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谎言”为生的人，一定是坏人吗？

1949年4月，开国大典前夕，一位军统少将辗转千里来到北平。作为共产党人的“死敌”，军统头子戴笠的爱将，竟敢在这个时候主动现身，他疯了么？抑或是要执行什么对我党不利的“秘密任务”？

相信聪明的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此人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应该是完成了潜伏任务，正式回归组织。国共两党内战期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不足为奇。然而能够做到军统少将，此人的能力和手腕必然有过人之处，内心之坚定也一定是常人所不及的。

地下工作怕什么？此间好，不思蜀也。

2021年的“315晚会”之前曾经有一名暗访记者的事迹被爆出，人们看过之后无不被他离奇的经历弄得哭笑不得，事情是这样的：这名记者的任务是“潜伏”到一家汽车交易平台做销售，本意是要挖掘一些黑幕。于是他通过应聘进入了该公司的销售部门，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这位记者开起了自己的“销售”模式。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记者的销售能力极强，客人对他的服务非常满意，签约一单接一单，根本停不下来。由于业绩突出，他短短时间就从普通销售晋升为公司的二把手，手里还多了十几个小弟。他每个月的工资+提成都是一笔“天文数字”，可比当暗访记者的收入强多了。

315晚会总导演听说这个情况后不淡定了，每天对他“嘘寒问暖”，生怕他叛变。好在我们这位记者立场非常坚定，虽然汽车平台的经理对他百般挽留，他依然选择“急流勇退”，不但主动辞去了这份工作，还把汽车交易平台的“黑幕”公之于众。当然了，之前凭本事赚来的钱，就不用“充公”了。

我可没有跑题，只是让你更好理解这位“军统少将”坚守初心和底线的难能可贵：他最初的目的是打入敌人内部，窃取机密情报。然而由于能力太过出众，在敌营不断被“加官进爵”，俸禄也是“水涨船高”。如果心智不坚定，很有可能从个人利益出发考虑，放弃任务，选择“高官厚禄”。

然而他跟这位暗访记者一样，有比金钱和地位更在乎的东西。正因为此，他们才能在关键时刻，牺牲小我，成全更多的人。这位记者，央视没有透露他的姓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面具遮脸，这是出于对他的保护。而这位潜伏敌营的“英雄”，他的名字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他的事迹必将永留青史。

及时雨李时雨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生于1908年，黑龙江人。少年时期，他非常喜欢读《水浒》，梁山泊好汉的头把交椅宋江的绰号叫做“及时雨”，李亭芳非常欣赏他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英雄事迹，于是改名“李时雨”。

1926年，18岁的李时雨来到天津，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他结识了林枫等进步青年。1927年春节过后，李时雨跟着家乡一个同学一起来到北京，并在他的帮助下，考入北京弘达学院中学部四年级。中学毕业后他又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大法学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李时雨不忍看到“国破家亡、河山破碎”的惨状，决心加入共产党，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经过夏尚志的介绍，李时雨先是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之后，李时雨参加了一系列学生示威运动，请求南京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并参加了北平学生卧轨斗争，还在南京任北平学生大示威的总指挥。其间，李时雨优秀的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给组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2年，李时雨受到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哈尔滨从事抗日活动，任黑龙江省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兼秘书长。8月中旬一天深夜，他率部在巴彦县兴隆镇火车站重创日军，打死打伤数十人。10月，李时雨回到北大法学院。1933年4月23日，李时雨假称自己是李氏家族的晚辈，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护灵。

1933年“潜伏”拉开序幕

1933年，李时雨和孙静云结婚。1934年，李时雨从北大法学院毕业，党组织决定让他打入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经熟人推荐，李时雨成功打入东北军，之后又混入到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从此开启了他15年波云诡谲的潜伏生涯。

1936年6月，中共秘密组织领导人刘宇新找到李时雨，要求其配合他的工作。刘宇新是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特派员，专门做东北军工作的。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上午，刘宇新正在李时雨家中，跟他一起分析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就在南京被蒋介石扣留，东北军内部大乱。1937年2月2日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王以哲将军被枪杀。随后东北军整编改组，成立了绥靖公署，原来总部的各个职能机构纷纷裁撤。李时雨之前铺垫好的所有关系统统失效，他自己的处境也万分危险。无奈之下，东北军的工作只能被迫中止，李时雨决定去北平接受组织其他的安排。

