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蛋的胜利
文丨舍伍德·安德森
译丨李 琬
我敢肯定，我父亲本性里是个乐观而和善的人。三十四岁之前，他一直是雇农，在俄亥俄的比德韦尔为一个叫托马斯·巴特沃斯的男人干活。那时他自己有一匹马，每到周六晚上，他就驾着马车进城，和其他雇农聚在一起待几个小时。到了城里，他会在本·黑德的酒馆喝上几杯啤酒，闲站着和人聊天，周六晚上的酒馆总是被雇农挤满。人们唱着歌，杯子重重地撞在吧台上。十点钟，父亲就一个人在孤寂的乡村小路上赶车回家了，他让马舒服地过夜休息，自己也上了床，对生活非常知足。那时，他从没有过出人头地的念想。
在他三十五岁那年的春天，父亲和当时是乡村老师的母亲结婚了。第二个春天，我呱呱坠地。对父母两人而言，事情开始变化了。他们有了抱负。在世上干出一番事业的美国式激情在他们身上爆发了。
也许那是因为我母亲。作为老师，她自然读过不少书和杂志。我想，她大概也读到过加菲尔德 、林肯的故事，还有其他一些出身贫民但立下功业的美国人的事迹。当我躺在她身边——她坐月子那时——或许她也期待着有一天我会统治人群和城市。不管怎样，她说服父亲不再给人做雇农，把马卖了，开始做起自己的生意。母亲是位高挑而沉静的女人，有着长长的鼻子和忧郁的灰眼睛。她并不指望自己能得到什么。但对父亲和对我，她却不可救药地满含期许。
他们两人第一次尝试经营的结果很糟。他们在离比德韦尔有八英里的格里格斯路租了满是石头的十英亩地，办起了养鸡场。我就在那个地方长到少年时代，也是在那里获得了有关生活的最初印象。从一开始，那就是些悲哀的印象，而如果说我自己就是个阴沉的人、更愿意关注生活中的黑暗面，那么我以为，这是因为我本该是快乐幸福的童年却是在养鸡场度过的。
如果你不熟悉这方面的事情，你就不会想到一只鸡会碰上那么多、那么悲惨的境遇。它从鸡蛋里孵出来，几星期后长成一只毛茸茸的小东西，你在复活节卡片上看到的那种。然后它可怕地脱掉了茸毛，吃下许多你父亲辛辛苦苦赚钱买来的玉米、谷物，可能会染上像是鸡痘、鸡霍乱和其他名字的病，会呆立着望着太阳，生病然后死去。会有一部分母鸡、时不时有些公鸡，仿佛是为了实现上帝神秘的意图而坚持活到成熟。母鸡下了蛋，更多的小鸡孵了出来，于是这恐怖的循环周而复始。这一切都不可思议，令人困惑。大概许多哲学家都是在养鸡场长大的。他们对一只鸡如此充满希望，然后又痛苦地遭遇幻灭。小鸡刚刚迈入生命之旅，看起来非常聪明机警，但实际上蠢得要命。它们和人如此相像，以至于让你把鸡和人的事情混为一谈。如果疾病没有夺走它们的生命，它们就等你的期望抬到最高时，有一天走到马车的轮子下面——被压扁碾碎，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它们小时候容易生寄生虫，你得花大把的钱买药粉。后来，我读过不少教人如何养鸡致富的书。这些书大概是给那些刚刚从智慧树上吃了果子的天人读的。它们的腔调非常乐观，宣称有抱负的、养了几只母鸡的普通人大有可为。你千万不要被它们迷惑。这些书不是写给你看的。你大可以去阿拉斯加的冰山上淘金，可以信赖政客的诚实，或者相信每天世界都在变得更好、正义在战胜邪恶，但是，绝不要看也不要信那些有关母鸡的书。它们不是给你看的。
但我有些离题了。我故事的重点不是母鸡，准确地说重点是鸡蛋。十年间，父母拼命想让我们的养鸡场赚钱，有一天终于放弃了这种挣扎，然后开始了另一种。他们搬进了比德韦尔镇里，做起了餐馆生意。为并不能孵出小鸡的孵化器而头疼，为幼小、可爱的毛球长成半裸的小母鸡接着变成死鸡而苦恼，这样过了十年之后，我们终于抛下这一切，带上家什赶着马车沿格里格斯路去了俄亥俄的比德韦尔。仿佛一个充满希望的小商队，我们期待着在一个新地方开始蒸蒸日上的人生旅程。
