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墓碑。
墓碑的主人是一位德国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翰·拉贝。
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一个外国人，怎么会出现在专门纪念中国死难同胞的纪念馆里？
因为拉贝这个名字，对于南京，乃至中国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1937年11月，侵华日军进攻南京，他和十几位在南京的外国人一起，建立了个不足4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有30多万中国人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
在持续六周的血腥杀戮中，25万左右平民因为躲进安全区，保住了性命。
在南京如同人间炼狱的日子里，拉贝冒着生命危险，给凄风苦雨中的南京平民搭建了一个稍作喘息的空间。
而他记录南京大屠杀全过程的《拉贝日记》，更成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大罪的有力证据。
约翰·拉贝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由于早年丧父，他初中毕业后就做了学徒，后来在汉堡一家出口商行当伙计。
拉贝聪明好学，业务能力极强，不久便被老板推荐到一家享有盛名的英国公司工作，成为驻非洲代理。
1918年，他和妻子来到中国，两年后为德国西门子驻北京代表处工作。
拉贝在中国，一待便是30年，中国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乐于助人，谦逊可亲，在这里有很多朋友。
由于很强的工作能力，从1931年起，拉贝担任了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经理，住在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
在南京时，他决定办一所德国学校，方便南京地区的外国孩子们入学。
为了得到德国方面的支持，拿到学校经费，他加入了纳粹，并成为德国纳粹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
很多人听到“纳粹”，会不由自主地和“魔鬼”联想在一起。然而拉贝却是纳粹中的另类，是个真正的天使。
1937年9月开始，日军的飞机几乎每天对南京进行大规模轰炸，房屋、道路毁坏，平民不断伤亡。
拉贝的住宅，和他令人生畏的第二重身份，成为了周围邻居、陌生人的避难所和护身符。
他在自己家修建了防空洞，并拉起一面巨大的万字旗，避免日军的轰炸。
原本只能容纳12人的防空洞，每次都会挤进30多人。拉贝负责维持秩序，把最中间的位置让给妇女和儿童。
随着战事不断恶化，国民党节节败退，日军的轰炸越来越密集，人们如潮水般涌出南京，为抢一张船票，不惜代价。
拉贝的妻子和孩子为躲避战乱，也离开了中国，拉贝却决定留下来。
一方面，他出于责任心，放不下公司在南京的财产，和跟随他的职员和佣人们。
另一方面，滞留在南京，无路可逃的无数平民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他在日记里写道：“善待了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我们至少想办法救救一些人吧？”
与此同时，留在南京的十几个美国、英国、德国商人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并建立安全区，用来保护平民，拉贝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
安全区划定了一片四平方公里的区域，设立25个难民收容所，预计接收20万难民。
随后不久，南京政府陆续撤离南京，国际委员会半数成员也离开了中国。
西门子总部和德国驻华大使都向拉贝发来信函，劝他离开南京。
55岁的拉贝给德国方面这样回复：“我已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以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
在战火纷飞中建立一个安全区谈何容易，安置难民所需要的食物、炊具、药品、燃料，甚至垃圾清运等问题全部都要筹措、考虑。
南京政府在撤离前给委员会留下3万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可惜存放在离安全区很远的地方，等拉贝他们找到卡车拉这些粮食时，只剩下了一半。
为让日方的认可安全区的存在，拉贝四处奔走、呼吁，他给日本大使发去电报，请求日本政府同意设立安全区，并保证安全区内平民的安全。
可是，日本当局却没有给出答复。
他又给希特勒写信，通过上海纳粹分部负责人拉曼代为转交。
信中写道：“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