谁知李时雨刚到天津，就发生了著名的“七七事变”，日军攻占了天津，切断了去北平的道路，李时雨就这样被困在了天津。幸好他在老同学于炳然的牵线搭桥之下，与天津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何松亭接上了头，这才不至于和党组织“失联”。从此后李时雨就归属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领导，开始在天津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1937年8月1日，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天津市成立了一个治安维持会，该会总务科长吴光弼是李时雨在西安的老相识。李时雨征得组织同意后，主动上门与吴光弼接触，请他帮忙给自己安排工作。

经过吴光弼的举荐，李时雨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还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派发的通行证。有了这张通行证，李时雨多次往返京津两地，为我党传递重要情报，还完成了两次极其艰巨的任务。

第一次任务：利用职务之便运输重要物资

中共秘密组织把两个箱子秘密送到了李时雨家中，里面装有重要的电台机械和马达。李时雨在夜晚开着法院的汽车，将两个箱子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到法院，搬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几天后，何松亭又送来了一个箱子，里面装的是电台零件，要求李时雨把这三个箱子一齐送出。可是这一次法院的车无法使用，为了不耽误组织的事情，当天凌晨，李时雨冒险雇了一辆三轮车。三轮车路过“法国桥”检查口的时候，日本卫兵招手示意停车，例行检查。

李时雨十分淡定，他下了车，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拿出日本人给他的特别通行证。日本人见他一身检察官制服，神色自若，又有他们颁发的通行证，知道这是个“大人物”，赶紧放行。李时雨对日本人点头微笑，回到车内，继续赶路，这时他才感觉到整个后背都被冷汗浸透了。

后来，李时雨将装有电台设备的三个箱子秘密送出，交给了河北中共秘密组织转运站的同志，圆满完成了这次“有惊无险”的转运任务。

第二次任务：营救天津监狱的共产党员冯骥

当时，天津高等法院正在审理共产党员冯骥的案子。何松亭找到了李时雨，希望他能利用职务之便，将冯骥解救出来。这时李时雨已经做到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长，在法院的拥有很强的话语权。于是他想都没想，就把这件差事揽下了。

李时雨考虑武力去劫监狱不可取，不但成功机会渺茫，自己的身份还会暴露。他经过分析，决定通过“合法手段”，让冯骥无罪释放。于是，他趁冯骥案主审康书记官外出的时候，将冯骥的案宗统统带走，并付之一炬。

康书记官发现案卷丢失，忙慌不迭向李时雨汇报。李时雨装出一副“深表同情”的样子，假意责怪了康书记官几句。眼见对方越来越慌，没了主见，李时雨又换上了一副“好领导”的模样，给康书记官支了个招：“我给你出个主意，准保你不会惹上任何麻烦。你就对外说，日军轰炸的时候，把档案室给炸了，冯骥的卷宗就在里面，也被炸得灰飞烟灭了。”

康书记官眼前一亮，对李时雨千恩万谢。他按照李时雨的说法跟上级汇报之后，上级果真没有责怪他。李时雨不动声色，不但销毁了冯骥的“罪证”，还卖了康书记官一个“天大的人情”，可谓一举两得。

在康书记官的协调之下，李时雨见到了狱中的冯骥，他趁四下无人，悄悄地对冯骥说：“你的案卷都被我烧掉了，你记住一点，现在你的罪名只是‘有共产党嫌疑’，你只要咬定你是跟人打架，被人诬陷就好了，其他什么都别说。”

随后，李时雨又到审判长、主审推事和陪审推事当中“做工作”，声称冯骥是自己一个朋友的亲戚，只因打架斗殴，被人寻仇诬陷才进了局子，希望大家卖自己一个“面子”，从轻判处。在李时雨的努力下，冯骥因为“证据不足”被当庭释放。

从这两个任务我们不难看出，李时雨是个有勇有谋，善于搞心理战的大师。他很会隐藏身份，又能很好地利用规则和人心，完成很多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

1939年：汪伪政府走一遭

1939年8月，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建立汪伪政权，同时在各地网罗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汪精卫派到天津的代表朱晶华通过熟人介绍找到了李时雨，希望他能代表国民党出席“六大”。李时雨觉得这是“潜伏”进汪伪的好机会，于是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

。1939年8月28日到30日，李时雨出席了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李时雨去到哈尔滨，会见了伪满哈尔滨市长，也是他的同乡赵东藩，从他口中了解了不少伪满的情报。

1939年9月，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决定成立北方党务办事处。12月改组天津市、北平市及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指定李时雨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李时雨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变化，他不但进入了立法委员会50人名单，还被任命为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相当于进入了汪伪政权的核心机要部门。为了工作便利，李时雨把他的夫人孙静云留在北平，这样就可以以“探亲”为由，随时回天津汇报工作。

