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北大校园中，一场开学典礼在北大图书馆召开。当时学校把民国的教育总长范静生也请来了，典礼上宣布了北大聘用的教授人员名单，其中包括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长，聘请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聘请辜鸿铭为英文教授。
中葡混血的辜鸿铭走上前台领取聘用书，只见他身穿着长袍马褂，头戴顶瓜皮帽，貌似还抽着雪茄烟，脑后拖着一根油光水亮的花白长辫子。底下的众位学子爆发出一阵唏嘘声，连陈独秀都在台上跟李大钊等人嘀咕：“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学界耆宿，怎么这身打扮？”面对底下众人的再次欢笑，辜鸿铭索性转过身，把辫子展示给他们看：“可笑吗？我的辫子长在脑后，笑我的人，辫子长在心头。老夫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诸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学生们被怼的哑口无言，坐在台下的陈独秀也跟李大钊会心地对视一笑……
在当时，西方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东方三大殿分别是指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曲阜孔庙的大成殿；泰山岱庙的天贶殿。三大殿是中国建筑的精华，而辜鸿铭在西方人的眼里，是比中国的三大殿还要传奇的存在。要知道，当时的外国人如果想要进入北大听辜鸿铭先生的演讲，还要多掏两块大洋。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辜鸿铭被贴上了各式各样的负面标签：拖长辫，小脚癖，老怪物，好骂人，顽固守旧，尖酸刻薄，与封建残余沆瀣一气……那么真实的辜鸿铭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半岛槟榔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则是葡萄牙人。民国时期的马来半岛是英国的殖民地，父亲辜紫云为英国人布朗工作，由于布朗没有孩子，就将辜鸿铭收为养子。就因为这样的亲缘关系，辜鸿铭就会讲了葡萄牙语和英语、汉语。
布朗夫妇对聪明伶俐的辜鸿铭特别喜欢，让他从小就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等西方文化大师的名著。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这句话辜鸿铭一直牢牢记在心里，这也为他后来坚定不移地维护皇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
布朗夫妇很注重对辜鸿铭的教育，在辜鸿铭14岁的时候，他们把辜鸿铭送到了德国学习。后来又回到英国，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9国语言。辜鸿铭掌握的9种语言，并非初涉，而是精通，并且这里面还不包括汉语和闽南语。精通到什么程度呢？他曾当众背诵六千一百多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长达12111行的鸿篇巨制《浮士德》，他也可以用德文整部背诵下来; 他还曾故意在伦敦街头倒着拿报纸看，紧接着就倒拿报纸把文章朗声读出。此时的辜鸿铭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还同时得到了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就是辜鸿铭先生所写。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这段学习经历成为了辜鸿铭一生的光环，以至于后来回到中国后大家叫他“辜鸿铭博士”（但并没有博士学位）。辜鸿铭自己写书从来都是署名“硕士辜鸿铭”，后来越传越离谱的“13个博士学位”，也有可能是荣誉学位。
但这并不是对辜鸿铭学识的否定，事实上，当时的社会氛围并没有那么的宣扬学历（比如史学大师陈寅恪严格来说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在欧洲的游学经历让他受益良多。）
辜鸿铭在北大讲英国诗的时候，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叠出，比如他把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在列举诗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翻开诗集一对照，竟一句也不差，记忆力之惊人让所有学生，包括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
据女作家凌叔华回忆，辜鸿铭即使是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移地背出上千行的弥尔顿《失乐园》。当年辜鸿铭给学生布置的英文练习也与众不同，他要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他能用中文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回答中文问题，常常还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常常令问者瞠目结舌。所以，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提到辜鸿铭，《北大感旧录》中是这样描写的：“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当时的中国人给他的称谓可不少，雅一点的有：狂儒、奇士、怪杰，土一点的则是：怪才、怪物、老古董。当时辜鸿铭在北大教书，被称为该校最古怪的人。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这样的举止显然是觉醒年代的一股逆潮流。辜鸿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他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
辜鸿铭的经典形象
罗家伦上过辜鸿铭的英诗课，看不惯他的辫子，曾对同学开玩笑说：“有没有想要立刻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的辫子剪掉，明天中外报纸一定竞相刊载。”当然，没人敢出这个名。
辜鸿铭上课有时天马行空，喜欢骂人。一次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辜鸿铭古文烂熟于胸，英文又呱呱叫，辜鸿铭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不过，辜鸿铭对学生要求很严，他上课前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