我们几个应该看起来都挺郁闷，我猜想，就和从战场逃出来的难民差不多。母亲和我在步行。我们找邻居艾伯特·格里格斯先生借用了一天马车，用来搬运东西。车上，那些廉价椅子的脚从侧面伸出来，而床、桌子、装满厨具的箱子后面是一个装着活鸡的条板箱，那堆东西上面放着我小时候坐过的婴儿车。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还没把婴儿车扔掉。家里不大可能再有新的小孩了，而且那车轮也坏了。财产稀少的人总是紧紧地抓住他们手里仅有的东西。这是让人对生活感到沮丧的事情之一。
父亲驾驶着马车，当时他是个四十五岁的秃顶男子，有点发福，在长期和母亲还有小鸡相处之后，也常常变得沉默而沮丧。我们开养鸡场的十年里，他一直给附近的农场帮工，他挣来的大部分钱都花在了买那些给鸡治病的药上，像是威尔默·怀特牌鸡瘟散或者比德洛教授牌增蛋素，或者母亲在禽类养殖报纸的广告上看到的其他药品。他脑袋上只有耳朵上方的两小撮头发。我记得小时候，冬天的星期天下午，他会在火炉前面的椅子上睡着，我就坐在那里看着他的脑袋。那时我已经开始读书，有了自己的一套想法，而我把他头顶那条光秃秃的路想象成一条宽阔的大道，就像恺撒为了带领军团从罗马出发走向神奇未知世界而开辟出来的那种路。而我想父亲耳朵上的头发就像是森林。我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梦到自己是一个小小的家伙，正沿着那条路踏入一个遥远美丽的地方，那里没有养鸡场，只有幸福的、与鸡蛋毫无瓜葛的生活。
关于我们逃离养鸡场进城生活的过程，你可以写一本书。母亲和我走了足足八英里——她步行是为了保证没有任何东西从马车上掉下来，而我是为了看看世界的奇景。马车上，父亲身边的座位上放着他最珍贵的宝贝。我接下来会告诉你。
在有几百只甚至几千只小鸡从鸡蛋破壳而出的养鸡场里，有时难免发生令人吃惊的事。和人一样，有时鸡蛋也孵出畸形的小鸡。这种意外不常有——大概是千分之一。比如你会发现一只鸡生来有四只脚，或者两对翅膀、两个脑袋什么的。这些小东西没法存活。它们很快就回到了造物主那颤抖过的手中。对父亲来说，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无法活下来，是他见证的生命悲剧之一种。他多少感到，假如他能将五只脚的母鸡或者两个脑袋的公鸡养大，那他自己也能发财。他幻想着能把这种奇观带到农展会上展示给其他农民，借此赚许多钱。
总之，他把这些奇形怪状的小东西都保存了下来。它们被泡在酒精里，分别装进玻璃瓶。他把它们都小心地装进箱子里，在我们进城的路上就把它放在身旁的座位上。他一只手赶马，另一只手按在那箱子上不动。我们一到目的地，他就立刻把箱子拿了下来，把玻璃瓶取出来放好。我们在比德韦尔经营餐馆的日子里，小玻璃瓶里的畸形小鸡就摆在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母亲有时表示抗议，但父亲对于他的宝贝格外固执。他宣称这些畸形儿别具价值。他说，人们都喜欢看古怪稀奇的东西。
我是不是说过，后来我们在俄亥俄的比德韦尔做餐馆生意？我说得有点夸张了。这个小镇在一座矮山脚下，临着一条小河。铁路不经过这镇子，火车站在北边一英里外一个叫皮克尔维尔的地方。以前车站边还有一座苹果酒坊和一座泡菜厂，但我们去那儿之前它们都倒闭了。每天早晚都有巴士从比德韦尔主街的旅店出发，经过特纳道来到车站。我们去这么个偏远的地方开餐馆是母亲的主意。她念叨了一年这件事，然后有一天采取行动，租下了火车站对面的一座空房子。她相信餐馆能赚钱。那些来往的旅客，她说，总是会在附近等着去坐出城的车，而城里的人会在车站等那些进站的车。他们可以来餐馆吃馅饼、喝咖啡。如今我长大了，明白了她这么做还有别的动机。她对我寄予厚望。她希望我出人头地，在城里上学，变成城里人。
