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候乙编钟
时间回溯到1978年，考古人员在湖北随州发现了一处墓葬，从该墓葬出土的文物高达1.5万多件，其中古代乐器占到125件，当中有一套令世界音乐史上为之一震的乐器–曾候乙编钟。
它之所以让世界为之动容，首先是它庞大的体型，大大小小的编钟加在一起共65个，按形制、大小及音的高低为序，可分成八组，分别悬挂在钟架上。钟架为铜木结构，分上中下三层，呈曲尺形。最大的钟通高153.4厘米，最小的钟通高20.4厘米，编钟的总重量达2.5吨之多，钟架及其配件重约1.8吨。
其次是极富科技含量的设计，经过实际测音，每个钟都能敲出两个乐音，而且音律准确，音色优美，至今还能演奏出各种曲调，独奏、合奏、伴奏都没问题。
编钟在我国出土的文物器物中不算罕见，但是数量如此之多，体积如此庞大，又富有科技含量的编钟就少见了。
这套庞大的编钟为何出现在曾候乙墓中，按常人思维，无非就是热爱音乐，曾候乙很可能是一名音乐发烧友。其次，这也是他身份高贵的象征，没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谁会劳民伤财地为你打造一套编钟随葬。再次，根据墓葬中的竹简记录，在65个编钟当中，其中一个铭文注明出自楚王赠送之礼，这至少说明编钟在那个年月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
送钟在我们今人看来似乎很不吉利，但是在战国时代，楚王送给曾候编钟，很可能是个顶级礼品。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先秦时代的乐与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乐器不只是娱乐工具，不只用来听“音”，还将“乐”与“德”结合在了一起。
礼仪文明在夏商周得到了辉煌的发展，随着周朝的衰落，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春秋战国时代，礼仪文明亦随之走向危机时期，即礼崩乐坏。礼仪文明的危机，如果按照老子的看法，根源在于失德。正因为失德，所以才提倡起了仁义教化这一说。
发掘中的曾候乙墓葬
在《史记·乐书》中这样描述音乐：“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者也。”，意思是音乐的作用在于，可以让人的血脉流通，也可以调理人的精神和心性。由此看，音乐的本质在于教化，故曰“礼乐”。
在古人眼中，音和乐是两个层次的品级，情动于中而形于声，“声”是表达乐的的最低层次，不管你什么学历，识不识字，都能感知到“声”，它是一种直白的表达方式。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为了通过声准确的表达我们的情感，七声音阶应运而生。
墓葬近景
通过错落有致的七声音阶创作乐曲，赋予不同的调门和旋律，从而表达人们丰富而复杂的心声和情感。这样“声”就有了审美价值，有了美感，“声成文，谓之音”。
“音”，从广义上讲，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音乐。音乐的种类有很多种，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情绪，悲伤的，狂躁的，庄严的，委婉的。但不同的音对人的影响也不同，听古典乐与听摇滚乐的人，多半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为了发扬音对人影响优越性的一面，《礼记·乐记》说“德音之谓乐”，或者说“德音雅乐”。从而将音提高到了另一个层次，即“乐”，所谓乐，就是那种能够体现道德教化的“音”，才有资格被叫作“乐”。“乐”重在陶怡人的情操，促进人的身心健康，从而对社会安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
是故审声以指引，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道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只有德，德者，得也。
音生于心，乐通于理，知声不知音者犹如禽兽，禽兽也懂听声儿。知音而不知乐，顶多算是庶民，庶民们没有机会接受音乐教化，只能停留在音的层次上。唯有君子懂乐，他们是有学问、有品位的精英分子。
因此说，声是一个指引，由辨声入音，由辨音而知乐，由辨乐而知政道。不懂声的人，不用与其谈论音，不懂音的人，不用与其谈论乐。懂得乐的人基本也就懂得礼了。礼仪和乐理都懂的人，谓之德者，有德才有得。