1940年4月，李时雨抵达南京后，同汪伪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建立了关系，并很快就取得了对方的信任和重用，为我党获取了很多重要的战略情报。

那段时间，李时雨频频以“探亲”为名，来往于天津和南京。李时雨担心长此以往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于是他决定把妻子接到南京，让她负责传递情报。此后，孙静云接手了传递情报的工作，负责将李时雨搜集到的情报带给天津的何松亭。

1944年：大汉奸周佛海的“亲信” 拯救杨靖宇之弟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陈公博出任南京伪政权行政院院长、代理主席。大汉奸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后，陈公博的亲信幕僚纷纷被调离上海。当陈公博准备把李时雨调走的时候，周佛海出面拦阻，点名要把李时雨留下。就这样，李时雨一直在他手下担任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周佛海深得蒋介石信任，蒋介石密令，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维护上海地区的治安，而深受周佛海器重的李时雨被指派为上海行动总队军法处的副处长。

在上海期间，李时雨多次利用职务之便，协助我党侦察敌情、提供情报、营救多名党内同志，其中还包括抗日英雄杨靖宇的弟弟杨树田。

1945年8月的一天，李时雨北大的同学、中共秘密党员范纪曼找到了他，希望他能配合将李一鸣和杨树田从提篮桥监狱救出来。李时雨听说杨靖宇的弟弟被捕，立刻着手制定营救方案，当然用的还是“巧劲”。

当天，李时雨和范纪曼身着少将军衔的军装，乘坐李时雨的专车，来到提篮桥监狱。典狱长得知是李时雨大驾光临，赶忙外出迎接。

李时雨指着范纪曼说：“这位是从重庆来的范高参，这次是专程来接李一鸣和杨树田的，我们上海行动总队军法处负责配合接人行动，典狱长赶紧把人带出来吧。”

典狱长将信将疑，可是他明白李时雨是周佛海眼前的红人，自己得罪不起。于是，典狱长怯生生地说：“李处长，可是这个李一鸣刚被日本人带走了啊，你看这事……”李时雨装作不耐烦地说：“这样啊，那就先把杨树田带出来吧，总得对范高参有个交代不是。”

典狱长只得让人将杨树田带来，范纪曼接着上前给杨树田戴镣铐的时候，低声用俄语说到：“若是别人问起，你就说是我的部下。”就在两人准备把杨树田带走的时候，典狱长拿出一张移交犯人的公文，让范纪曼签字。

李时雨一把抢了过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说到：“这点小事哪用劳烦范高参啊，我们上海行动总队来签就行了。”典狱长长舒一口气，有了这个签名，起码上头问起来自己也有个交代了，随后满脸堆笑地目送几人离开。

1945年：军统“潜伏”正式开始戴笠至死难辨真伪

李时雨清楚，如果救杨树田的事情败露，自己留在上海只有死路一条，必须尽快离开。就在他准备策划“跑路”的时候，1945年8月26日，军统特务余祥琴来到上海找到李时雨，他劝李时雨不要急于离开上海，并表示：只要李时雨能把警察局的一些人员带给自己，就可以让李时雨加入军统。这样不但可以保住性命，还可以保住官阶，对李时雨来说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在余祥琴的引荐下，李时雨顺利“打进”军统。几天后，军统头子戴笠来到上海，还特别举行了一场“上海办事处纪念周会”。会上戴笠特别问起李时雨，并对他说：“李时雨，我听说过你，你很能干，在汪伪政府为党国大业做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军统欢迎你的加入。”

李时雨连忙端起酒杯，谦虚地说：“还是戴先生领导有功，以后还希望您多多关照。”

李时雨首先加入余祥琴的“沪郊指挥部”，负责逮捕、审讯汉奸。由于李时雨的“懒政”，这一组的工作乏善可陈。但是众人发现，自从李时雨来了，共产党人的运气却好的出奇，军统的几乎每一次行动都被共产党“完美化解”，本以为万无一失的抓捕行动也是次次扑空。

军统上海局察觉到了“内鬼”的气息，于是秘密展开对李时雨的调查。经过抽丝剥茧的调查，虽然李时雨已经隐藏得很好，军统特务们还是从他身上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他的妻子孙静云和弟弟李春芳有“共党”的嫌疑。于是大特务沈维汉专门给北平的戴笠发去电报，询问如何处置李时雨这个“内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