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末，解放战争硝烟未定，中共中央新华社于12月25日发布了一份国民党方面的首要战犯共43人的名单。这个名单基本囊括了当时国民党集团的所有党政军界重量级人物，甚至还包括一些文化教育领域的学者和文人。
直到宋美龄于2003年10月24日去世，名单上的43名战犯已经全部逝世，这份记载战犯的名单也成为了纯粹的历史史料。当我们回看这一份不长的名单时，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那个战争年代的激荡岁月，也能从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中一窥国民党集团的盛衰兴亡。
宋美龄
一、战犯由来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战犯主要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发动非正义战争的人；第二类是在战争中犯下严重罪行的人。第一类战犯大多为政治家，第二类战犯大多为军人。
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后被处以绞刑的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战犯也大多为政府高官，军人一般不需要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除非军人在政府部门中任职。
像是日本的战犯基本上是军人出任政府官员，所以才说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日本政府已经完全被军人绑架。
战争结束后，战犯须接受战胜方所组建的军事法庭的审判，清算其战争罪行，承担战争责任。从战犯的界定到战犯的审判，这不仅仅是为了在政治上巩固胜利成果，更是为了争取人民的认可，从而确立战胜方的正统性。
如此一来，公开公正的司法审判最能够以法律让罪人服罪，这或许对于和平的巩固更加有效。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的话来说，如果战胜者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就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二战以来，除了在纽伦堡和东京进行的那两场意义深远的世纪大审判，战犯这个名词并不会让我们产生更多的联想。实际上，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国共之间也围绕战犯问题展开过一段微妙的博弈。那么中共中央确定国民党战犯的依据是什么呢？
1948年11月1日，淮海战役即将胜利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惩处战争罪犯命令》。这份文件按照罪行轻重的顺序规定了12种战争罪行，只要进行过其中任一种活动，就应被确定为战犯。
按照该文件的精神，一切战犯都需要抓获归案并依法严办。但是如果战犯能够弃暗投明，为国内和平事业做出贡献则可以宽大处理，甚至可以取消战犯罪名。因此，中共对待战犯的政策可以概括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显然，这份文件的实质目的是为了打击和分化国民党集团，加快推进解放战争的胜利。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央依据《惩处战争罪犯命令》而制定的《内战战争罪犯名单》，正式确定国民党集团的43名战犯，将国民党方面的一系列重量级人物列入其中。而被我党圈定的43名国民党战犯的最终结局如何？
这份战犯名单的发布，对于行将就木的国民党集团来说自然是雪上加霜。1949年元旦，蒋介石向中共发出了和谈的请求，并提出了五项谈判条件，包括国家独立、人民休养生息、维护宪法、保障军队、人民生活保障和自由。
然而，国民党此时已经没有太多的谈判筹码。1949年1月27日，中共方面又在名单上追加了37名战犯，主要是重要战犯和重要战争鼓动者，蒋经国和胡适也因此被纳入名单之中。
蒋经国
分类是思维的基础，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分类的标准决定分类的结果，分类的结果决定了我们能够得出怎样的历史结论。因此，我们需要优先考虑使用怎样的分类标准。
虽然战犯问题并非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但它在当时的确是战争胜利的一个象征。对于今人来说，战犯名单也能够带给我们一个思路，借由这份名单，我们可以从这些国民党精英的人生走向探寻国民党的历史沿革。
如果将这份名单看作一份史料，那么对这份史料加以研究的首要难题就是对这43名战犯进行分类。
分类是思维的基础，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环节。分类的标准决定分类的结果，分类的结果决定了我们能够得出怎样的历史结论。因此，我们需要优先考虑使用怎样的分类标准。
中共在制定战犯名单时考虑的首要标准是战犯的地位高低和罪行轻重。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分类的标准并不止于这一种。
