的道路上的责任与担当。

人的一生难得做一件事，更难得做好一件事，但如果不为名利地坚持36年去做一件枯燥繁琐的事情，又有多少人能坚持到最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