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飘摇的民国时代，出现了一大批风华绝代的女子。她们或明艳倾国，或才情盖世，或风姿卓越，或才华横溢。

其中至今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四大才女:吕碧城、石评梅、张爱玲、萧红。

美貌如花、书香门第出生的吕碧城，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词人。曾担任《大公报》主编，创办北洋女子公学，与男子一样进入国民政府任职。她胸怀天下，才华盖世，却终生未嫁。

北京西城区风景秀丽的陶然亭公园之中，有一座著名的高石之墓。它是民国时期“北京著名女诗人”石评梅和情人高君雨合葬墓冢。才女石评梅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可惜27岁英年早逝。短短的一生错爱了一个男人，错失了另一个男人。身前悲苦地守着“终身不嫁”的诺言，身后与高君雨合葬，天地风水永世长存。

世人皆知的传奇女子张爱玲，那个一身孤傲、世事洞明的“临水照花人”，单单她和胡兰成的爱情足以惊艳世人，更不要说那犀利的文笔、傲视的才情。

而今天要说的四大才女之一萧红，是四人之中最悲苦、感情经历最曲折的。她的一生，兜兜转转，不断地与命运和家庭抗衡，却不断地失望、绝望。从第一次逃婚离家出走，她的人生一直在颠沛流离中流浪。从最北端的哈尔滨到北平，从上海到武汉，从重庆到最南端的香港。直到31岁客死他乡。

三十一年风雨坎坷，三十一年风雨飘摇，她经历了满目疮痍，落得个满身伤痕。一个叛逆、倔强、觉醒的柔弱女子，努力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却活得卑微而狼狈。

即使耀眼夺目的文学才华，也掩盖不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灰暗的人生。

回看萧红的短暂一生，造成她悲苦命运的，除了民国时期男尊女卑、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状况，还有其自身原因:

一、经济不能独立，空有一腔叛逆和向往自由的思想

萧红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对抗父亲张廷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配。在北平，她投奔了在此上学的表哥陆哲舜。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萧红，依靠陆哲舜家里每月供给的生活费度日。

也许是那个时代女性难以找到谋生之路，也许萧红经济独立意识跟不上思想自由的脚步，她的自由是以“委身”于陆哲舜换取的。而且这短暂的自由以陆家知情后停止提供而终止。

鲁迅曾经说过：“人生最痛苦的事梦醒了无处可走……就算是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所以，陆家切断了生活来源，萧红不得不和表哥陆哲舜回到呼兰河，完成她人生的第一次“走”和“回”。

回家后的萧红再次逃过父亲的软禁，一个人跑到哈尔滨。贫困潦倒时，那个她极力逃离的未婚夫汪恩甲出现了。富有戏剧性地是，萧红在穷困无助时，接受了汪恩甲的资助，并与他开始了同居生活。

仿佛，这个任性而叛逆的少女纯粹为了“逃婚”而“逃婚”。只要是父亲指定的未婚夫，无论是张恩甲，李恩甲她都不要；只要是自己遇到的，管他是汪恩甲、汪恩乙都要。

而这样的“自由”也没有持续多久，萧红怀孕后不久，汪恩甲说好了回家筹钱却一去不回。从她的生活中彻底消失。

身怀六甲的萧红又一次陷入绝境。不但温饱解决不了，还欠着旅馆好几百元的房租，被房东扣押在一个阴暗的小阁楼里。

一份寄给报社的求救信，引来了萧红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萧军。而她最初对萧军的感情，又有几分不是因为生计？

在小说《伤逝》中，鲁迅揭示出：女性只有获得经济独立权，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而同样的四大才女之一吕碧城，有胆识和底气终生未嫁，并说出这样的话:

“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东不成、西不就，有失机缘。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了。