如果以职务、派系、领域、死亡时间作为分类标准，虽然也能够形成不同的分类效果，但若以考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发展走向为研究目的，那么以这些战犯的最终归宿作为分类标准似乎更有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将这些战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并在台湾终老的；第二类是既未随蒋逃台，也未回归大陆，而是客死海外的；第三类是回归祖国大陆怀抱的。
只有戴季陶一人是在国民党逃往台湾之前就在大陆自杀的，他也是名单上第一位死亡的战犯。
戴季陶
二、第一类：随蒋赴台
作为中共认定的“首席战犯”，蒋介石即使是败逃台湾，在国民党集团中的核心地位依然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追随蒋介石到台湾的这些战犯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小类：一类是受到蒋介石重用，继续担任要职的；一类是遭到蒋介石冷落的。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经营台湾期间，其政治重心已经放在为其子蒋经国铺平道路之上，这就使曾经随同蒋介石出生入死的国民党旧臣大多数都遭到了冷落，能够被继续重用的少之又少。
在台湾继续就任高官的人中，只有陈诚、顾祝同、周至柔、王叔铭、陶希圣五人得到了实质的任用。
陈诚在国民党占据大陆期间便是蒋介石的心腹。蒋介石败退台湾后，陈诚依然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在蒋介石大批清洗旧臣的情况下，陈诚的地位显得更加突出。他在台期间担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实际上成为蒋介石集团中的头号地方大员。
顾祝同在大陆最为人熟知的事迹就是皖南事变得直接责任人。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提拔不亚于陈诚，他将顾祝同看作是辅佐蒋经国的重臣，顾祝同也可称得上是蒋经国政坛中的恩师。
何应钦则是因为曾经偏袒桂系，且在西安事变中力主武力进攻西安，欲置蒋于死地，故而逐渐被削夺权力，淡出政坛。
王叔铭与周至柔一样是国民党空军的重要创始人，到台湾后也同样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与周至柔不同的是，他在军政两界都很活跃，是蒋介石在台湾的空军总司令。
陶希圣早年曾追随汪精卫，后来又投靠蒋介石，成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成为蒋介石反动理论的重要执笔人。随蒋赴台后，陶希圣依然是蒋介石重要的国策顾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在台的用人原则，他主要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要为蒋经国接班奠定基础，既要寻找辅佐人才，也要清除潜在政敌；二是策划反攻大陆的准备，高度重视空军的发展。
同情桂系型，共3人。白崇禧、何应钦和吴铁城被蒋介石排挤均与李宗仁有关。
白崇禧与李宗仁同为桂系，一直为蒋介石所不容。后来李宗仁返回大陆，白崇禧对于蒋介石再无价值，便遭到蒋的暗杀。
何应钦则是因为曾经偏袒桂系，且在西安事变中力主武力进攻西安，欲置蒋于死地，故而逐渐被削夺权力，淡出政坛。
吴铁城在蒋介石逃离大陆之际公开表示支持李宗仁，同样遭到蒋介石的记恨，因一次对蒋正面顶撞而被责骂，一气之下服药自杀。
权臣名将型，共7人。孙立人、陈果夫和陈立夫两兄弟、名将薛岳、余汉谋、胡宗南、军阀阎锡山均被蒋介石视为接班人的绊脚石。
陈氏家族为官僚资本的代表，因实力雄厚最先受到蒋介石的开刀。陈果夫穷困潦倒，病死台湾。陈立夫迁居美国一段时间后又返回台湾，晚年积极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算是对两岸统一作出了一定贡献。
薛岳在抗日战争期间取得一系列战功，在解放战争末期同余汉谋防守海南失败，到达台湾后均被蒋介石闲废在家。胡宗南和阎锡山分别在西北和山西称雄一时，逃往台湾后均被蒋介石授以虚职，实则被剥夺实权。
不满专制型，共2人。王世杰和吴国桢到达台湾后对蒋氏父子的专制非常不满，二人都是书生出身，都任过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特别是王世杰还曾任武汉大学校长，民主思想较为浓厚。后王世杰被革职查办，吴国桢也受到牵连，最终选择离台赴美。
潜心学术型，共2人。王云五和朱家骅到达台湾后很快就将精力放在文化事业上。王云五担任了政治大学的教授，以培养博士生为己任，也因此有了“博士之父”之称。朱家骅的主要事迹则是将北京的文物书籍运往台湾，在台湾重建中央研究院。
能力不足型，共8人。因个人能力不足或重大失败而遭遗弃的人并不算少，包括孙科、桂永清、张群、张厉生、吴鼎昌、熊式辉、刘峙、马鸿逵。
孙科是民国之父孙中山的长子，但资历和人脉都远逊于父亲，在蒋介石的幕僚下仅从事象征性职务。
孙科
桂永清曾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海军数十艘军舰哗变向中共投诚，桂永清因此遭受弹劾，不久后辞去海军职务。
张群和张厉生的意义在于推动台湾和日本的关系，特别是张厉生以蒋介石驻日本大使的身份破坏大陆和日本的往来。随着中日建交，二张也不再为蒋介石所看重。
吴鼎昌是重庆谈判的提议者，但最后反而弄巧成拙，反而使国民党丢失人心。
熊式辉在辽沈战役中败于解放军，致使国民党丢失东北。刘峙并非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在战败逃离途中被土匪抢劫，延误返台时间，被蒋介石抛弃。马鸿逵原是国民政府宁夏省主席，因红军长征期间“剿共”不力而被蒋介石遗弃。