在皮克尔维尔，父母都像他们以前一样工作得非常辛苦。一开始，我们必须把这个房子打造成餐馆的样子。那就花了一个月工夫。父亲做了个储物架，把一盒盒蔬菜摆在上面。他还做了一个标牌，用大大的红色字母涂上自己的名字，在他的名字下面是那句迫切的指令——“在此用餐”——但很少有人服从这指令。他们还买来玻璃陈列柜，里面装满雪茄和烟草。母亲擦洗了地板和墙面。我开始去城里上学，很高兴能远离养鸡场和那些看起来倒霉悲惨的小鸡。但我仍然不太快乐。每天傍晚我沿着特纳道走回家里，记起我看到的那些在学校操场玩耍的孩子。一群小女孩一边单脚跳一边唱歌。我也试着那么做。在那条结冰的路上，我认真地单脚跳了起来。“蹦蹦跳跳去理发店” ，我尖声唱道。然后我停了下来，警惕地四周打量。我害怕被人看到我欢喜雀跃的样子。那时我一定感到，像我这样在死神每天到访的养鸡场长大的孩子，不应该做这样一件事。
母亲决定我们的餐馆要开到深夜。晚上十点会有一列朝北开的客车经过我们门前，然后有一列本地的货车。货车上的工人要在皮克尔维尔转车，当他们完成工作就会来我们店里弄点热咖啡和吃的。有时会有客人点一只煎鸡蛋。凌晨四点他们再次回北边去时又会来我们餐馆。小生意就这样渐渐做了起来。母亲晚上睡觉，白天打理餐馆、喂饱客人。白天，父亲就睡在晚上母亲睡觉的床上，而我去比德韦尔镇上学。在漫长的夜晚，母亲和我都睡了，父亲就做些烤肉，准备放进那些客人用午餐篮带走的三明治里。就在这时，在世上有所成就的念头又出现在他脑子里了。美国的精神占据了他的心。他也变得野心勃勃起来。
长夜漫漫，没有什么可做，于是父亲有了思索的空闲。这却成了他失败的根源。他断定，自己过去的失败是由于他不够乐观，因此未来他要对生活抱有信心。大清早，他上楼去找床上的母亲。她醒来，两人开始说话。房间一隅，我在自己的床上听着。
父亲认为，他和母亲都应该为来访的顾客提供娱乐。我现在不记得他确切的言词，只记得他给我留下将要莫名其妙地成为艺人的印象。当比德维尔来的客人特别是那些很少到来的年轻客人在餐馆落座，店主将会给他们奉上一些有趣的演说。从父亲的话听来，我猜想他追求的效果，近于坎特伯雷故事里那种欢乐的旅店老板。一开始母亲一定有些怀疑，但她没说什么反对的话。父亲相信，那些比德韦尔的年轻人将会渴望来到店里，接受他和母亲的陪伴。到了晚上，饶有兴致的人群从特纳道上唱着歌前来，他们三五成群，又唱又笑地走进我们的地盘，餐馆里会充满歌声和欢庆。我不想造出那种印象，让你觉得父亲在做作地谈论这件事。如我所说，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那些人需要一些能打发时光的去处。我跟你说，他们一定需要这样的去处。”他一遍遍地重复着，那大概是他所说的全部了。而我自己的想象填补了他话中的空隙。
接下来两三个星期，父亲的提议改变了整个屋子的氛围。我们交谈不多，但每天正在学会努力用微笑取代阴沉的脸色。母亲对客人微笑，而我受到感染，对我们的猫微笑。父亲几乎是狂热地想要取悦别人。他体内某处无疑潜藏着一丝表演型人格。他不会把这种能力太多地花在那些深夜光顾的铁路职工身上，但他似乎一直热切等待着比德韦尔来的年轻男女，希望向他们展示他的才能。餐馆柜台上一直放着一只装满鸡蛋的铁丝篮子，在他脑中冒出取悦别人的想法时，这只篮子一定就在他眼前。鸡蛋似乎在潜意识的层面触发着他的观念。不管怎么说，他刚刚对生活涌起的激情，很快就被一枚鸡蛋浇灭了。有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我被父亲发出的怒吼惊醒。我和母亲都从床上坐了起来，母亲用颤抖的手点亮了床头的灯。前门砰地关上的声音从楼下传来，几分钟后父亲迈着沉重的步子上楼了。他手中握着一枚鸡蛋，手像是怕冷那样发抖，目光里有种疯狂的神情。他就那样站着盯着我们，我觉得他肯定想把鸡蛋扔在我或母亲身上，但他只是将它轻轻地放在有床头桌上的灯旁，然后在母亲床边跪了下来。他开始像孩子那样哭泣，而我被他的悲伤感染，一起哭了起来。我们俩号哭的声响回荡在整个二楼房间。我唯一记得的细节就是母亲的手不停地抚摩着父亲头顶那条光秃秃的道路，虽然这很荒唐。我忘了母亲对他说了什么，以及她是如何让他开口告诉她楼下发生的事的。就连他后来的解释也被我忘干净了。我只记得悲伤惊怖的心情，以及父亲跪在床边时他头顶光溜溜的道路在灯下闪耀的样子。