他还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总领事克里伯尔写信，求他支持自己的举动。
但是依然没有得到答复，希特勒并不想得罪日本这个盟国，选择保持中立。
也许是拉贝写给希特勒的信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日本当局终于向国际委员会回复，拒绝建立安全区的申请。
不过，在回复最后，又有这样前后矛盾的一句话：“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正是以这句话为依据，拉贝视为日本政府同意建立安全区，多次向日本军方要求，维护安全区的和平。
1937年12月13日，在狼烟滚滚，血流成河中，几十万百姓与南京一同沦陷！
随即，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开始。
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百姓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被残暴地杀害，机枪扫射竟成为最人道的杀人方式。
南京尸横遍野，烧杀抢夺、奸淫虏掠，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兽行，在各个角落发生，南京成为人间炼狱。
难民从四面八方涌进安全区，拉贝自己的住宅也住进无数难民，有时候只要他一打开院门，外面的妇女、儿童便会涌进来，跪在地上磕头，请求在院子里露宿。
眼前的人间惨剧让拉贝心如刀绞，他和委员会成员在安全区建立粥场，每天向难民施粥救济，提供最大帮助。
他自己500多平米的院子里，则挤进了600多难民，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收容所。
由于南京市政府已不复存在，拉贝在难民区还承担着相当于市政管理的工作，他在日记里戏称自己是南京的“执行市长”。
拉贝还给日本大使馆参赞写信，希望他制止日军暴行。还恳求他帮助红十字会获得南京日本军事当局的批准，以便开展人道主义工作，治疗受伤的大量中国士兵和平民。
然而，拉贝的呼吁几乎没起作用。即使没有遭到大规模屠杀的安全区，日军的兽行也在时刻发生。
愤怒的拉贝将目睹的一切记录在了日记里：
“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逃到安全区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不会再战斗，应当将他们释放。我刚走没多久，杂工就告诉了我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将这1300人绑走，拉出去枪毙。”
“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日本人不愿意动手清理，而且还禁止我们去清理……这个巷子的下水道里3天来已经塞满了好多具尸体……”
“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
“日本人每抢劫完一处，便会纵火，我想他们是为了掩盖抢劫的行为。”
这样的记录，他记了5000多件。
由于安全区时常有日军进行抢劫、强奸、杀人，拉贝便将这些案件详细记录，其中包括时间、地点、受害人、证人，给日本大使馆参赞不断写信控诉。
虽然收效甚微，但拉贝从未停止控拆。这些信件材料，被拉贝收录到了日记里，日后都成为了日军罪行的铁证。
在安全区，拉贝除了多方筹措资金、粮食，为难民提供食物之外，最多的就是想尽办法维护难民的安全。
他常常被难民拉去，制止日军暴行。有很多次，他冒着生命危险，把正在企图强奸姑娘的日军赶走。
因为，如恶鬼一般的日本兵遭到阻拦，便会毫不犹豫杀人。正是拉贝德国人的面孔和身上的纳粹袖标，才让日军对他有所顾忌。
有一次，他被一位飞奔而来的女人拦下，哭着求他去救救自己的女儿。
拉贝赶到时，一个日本兵正全身赤裸地压在一个年幼的女孩身上，女孩哭得声嘶力竭。
他跑过去把纳粹的袖标举到日本兵的眼前，用所能想到的任何语言大喊：“德意志”“希特勒”，甚至喊出“新年快乐”，那个日本兵才抱起衣服仓皇逃走。
被视为最安全的拉贝家里，这样的事也时常发生，无恶不作日本兵会爬过院墙行凶。
一天晚上，几个日本兵又翻进院墙，企图强奸难民中的一个姑娘，正巧被刚回家的拉贝撞见，拉贝命令他们从墙上再翻出去，其中一个人正骑在墙上，被拉贝推了下去。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发生，拉贝甚至不敢离开家，安排人晚上轮流值班。
拉贝被难民们视为救命恩人，他在日记中写到：“他们像供奉神祇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
1938年新年，生活在凄风苦雨中的难民们并没有忘记中国这个的传统节日。
他们在院子里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拉贝三鞠躬，感谢拉贝保护了他们，救了他们的命。
