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我们讲到，朱棣登基后的削藩、迁都、设内阁与伐蒙古。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如东剿倭寇、南征安南、编纂大典、遣使西洋等一系列事迹。但今次要讲的，却不是这些文治武功，而是朱明王朝在政治设计中的一大“发明”——特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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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此制度先河的，其实并非朱棣，而是他老爹朱元璋，及其所设的锦衣卫。据《明史·职官志》载，这个闻名后世的机构，最初叫做“拱卫司”，隶属于都督府，是皇帝身边的近卫亲军。一开始，它并无稳定地充当特务的职能。一个证据是，在洪武初年，它屡屡改名称，改编制，改从属关系，先后变成“拱卫指挥使司”、“都尉司”、“仪鸾司”等。其主官的品秩也不断上下浮动，从正七品变成正三品，后又降为正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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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变发生于洪武十二年后，随着胡惟庸案的规模越来越大，朱元璋对外廷愈发不信任。他遂“罢仪鸾司，改置锦衣卫，秩从三品”，专门负责“侍卫、缉捕、刑狱之事”。锦衣卫下属经历司，掌行政文书；镇抚司，掌缉拿刑名。所谓“刑名”，是司法审讯过程中的上刑拷问及审定案件后的判罚。遽然来临的权力，让锦衣卫瞬间膨胀。大至军政要务，小到柴米油盐，凡京师内外一切皇帝所欲，无不监察。宪宗朝任吏部左侍郎的叶盛，在其《水东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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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朝著名儒士钱宰因奉旨修订儒家经典，颇感劳碌。一日回家后写了打油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孰料第二天朝觐太祖，竟被问及：“昨日好诗，然曷尝‘嫌’汝，何不用‘忧’字？”言下之意，朱元璋不仅仅是知道钱宰写的诗，还敲打他应自觉地更加勤奋。较之班主任黑进学生的朋友圈，大老板监视员工的对话框，来自朱元璋的暗中观察，更让人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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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洪武二十年，由于外廷屡遭敲打，渐渐识相；而锦衣卫审案“多非法凌虐”，所以朱元璋废除由锦衣卫直辖的牢狱，焚毁刑具，把审理案件的职权交付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可见，洪武一朝，锦衣卫的设置始于胡案之后，是朱元璋用以强化集权的临时手段。在实现目的后，则削其职权，放在一边。既能彰显宽仁，又能吓唬外廷，这权力手段实在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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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举措，很快变成了新常态。他的好儿子朱棣因为靖难夺权，需要巩固皇位，即位不久，便恢复了对锦衣卫的重用。其长官仍称指挥使，又名“执金吾”，即沿用汉代“督巡三辅治安”的官员名称。因汉代执金吾下设着红色戎装的缇骑，故而明朝也以此称呼锦衣卫校尉。朱棣不仅平日里“凡朝会、巡幸”，要让锦衣卫“具卤簿仪仗，率侍从扈行”，以彰显皇威；还特地“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集中处理异己分子。这种设计在日后不断被强化，至宪宗成化年间，可私铸印信；世宗嘉靖年间，都督身兼三攻三孤；神宗万历年间，权柄“视诸卫独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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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恢复锦衣卫诏狱，朱棣的另一个发明，是开始重用宦官。洪武年间，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掌权的教训，对其管束严厉。宦官一般不许读书识字，但必须记住宫门铁牌上刻的字：“内臣不得干政，预者斩。”但到成祖年间，宦官渐渐“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探臣民隐事诸大权。”这一现象，仍与其对权力的需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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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朱元璋，他更希望监察百官私下言论，了解是否有对他的不满。锦衣卫虽好，但碍于祖制，不能贪杯，哦不，过度使用。所以他另辟蹊径，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北京侯，设东缉事厂，简称“东厂”。可能是因为部分宦官自起兵以来，就忠心耿耿，颇得信任；也可能是较之锦衣卫，宦官更天然地不受外廷大臣待见，可放心驱用。所以朱棣“命中官剌事”，亦即派高级宦官统领东厂，在必要时，还可以监督锦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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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身份显赫的宦官，方可被称为“太监”。而提督东厂的，叫“掌印太监”，一般由司礼监秉笔兼任。厂公之下，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负责刑名，又称“贴刑官”。往下负责侦缉工作的队长，叫“役长”或“档头”；级别再低一些的叫“番子”或“干事”。这些中层干部和基层职工，全都从五肢健全的锦衣卫选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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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统一打扮，戴尖帽，着皂靴，穿褐衫。北京城中，有条建了十座王府的大街，叫做“十王府街”。这批人平时上班的东厂，就设立在这条街与城东相连结的干道上——亦即后世连通王府井的东厂胡同。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摆着大幅岳飞像；在他们的工作程序里，却可以跳过所有司法程序，直接逮捕、审讯。二者结合，堪称魔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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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和东厂，并称“厂卫”，此后二百余年里，“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明史学家王天有先生认为，这正是“皇帝用以制约朝臣的工具”，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皇权”，构成了明代政治史的苍凉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