至于说楼下发生的事，不知为何，我知道这故事，就像我亲眼见证了父亲的挫败那样。随着时间流逝，你会明白许多难以解释的事情。那天晚上，年轻的乔·凯恩，一个比德韦尔商人的儿子来皮克尔维尔车站，等着他父亲从南边坐火车来，预计十点到达。结果火车晚了三个小时，乔走进我们的餐馆打发时间等着火车到站。当地的货车进站了，工人们也吃饱喝足了。餐馆里只剩下乔和我父亲两个人。
从他一进来开始，这位比德韦尔青年大概就对我父亲的举止感到困惑。在它看来，父亲是对他的逗留表示生气。他注意到，他的出现显然让餐馆老板不太自在，于是想着离开。但外面下雨了，他也并不想走那么长一段路回到城里再走回来。他买了五美分的雪茄，点了一杯咖啡。他把兜里带着的报纸拿了出来，开始看报。“我在等晚班车，晚点了。”他带着歉意说道。
乔·凯恩以前从没见过我父亲。父亲一言不发地盯了他很久，当时无疑在经受怯场的折磨。正如生活中常常发生的那样，他曾经如此频繁、如此多地想象眼下他遇到的这种情形，以至于在真正遭遇时感到莫名紧张。
紧张的表现之一是他不知道把手放哪儿。他把一只手用力地从柜台上方伸出来和乔·凯恩握手。“您好哇。”他说。乔·凯恩放下报纸看着他。父亲突然看着柜台上那篮鸡蛋，双眼放光，开始了演说。“呃，”他犹犹豫豫地开头了，“呃，您听说过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吗？”他像是有些恼怒，“那个哥伦布是个骗子。”他语气强烈地说，“他说要让鸡蛋竖立桌子上。他这么说了也这么做了，但他是打破了鸡蛋才做到的。”
在我们的客人看来，父亲似乎是为哥伦布的欺骗行径而震惊。他咕哝、大吼，宣称不该教孩子说哥伦布是个伟人，因为他毕竟在关键时刻作弊了，他说他能让鸡蛋竖起来，虚张声势后却玩了个花招。他一边继续念叨哥伦布，一边从柜台上的篮子里拿起一枚鸡蛋，开始走来走去，把鸡蛋放在手掌之间搓动。他亲切地笑了，开始嘟哝着说人体的电流如何对鸡蛋发生作用，宣称他通过用手揉搓鸡蛋，不打碎蛋壳也能让它竖起来。他说，手掌的温度和轻度的摇晃能够给鸡蛋一个新的重心，对此乔·凯恩也显出了几分兴趣。“我经手过几千只鸡蛋，”父亲说，“没人比我更了解鸡蛋了。”
他把鸡蛋放在柜台上，鸡蛋倒下去了。他试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会把鸡蛋放在掌间揉搓，一边念叨着有关电流、引力定律之神奇。半个小时之后，他的确在片刻间让鸡蛋立起来了，但是他抬头看见客人已经没在看这把戏了。当他再次让乔·凯恩关心起他的成功时，那鸡蛋却又倒了下去。
父亲心中燃烧着一个演员的热情，但又为他最初的表演尝试感到困窘。于是这时父亲从架子上把那些畸形禽类拿了下来，展示给他的客人看。“看看，像这个家伙七条腿、两个脑袋是怎么回事？”他问道，展览着他珍藏品中最稀奇的一件，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他把手伸出柜台，拍了一下乔·凯恩的肩膀，就像他还是个年轻农民时那些周六晚上在城里的本·黑德酒馆里看到人们所做的那样。看到酒精里漂浮着那些不成形状的鸡，客人感到有些恶心，站起来就走了。父亲从柜台后面站出来抓住客人的手臂，让他再次回到座位上。他有点生气，一时间只得别过脸去，然后挤出微笑。他把玻璃瓶放回架子上。