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太湖岸边的这个江南小城，在2000年的秋天，新世纪来临的时刻，在一瞬那间变得有些躁动了起来，瞬息万变近乎于有些自相矛盾混乱的消息，在梧桐树摇曳下的小街，在小巷里的古井旁，在每个弄堂口，在人们的嘴边不安地传送着：改制了，企业要改制。
班前饭后，人们的中心议题，就是不停地交换着各种渠道汇集而来的信息：什么企业要买断工龄了，补偿费的金额了，年龄的划定了。
很多的辰光中，人们都无心纠结于这个小城，在历史上留有的光辉业绩。然而，事实上这个小城，在悠久的过往中，留在历史的典藉上，却大多是浓墨重彩的记忆。
这是个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小城，自古富庶。人们常用“苏湖熟，天下足”来形容，足见这个城市对国家稳定的重要性，而最为典型的是丝绸业的发达。自西汉开通丝绸之路以来，及至明清年代，湖丝就象征着这个城市的名片，而远播海内外。小城众多的丝绸企业，支撑了经济繁华的三分天下。
然而，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波及到了这个宁静而古老的小城。
不知道该如何准确地描述，那个使人忧心忡忡的秋天里，人们心烦意乱的心情。只知道几场秋雨过后，小城里从试点到铺开，由点及面的企业改制，已成为既定的事实。
也就是在这个秋天，阿三下岗了。
阿三，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故而，人们都习惯地“阿三，阿三”地叫着。阿三家原本是小城丝绸店的小业主，五十年代工商业改造，其父母先后进入丝绸企业成为国营单位的职工。后来，阿三中学辍学提早毕业后,理所当然地顶职成为了丝绸厂的一名车间保全工。
认识阿三,也是缘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那年，我协助商业系统编纂商业志，而来到他们家里了解丝绸店的情况。
那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为家中的老小，替年老的父母招待我们的他，却是十分的热情与豪爽。记得给我们抽的烟，是当时十分难得的“红塔山”。
几次登门造访，一来二去许是年龄相当，我们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以至于在很多的时候，我常常去他家喝酒吹大牛。
阿三下岗的那天，我是被他用bb机呼去的。傍晚时分在他家里，我从他欲言又止的神情中，我猜测他心中有事。酒过三巡后，他喝了一囗酒后，语气平静地对我说：他买断工龄下岗了。在我还不算惊诧的疑问中，他把手一挥说道：
“不说了，还是喝酒，生个人头总会有办法的。”
我们喝了不少酒。酒后言语中，他和我说了不少关于他的想法，关于转行，关于重新选择工作，乃至于他想恢复父母的丝绸店时，使我在一刹那间，变得有点恍惚，觉得自己仿佛不认识了这位朋友。他在讲有关于今后的种种想法时，神色是那么兴奋与激动，完全看不出是一位刚下岗的前途茫然的人。
事实上据我的了解，文化水平不高，又步入中年他，我可以想象得出来，对于他今后的路，将是十分艰辛的。坦白地说，阿三家的经济条件不算太好。他结婚很早，然而，不幸的是由于老婆难产，儿子先天性的脑瘫，生活都无法自理。老婆也是文化不高的丝绸厂工人。父母当年那爿丝绸小店国家落实政策补偿的那点钱，也由于家中兄弟姐妹结婚时而用尽了。
那夜残留在我记忆中的景象：小街上有风在来回穿行，窗外隔壁邻居家的音响中声嘶力竭地撕吼着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在这个时刻，格外显得格外异样。
秋天的混乱与无序状态，几个月后渐渐地在这个小城平复了下来。人们在匆匆的脚步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再就业的现实，取代了人们的怨忧与愤愤不平。
我也是迫于下岗的事实,从国营企业出来,而来到了一个台资企业跑营销。那时，在外资企业确实不如国企铁饭碗那么轻忪。天天在外地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时时关注的是业绩状况，而和阿三碰面的机会随之也少了。
而和他又一次见面，是在几个月后的深夏。那天，我从外地归来。出车站的时候，在众多的三轮车夫中，猛然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就是阿三。
在见到我的一刹那间，他兴奋地跑上前。不等我发话，就急切地告诉我：他找到工作了，现在蹬三轮载客，收入还不错。说罢，拉着我说今夜头不干了，要和我吃酒去。于是，他用三轮车载着我，去了小城临河边的夜排档。
夜排档的下酒菜不算丰富，除了日常的疏菜，就是江南特有的小吃。而我们在临河边灯下的夜幕里，更在乎的是久别重逢的开心。好几个月不见了，阿三酒后的话很多。他说了怎么跟街道政府磨破了嘴皮，才争取到了蹬三轮的差事。以及几个月来，蹬三轮车的种种趣事。
他说：“还蛮喜欢这个行当，做个车夫，到是比较自由的。”
最后，他还难得幽默颇有些自豪地说：现在他也算是有车一族了。听着他开心的叙述，我表面充满笑意，其实内心在当时不免有些五味杂阵感受。那天，是他抢着买单的。