他们献给拉贝一块长3米、宽2米的红绸布，上面写着：“济难扶危，佛心侠骨……”等字样。
有人把上面的话翻译成英语告诉拉贝：“你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1938年2月，拉贝被召回国。
4月抵达德国后，拉贝被授予红十字功勋勋章、国外德侨功勋银质奖章，中国政府还授予他蓝白红绶带玉石勋章。
紧接着，拉贝四处演讲、做报告、放映同行的马吉所拍摄的纪录片，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他希望能被获准见到希特勒，但是没有实现，于是，便把报告《敌机飞临南京》，寄给了希特勒。
他在报告中写道，无意和德国的政策以及德国当局唱反调，而是为了履行对身在中国的朋友许下的诺言，即向希特勒通报南京的中国平民所遭受的苦难。
拉贝的本意，还是期盼希特勒能向日本施压，干预日本的暴行。
他意想不到的是，报告寄出几天之后，便被盖世太保逮捕，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影像资料被没收。
盖世太保责令拉贝要保持缄默，不许作报告，不准出书，不许再放映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影像后，将他释放。
从此，对于南京的所见所闻，拉贝被迫保持沉默。
德国战败后，1945年，拉贝因为曾经是纳粹党的身份，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在此期间，他被西门子公司解雇。
1946年，64岁的拉贝被同盟国认定为非纳粹分子而释放，但此后拉贝只能干些零星的活计糊口，生活十分拮据。
两年后，拉贝一家人窝在一间小房子里，已经艰难到煮菜汤、啃干面包，几乎到了濒临饿死的地步。
消息传到中国后，南京市民在短短几天内，便募捐了1亿元，折合2000美元，汇给了拉贝。
并且每隔一段时间，拉贝都会收到南京市民寄来的大包食品和衣物。
在最潦倒消沉的时候，来自中国的关怀，让他倍感欣慰。原来，被他保护过的人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靠着这些援助，拉贝得以安度晚年。
1950年1月5日，68岁的拉贝因为中风在西柏林去世。临死前，他将生前的日记交给了外孙女乌尔苏拉保管。
60年后，经过多方努力，《拉贝日记》终于公布于世，使南京大屠杀历史在全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力。
正如乌尔苏拉说的那样：“打开日记，读到的都是血。”那些令人窒息的文字，清晰地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骇人场面，和南京人民在日军的暴行下，求生无门的悲惨境遇。
拉贝曾说：“我要亲眼目睹这些残暴行径，以便我将来能作为目击证人把这些说出来。”
时隔半个多世纪，他的愿望终于达成了。
拉贝离世时，被安葬在德国柏林西郊的威廉纪念教堂墓园。
到了1996年底，由于墓地租期已过，拉贝的后代又无力再续管理费，所以陵园管理将拉贝的墓碑拆除。
拉贝的墓地成了没有任何标识的“荒坟”。
拉贝的后人联系到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想要把拉贝的墓碑捐赠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1997年，拉贝的墓碑由柏林迁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成为这里重要的一部分。
拉贝在中国生活了30年，如今又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中国。
荒废了17年的拉贝墓地，由南京政府出面修葺一新，并且一次性付清了40年管理费用。
拉贝的墓地是由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亲自设计。
墓碑基座上还嵌了南京特产的雨花石，上面用英文写着“感恩”“永远铭记拉贝先生的国际人道主义善举”。
至此，慕名前去凭吊拉贝的中国人不断增多，墓地时常被鲜花包围。
而拉贝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2020年，疫情肆虐全球。一位德国海德堡大学医院的医生，向中国驻德大使写信求援，说需要中国生产的一组药品，想救家人和自己的患者。
这位医生，正是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
工信部得知后，很快联系到浙江一家医药企业。这家药企知道是拉贝后人求助，立即决定免费赠药，并以最快速度，将药品发了过去。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拉贝对中国恩如大海。
即使80多年过去了，这份恩情也从未被忘记。
知恩图报，守望相助。
和拉贝有关的惦念，会一直延续下去。
而拉贝这个名字，也会载入史册，被一代代中国人铭记。
本文作者：青草
责任编辑：柳叶叨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