他突然大发慷慨，说他来请客，请乔·凯恩再喝杯咖啡、抽支烟。接着他拿来一只平底锅，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罐子，把里面的醋倒进锅里。他宣布要做一个新的表演。“我会在这锅醋里把鸡蛋加热，”他说，“然后我会在不弄碎蛋壳的情况下，让鸡蛋从瓶子的颈穿过去。当鸡蛋进到瓶子里，它会保持原来的形状，蛋壳会再次变硬。然后我会把瓶子给你，你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它，人们就会好奇你是怎么把鸡蛋放进瓶子的。别告诉他们，让他们去猜吧。这就是这个把戏有意思的地方。”
父亲对客人挤了挤眼睛。乔·凯恩断定面前的这个男人脑子有些问题，但不会伤害人。他把父亲给他的那杯咖啡喝了，继续看报。鸡蛋在倒了醋的锅里加热之后，父亲用勺子盛着它放到柜台上，然后走进后屋拿了只空瓶子来。他做这个把戏时，客人并没有看着他，这令他生气，不过他还是高高兴兴地进行着。他挣扎了很长时间，费力要让鸡蛋挤进瓶颈。他又把锅放到炉子上，想要再次加热鸡蛋，但放鸡蛋时烫伤了手指。在滚烫的醋汁里再次沐浴之后，鸡蛋稍微变软了些，可还达不到父亲的目的。他试了又试，内心被一种狂热的决心占据了。当他觉得快要大功告成的时候，晚点的火车到站了，乔·凯恩无情地往门口走去。父亲做了最后一次绝望的努力，想要征服鸡蛋，让它证明他是个能取悦客人的餐馆老板。他威胁着鸡蛋，试图对它表现出某种粗暴的样子。他骂骂咧咧，汗水从前额渗了出来。鸡蛋在他手里碎裂了。鸡蛋液喷溅在他的衣服上，此时乔·凯恩在门口停下，转身看了看，笑了起来。
父亲喉中发出了愤怒的咆哮。他暴跳起来，叫喊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句子。他又从篮子里取出另一只鸡蛋往那年轻人的脑袋扔去，但客人避开了鸡蛋，从门口逃走了。
父亲手里拿着一只鸡蛋，走上楼见母亲和我。我不知他想干什么。我以为他想毁了它，毁掉所有的鸡蛋，并让母亲和我看着他这么做。然而，当他见到母亲时，身上发生了变化。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他轻轻地把鸡蛋放在桌子上，跪在床边。父亲决定歇业一晚，上楼睡觉。关好餐馆大门后，他把灯吹熄，在一阵咕哝的交谈声后，他和母亲都睡了。我想我也去睡了，但很难睡好。
黎明时我醒了，盯着床头桌上的鸡蛋很久很久。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有鸡蛋，为什么鸡蛋会生出母鸡，然后母鸡再下出鸡蛋。这个疑问进入了我的血液。它会一直在我体内，我想，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不管怎样，这问题在我脑中一直没解决，而我得出结论：这也是证明鸡蛋取得彻底的、最终胜利的又一证据——至少对我们一家
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美国作家。
为了帮助家里，安德森从小就干过各种各样的活，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短暂的参军后，他开始下海经商。1912年的一天，他突然离家出走，到了芝加哥后，他加入了芝加哥的文人圈子。1916年，安德森发表了带有浓重自传体风格的小说《饶舌的麦克佛逊的儿子》，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1919年《小城畸人》的发表使安德森获得成功，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