要说起辜鸿铭最令人诟病和让人不能忍受的，还得是他的特殊嗜好：喜欢闻女人的三寸金莲。虽说辜鸿铭也是天南地北闯荡过，也是见过世面的，也清楚女人缠足是对女人很不公平的，但他就是喜欢，还因为品小脚出名，他还研发出一个品脚七字诀：瘦、小、尖、弯、委、软、正。除了喜欢闻小脚以外，据说甚至痴迷到拿女人穿过的三寸金莲小鞋子，装酒喝，说这样才能文思如泉涌。他也直言不讳，讲女人的小脚对他有多重要：“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
除此之外，他及其提倡一夫多妻制，有一次他就跟两名外国女士解释“妾”字：“‘妾’字，即立、女，男人疲倦时，手靠其女也。”外国女人立即反驳他，说女子疲惫的时候，难道就不能依靠男人了吗？辜鸿铭随后说了一句他所谓的名言：“你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吗？”
大家都知道鲁迅以骂人著称，文风似匕首。其实，辜鸿铭骂人的艺术一点也不比鲁迅弱，而且更加形象、幽默，时常怼人于无形当中。青年时期的辜鸿铭在巴黎大学留学时，义父布朗刻意将他安排与巴黎一个名妓女作邻居。目的是不仅让他学法语，更让他借此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鸿铭在染缸中领略了出入名妓府的政客、军人、富商们的伎俩，正是在这时，他练就了“金脸罩，铁嘴皮”的功夫。
1913年，六国银行团强迫北洋政府签订借款合同，辜鸿铭被慕名请来担任谈判翻译时，讽刺帝国主义银行时说：“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句话在当时非常有名，还被收录到了英国《大不列颠词典》里，到现在也成为了一句广为流传的歇后语。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英国作家毛姆、印度诗人泰戈尔到中国都是先拜访辜鸿铭，而不是政府的要员，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是辜鸿铭的好友，经常和他互通书信。那时北京大学的洋教授们，在走廊里，若看到辜老先生走过来，总是远远地靠边站着，恭迎致候。而辜氏到了面前，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见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见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如何不堪，那些洋人无不被骂得个个心服。所以，他对于洋人，和那个时候普遍的先矮了半截的畏缩心理完全相反，他是不大肯买外国人的账的。
1921年，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访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鸿铭的小院。毛姆刚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把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怼得极为尴尬。
1913年，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泰戈尔胜出，但辜鸿铭始终瞧不上他。泰戈尔访华，学人踊跃迎送，唯辜鸿铭闭门谢客。他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因此也不懂东方文化的精微之论，还不如回印度整理诗集好些。
尽管辜鸿铭经常对外国人破口大骂，欧洲人对他还是十分敬重，丝毫没有受影响。辜鸿铭是托尔斯泰尊重的“中国某君”，勃兰兑斯宣传的东方圣哲、“真正的中国人”，毛姆长途拜访的“一位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更是弗兰西斯·波里敬爱的“最通晓东学和西学的中国人”。因为推崇辜鸿铭，欧美国家的报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鸿铭的文章，即使它们不少是讽刺詈骂这些列强国家的。比如辜鸿铭说的英格兰人傲慢，苏格兰、德国人自私，美国人粗俗，俄国人残忍粗暴，凭借着一张利嘴，辜鸿铭几乎骂遍所有西方人。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他跑到北京，用法语骂法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把洋人骂的哑口无言。
辜鸿铭生平痛骂西人，却反以此见重于西人，西方人对他尊重到什么程度呢？在辜鸿铭去世后，有位外国作家还评价他写的英文诗：“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马伯援有段回忆：在美国时，他曾到图书馆去看辜鸿铭的著作，颇惊其多。图书馆的小姐说，“辜先生的书籍，在英美图书馆里，不仅是多，而且宝贵”。
不仅骂外国人，对中国同胞们辜鸿铭的毒嘴也是毫不留情，经常能把天聊死。辜鸿铭后来虽然被视为保皇党，但他从不谄媚权贵。即便是总理、省长，只要看不顺眼，照喷不误。人家说，中国将亡于外交失败，或亡于无实业。辜鸿铭偏要说，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也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好吹牛也。
“今日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做起。”
比如胡适有一次在台上用英文读了一首荷马的诗，话音刚落，台下的辜鸿铭就扯着嗓子用英文回呛，说胡适的口音是英国下等人的口音。
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咖。其中一位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鸿铭从容地回答到：“有，法子很简单，把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在座的政客面面相觑，大气都不敢喘了。
袁世凯死的时候，政府下令举哀三天，可辜鸿铭却在椿树胡同十八号小院，弄了个堂会，硬是把那鼓乐奏得喧天，二黄西皮在胡同婉转。警察循声而至，推开大门，见院里搭着戏台，台上花花绿绿的生旦净末，正唱得热热闹闹。其中一个不识时务的愣头青警察，忠于职守，上前大喝一声：好大胆子，你们竟公开闹法，该当何罪！”辜鸿铭走过来，拍拍小警察稚嫩的脸蛋儿，笑道：“去回禀你们主子，就说不就死了个总统吗？怎敢影响我辜某在此赏戏！”警察被挑逗得一愣一愣的，只得骂骂咧咧地退出了小院子。
辜鸿铭貌似乖张奇异，但他内心中却有坚定的信仰——对中国传统文化坚定不移的信仰。
从小，辜鸿铭就处于多元的文化氛围中。这种成长环境的好处是，眼界宽广；坏处则是，难以有文化认同。在辜鸿铭的青年时期，他对西方的了解要远超东方。对于西洋文明，辜鸿铭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但对中国文化，他却只能依靠零星的儿时记忆来了解。尽管如此，他对西洋文明并没有产生认同感。
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辜鸿铭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讽刺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