其实，在我跟他的交往中知道，他对于自己平素的生活，是十分节俭与精明的。在绸厂上班的那些年，他精打细算，抽最劣质的烟，作为一个大男人，上菜市场总要和人讨价还价半天。以至于左邻右舍送他个外号：“精死鬼”。
就是这个“精死鬼”，却担负了全家的开支，从牙缝中抠出了，足以养活他那个残疾儿子的开销。现在下岗了，蹬三轮车载客的收入，又不稳定，他更是节俭的要命。
但过后几天里的一件事，让我彻底的对他有了重新的认识。
记得很清楚，那是夏阳热烈的午后，天酷热的使人不时大汗淋漓。我在城西家里的天井中，正埋头于一大堆出差的票据里不能自拔。猛听得门前一阵车铃响起，打开门见是阿三来了。
阿三，满脸笑意地走了进来，不等我发话，就从包里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打扮朴素却也清丽的女孩。在我的疑惑中，他忙不迭地向我说明：这是他的干女儿，准确地说，是他资助的贫困山区的一个失学孩子。
我一时间被他弄得一愣一愣的，半天才回过神来。在我的追问下，他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大概几年前，他家门囗经常有个来城里做环卫工的外省人，一家子几囗人，丈夫有病不能干体力活。老家还有个大女儿，没钱读书快要失学了。阿三得知此事后，就主动提出了担负其学费的责任。
这事有好多年了，此事他从未声张，连我也不明就里。今天他来，主要是那个女孩考入了师范。央我帮写封好一些文字的信，表示祝贺一下。我问他怎么从未听他说过，他却轻描淡写地回答：
“这有什么好说的，简单的事情了。”
对于这一件事，他最终的解释是,他自己没有好好读书,所以看不得人家,没有书读。临了,他把自己的生活状态，归结于自己的文化程度太低了。
我确实被眼前这个并不伟岸的男人所震撼了。想想，他确实是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风雨交杂奔波了大半辈子，生活也并不富裕，而他更是生活得艰难。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普通人，却做出了常人需要足够勇气的事，却那么令人肃然起敬。
好多年过去了，新世纪给人的概念，是时间过得真快。后来的几年中我离开了外资企业，又独自辗转来到山区上班。对于阿三的消息，大多是旁人转述的。
在众多繁杂的有关于他的消息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是发生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那年的大地震，震惊了很多人。
流传于朋友间的述说是这样的：从电视上得知大地震的消息，阿三在同行中，是第一个捐款。而为了献血，天不亮就去排队等候。（那年献血的人确实也很多）好像为了隔几天多献一次血，差点和医务人员吵了起来。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作为他是十分自然的事。因为，我了解他也就并不感到奇怪了。
很多时候，从我零星得来消息中，阿三，做的善事很多。包括有一年太湖苕溪河涨水，城区道路水满溢了，是他第一个跳入阴井中，为邻里疏通管管。以及，类似不胜枚举的等等，在他眼里的小事。
我和他的友情是沉甸甸的，因为，我时常被他所感动着。平心而论，他在社会上，不是个出众的人。但所谓的出众的人，该是什么呢？我近来总在怀疑着！
最近一次见到阿三，是在去年的秋天。秋天的傍晚，我正在山里独享着爽朗的风，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电话中朋友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说阿三被车撞了，在医院里抢救呢。
第二天我急忙忙地从山里赶回城，来到医院后。使我宽慰的是，阿三并没有生命之危。只不过肩胛上打了钢钉，脚上打了石膏。事情的原由，是阿三骑着三轮车为避让横穿马路的老人，而被身后的车追尾了。
过了段时间我又去看他，他精神好多了，在医院病房里，多时不见的他，见到我依旧是透着那憨厚的笑容。言谈之中，他讲了这些年的经历。
他说，他这几年生活的还可以。还特别兴奋地告诉我，他儿子被政府定为低保户了，至少儿子的生活费有着落了，他家也分到了安居房。从他知天乐命的知足感中，我从他开始起皱纹的眼角边，一种满满的幸福感洋溢了出来。
阿三身材不算伟岸，一米七不到的个子，走在街上也是个常常会被人忽视的人。但他永远是快乐的。听城里小弄常里的修锁老人谈伯伯说：做善事做“好人”，会时常快乐和长命百岁的。阿三，够快乐的，有时快乐得让我羡慕和嫉妒。
也是，生活中有快乐足够了。
小城的很多故事很温情，也很符合它的性子，故事在年复一年地继续着。而“好人阿三”，街巷邻居常这样叫他。叫着叫着，大家早忘了他的真名了。其实他叫：龚金宝。
【醉爱诗书，实名：邵国阳，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湖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愿用文字与你作美好的交流】
（图片来自网络，如侵请删）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