甬钟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礼学资料的汇编，是研究先秦时期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根据《礼记》的记载，我们再去理解曾候乙墓出土的大型编钟，恐怕不能单纯的停留在听“音”的层次上，而应该把它提升到“乐”的高度上来。
根据曾候乙编钟中的一件镈钟上的铭文记载，这件镈钟是楚惠王专门为曾候所作的祭器。根据战国时代的“礼乐”精神，楚王送钟的特殊意义在于，他在向曾候表达一种敬意，意在赞赏曾候的君子之德。
曾这个诸侯国，学者们没有在史料中找到出处，但还是有迹可寻。镈钟铭文上的楚惠王熊章是楚昭王的儿子。楚昭王与随国有一段故事，曾国与随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同为姬姓，有学者认为随国就是曾国。因为在历史上一国两名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晋又称唐，韩又称郑。曾候乙墓出土于随国领地也解释得通。
这个随国在《史记》和《楚世家》都有记载。话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攻破了楚国都城，吴国重臣伍子胥的父亲被楚平王杀害，为报杀父之仇，伍子胥掘了楚平王的坟墓，并鞭尸，后抛于荒野。破城时，楚昭王从国都逃了出来，四处逃窜寻找落脚的地方。他先跑到云梦泽，被吴军追杀时受伤，又转到郧国，被拒收后，又奔往随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楚昭王奔随”。
随国国君接收了楚王，即使面对吴王阖闾的重兵压镇，也没有退却，为楚国大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之后楚军大败吴军，楚昭王又回国复了位。周天子的子孙，分封在江汉流域的，几乎尽灭于楚，而唯曾国独存，很可能是因为曾候与楚王的这段缘分。
在曾候乙墓葬中，除了一件镈钟，还有大量楚国的王、太子和大臣们所馈赠的礼品，这说明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友好的往来关系。
对于这件镈钟，目前认同的看法，认为是楚王赠送的镈钟是独立于其它64件编钟之外的乐器。这种看法笔者认为并不合理，结合乐礼之德，楚王奔随的历史记载，以及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楚国贵族的礼品，可以推测整套编钟均由楚王赠送。
理由有四，第一，从镈钟摆放的位置来看，它是与这些编钟摆放在一起的，上面没有刻乐符相关铭文，而是记载了出处。换个角度理解，镈钟铭文的记载是对于整套编钟的记录，而不只是针对于镈钟本身一件而言。
如果楚王赠的镈钟仅此一件，完全可以与其它乐器置放于别处，为何偏偏要与这64件合放一处，这不能理解为巧合，或者有学者们认为的临时加进去的，这不符合逻辑。这只能说明镈钟在这套编钟中有着特殊的音乐功能，比如奏乐时先敲镈钟，代表节奏条理的开始，然后再开始打击其它编钟正式开始演奏，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镈钟
其二，从整套编钟的规模和设计来看，以楚国的经济和技术含量更有可能来铸造这样一套大型的编钟。史料中关于楚国的记载远远胜于曾国，楚国的实力远比曾国要雄厚。
其三，按照楚王奔随的故事来看，曾候的帮助对于楚国存亡的意义重大，曾候死后，楚国赠送一套这样的编钟，以示曾候通礼乐，有君子之德，代表着一位王对候的最高礼遇，理论上说并不过分。再从楚、宋两国国君亲自参加会葬来看，楚国相当看重与曾国的关系。
其四，目前出土的编钟也不只曾候乙墓一处，但为什么唯有曾候乙随葬的编钟最多？按照当时礼器、乐器、兵器等都是最常见的随葬品，曾候完全可以随葬楚惠王赠送的一件镈钟，或者在件数上没必要这么多。65件全葬一处，这又只能说明65件是一整套，不可分割，并且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才作为随葬品。
综上所述，由先秦的礼乐文明，由声入音，再到音及乐，乐礼相通谓之大德，可以推测，曾候乙编钟不能只作为乐器来理解，而应与礼仪相结合。再根据楚国与随国/曾国在历史上的密切关系，以及埋葬的位置等多种因素，可以推测，这套编钟65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楚国赠送的随葬品，既有政治意义，代表楚国与曾国亲密的同盟关系，也代表着楚王对曾候君子之德的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