在看汉学家理雅格的译作时，辜鸿铭尤为气愤。因为在理雅格的译作中，被中国人奉为先贤的孔子，被解读为一个没有信仰、好说大话的乡野村夫。为此，辜鸿铭写了一篇文章——《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署名为“一个中国人”。这篇文章发表在英文报刊《字林西报》上，自发表起就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很多知名报刊都发表了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其中，伦敦《泰晤士报》认为这篇文章不可能是中国人所作，因为英文用词极其高贵典雅。辜鸿铭暗自得意的同时，也明白了让世界了解中国远比想象中艰难。因此，他确立了一生的事业，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从出生到明确自己是谁，应该有什么样的志向，辜鸿铭足足用了30年时间。
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当时听梅兰芳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可是听辜鸿铭的讲演却要两元，但仍然场场爆满。
辜鸿铭在其著作《春秋大义》中，把中国人的优点概括为“温良”（英文：gentleness），并说道：“中华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春秋大义》这本书在西方影响既大又深远，以至于一战战败国德国将其视为拯救迷茫德国的灵魂，在莱比锡大学中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大学生社团。
除去《春秋大义》，他还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辜鸿铭是第一个将传统经典翻译给西方世界的中国学者，也是第一个让西方人读懂中国经典的人。也正是这一本风靡全球的《春秋大义》，让辜鸿铭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在当时大变革的年代里，很多人都是把西方的思想，西方的文化传播到中国，把西方的书籍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广为流传。而辜鸿铭却恰恰相反，他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国外，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给外国人看。
1915年，辜鸿铭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他把中国人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对比，指出中国人同时具备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并主张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解决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改造。他在这部书中力阐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
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鸿铭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此书一出，立刻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先后被译为德语、法语、汉语等多种语言，并多次再版。
为何辜鸿铭的作品风靡整个欧洲？实际上是因为一战后欧美社会的整体沦落。狂飙的资本主义最后只剩下了“寡廉鲜耻，利己杀人”（严复语）八个大字，让无数欧美的有识之士自觉的起来反思资本主义、反思自己的文明。于是他们的视野经由辜鸿铭转向东方，试图探究那个几千年稳定的王朝有什么拯救他们苦难的秘诀。不过，历史是残酷的，欧美人并没有从他们自己的神和东方文明中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钥匙。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那个时代里，很多留洋回来的年轻人都会极力地反对封建帝制，不少人参加了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想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辜鸿铭比那些人在国外呆的时间都长，才华也十分出众，但仍然是坚定的保皇派。当众人都以学习西方为荣的时候，他却已经看透了西方的本质，转而大力推崇东方。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全国大剪辫子的热潮中，辜鸿铭仍对清室念念不忘，始终留着一根辫子，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展开对战。辜鸿铭说：“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晚年的辜鸿铭
辜鸿铭一生都在捍卫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次在和外国人辩论的时候，他公开指责过洋人：“你们并不比中国人高尚一丝一毫，甚至更加的野蛮和肆无忌惮，你们只不过是拥有机枪和大炮罢了。”这种批评实际上是觉醒年代不少保守主义者的共识，比如梁启超在游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后，回国大力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
这样“怪异”的、逆潮流学者，在当时号称“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实际上是受到同僚们的不少肯定的。李大钊评价辜鸿铭：“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这也难怪为什么辜鸿铭会成为温源宁眼中“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罗振玉心中“百世可知的醇儒”，吴宓心仪的“中国文化之代表、中国在世界之宣传员”，张之洞依赖的“杰出之才”，蔡元培聘请的“学者、智者和贤者”，林语堂崇仰的“具备一流才智的人”“人中铮铮之怪杰”，罗家伦赞誉的“有天才的文学家”，凌叔华怀念的“绝代的学者”。
辜鸿铭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1928年4月底，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但辜鸿铭此时身染重病，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30日，这个在中华文明史上学贯中西的第一人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不论是生前还是死后，这个被中国人骂了一辈子的辜老先生都在欧洲和日本掀起了阵阵热风。旷世怪才，终究还是在人们的骂声里沉沉地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