纵观追随蒋介石赴台战犯的命运，不难看出，他们大多晚景凄凉，境遇稍好的还可以急流勇退，安享晚年。随着国民党的权力愈加集中于蒋氏父子，国民党的元老们逐渐退出政坛也是必然的结果，因对蒋介石不满而主动离他而去的也大有人在。
三、第二类：客死海外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蒋介石败退后出现了更大的裂痕，其他三个家族反而成了蒋介石重点打压的对象，他们要么被蒋无情夺权，要么早早离蒋而去。
除了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这三个与蒋介石关系匪浅的人相继远走美国，曾琦也同孔祥熙一样在美国为蒋介石政府声援。
宋子文与宋美龄兄妹并不是同时离开蒋介石的。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分歧由来已久，特别是西安事变后，宋子文向张学良保证其人身安全，但最后张学良却遭蒋介石软禁50年之久，从此成为宋子文与蒋介石永远的隔阂。
蒋介石逃台后，宋子文不假思索地携家带口赴美，与蒋介石几乎再无来往。随着蒋经国在台湾政坛地位的加强，宋美龄也逐渐淡出政坛，赴美休养，她也是43名战犯中最后一位去世的。
孔祥熙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像宋家那么差。解放军攻克南京之前，孔祥熙就飞往美国为蒋介石争取来自美国的海外援助，成为蒋介石与美国之间的重要牵线人。曾琦与孔祥熙一样在美国鼓吹对蒋介石进行援助。
除了蒋介石的亲族以及那些因对蒋介石不满而主动出走海外的人，还有少数恶名昭著而在海外流窜的人，如汤恩伯和马步芳。
汤恩伯因告发其恩师陈仪投共而被同僚视为卖师求荣，在台湾也饱受冷眼，最后在日本治疗胃病时死于手术事故。
汤恩伯
比起汤恩伯，马步芳才是所有战犯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红军长征期间，马步芳进行了残酷镇压。日后马步芳定居沙特阿拉伯，仍然不顾伦常而性侵其侄女，可谓兽性不改，直到病死沙特。
在远赴海外的人当中，张君劢和顾维钧是极为特殊的两位。
张君劢逃往美国后，自称为“第三势力”，既不认同国民党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但是这样一位中间派，却成为战犯名单上的最后一号。
顾维钧先生的外交成就是我们熟知的，从巴黎和会拒绝签约，到代表中国签署联合国宪章，他几乎见证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始末。客居美国后，顾维钧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籍，心怀祖国统一的信念。
顾维钧
四、第三类：回归大陆
战犯名单中，因为多方原因而最终回归大陆的人物共有6位，他们是李宗仁、翁文灏、程潜、卫立煌、傅作义和杜聿明。
需要注意的是，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的。实际上，以战俘身份被中共关押的还有黄维。
黄维被指控在淮海战役中下令使用毒气，具备战犯资格，之所以没有被列入名单是因为他在名单发布的前十天便被俘虏。但杜聿明要比黄维更早获得特赦，后来还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第二号战犯，李宗仁可谓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头号政敌，支持李宗仁的国民党高官一律成为蒋介石重点打击的对象。解放战争后，李宗仁离开蒋介石前往美国，被蒋介石剥夺“代总统”职务。后来李宗仁受中共感召回到了大陆，轰动世界。
因受到中共感召而回归大陆的另一位战犯就是卫立煌，虽然他的名气不如李宗仁，但他比李宗仁的回归要早了整整十年。与熊式辉一样，他也因东北战局失利而被蒋介石撤职和软禁。后来又长期受到国民党特务威胁，因此他回归大陆的渴望更加强烈。
傅作义和程潜在解放战争期间分别率部起义，实现了北平和湖南的和平解放，为北平和长沙这两座古城免遭战火蹂躏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建国以后，他们二人也在新中国人民政府中担任要职，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心力。
若说真正意义上的弃暗投明，翁文灏才是当之无愧。他是唯一一位先在国民党当局任职，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后回到祖国大陆的，他也是第一位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官。
翁文灏
五、千流竞下，殊途同归
当我们简单地梳理了名单上43名战犯的终局后，这些看似纷乱的人生结局中实际上蕴含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对国共两岸的不同态度。
不到一个甲子，从第一个自杀的戴季陶，到最后一个逝世的宋美龄，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已魂归尘土。他们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无论他们生前经历过怎样的悲欢荣辱，最终都陆续化为尘土。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他们固然留下了历史大转身时的迷茫，但也为后人留下了令人深思的足迹，正所谓“千流竞下，殊途同归”。那一页历史已经翻过，海峡两岸的历史正在新的世纪书写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