那句轻描淡写的“幸而手头略有积蓄，不愁衣食”才是没有合适的宁可不婚的关键。

二、太依附于男人，太渴望所谓的爱情，导致萧红习惯性地行走在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看了好多关于萧红生平的书籍，也看了电影《萧红传》、《她认出了风暴》等，对于萧红从陆哲舜到汪恩甲，从萧军到端木蕻良，不停地辗转于给她温暖或温饱的男人一事，所有的解释是:因为童年缺少家庭温暖的阴影导致。

从小说《呼兰河传》萧红的自述看，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是个冷酷贪婪、重男轻女的封建制家长，亲生母亲对她不冷不热，继母虽然没有打骂过，也是不甚关心。

这样的家庭，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似乎稀松平常，一身傲气的张爱玲与萧红遭遇也大抵相同。至少，萧红有幸有一个疼爱她、宝贝她的祖父张维祯。

所以，原生态家庭的环境，不是萧红对婚姻错误选择的借口。

如果说，委身于陆哲舜和汪恩甲是因为生计所迫，后来面对萧军的习惯性家暴和风流成性，她依然忍气吞声，不能不说她离不开依附于男人，太看重那点儿所谓的“爱情”和“温暖”。

萧红的一生在追求爱情，追求自由，极力做自由的自己，却又永远做不好自己。在每一段感情的开始，似乎都是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资本，得以依傍一个男人。

在胡风主持的萧红与端木蕻良婚礼上，萧红说过这样一段话:

“掏心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的真心。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彼此爱护、关心体贴。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就像她逃婚汪恩甲后又与汪恩甲名不正言不顺地同居一样，她逃婚是不甘老百姓式夫妻生活的平淡，却在与萧军轰轰烈烈的爱情后希望归于平淡。

如果当初听从家庭安排与汪恩甲成婚，不见得达不到平凡夫妻的目的。

三、敏感薄情留给了亲情，善解人意给予了爱情，善良平和赋予了文字

在《呼兰河传》及萧红其他的文章里，对于亲情十分淡泊，给她留下温暖回忆的只有祖父张维祯和弟弟张秀珂。

萧红在文章《感情的碎片》里说：“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说：“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地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

这样声讨、谴责父母不疼爱自己的话，如果从一个几岁、十几岁一时赌气孩子嘴里说出来可以原谅。但是。三十岁的萧红用温和冷静的笔触诉说出来，不得不令人吃惊。

其可信度如何，看看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在《我的婶婶萧红》里说:

“萧红显然从来没有思索过父亲作为继子，在呼兰张家大院的微妙处境和可能的烦恼，而把自己的苦恼和不满一股脑儿地抛向父母。她只想从父母那儿索取任性和爱。当她认为这种爱更多的是从祖父那儿得到时，她‘恨’自己的父母，很长时间里一直不肯原谅。

而这样声讨父母薄情的萧红，生过两个孩子，一个是汪恩甲的女儿，一个是萧军的儿子。两个孩子她都没有扶养:一个生下没看一眼就送了人，一个原因不明地夭折。

虽然萧红当时颠沛流离，拮据窘迫得自己都养不活自己，根本无条件去抚养孩子。但这不能成为她抛弃子女的原因。

看看萧红自己对子女的行为，再看看她对父母的口诛笔伐，行为滑稽可笑。她的父母再不济给她温饱，供她读书，还为她出嫁准备了嫁妆。只是没有纵容她的叛逆而已。

在哈尔滨东顺旅馆，汪恩甲一声不吭弃他而去，萧红日后没有半句怨言；在与萧军同居期间，面对萧军的粗野家暴和屡次背叛，萧红至死也无怨言。

为什么对生她养她的父母和她生养的孩子如此刻薄寡情，却对生命中走走散散的露水“爱人”如此多情？这可能就是常说的那句:升米恩斗米仇吧。

性格决定命运，适合任何时代任何人。萧红的一生与其说是造化弄人，不如说是自己一步错步步错。

如果没有看过《黄金时代》和《萧红传》，不了解萧红的生平，很难相信《呼兰河传》和《生死场》那样平和冷静的文字，会出自这样一位饱经坎坷、一生不得志的女子笔下。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

萧红当属这样的英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